董士沅，民国时期的一位中产阶级代表，他的一本账本记录了他从1936年到1942年的生活开支，包括2000多笔收入和开销。
董士沅作为一家地方货栈的掌柜，承担着全家的开支，因此他养成了记账的习惯。这本账本不仅反映了董士沅的个人经济状况，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
他的账本是采用传统的四柱记账法，以“腰格通天条”账式记录，是一种常见的记账方式。从中可以看出，即使在战争期间，人们仍然需要管理和记录自己的财务情况，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家庭。
董士沅对于生活的细节记录十分认真，无论是购买水、盐，还是交通、娱乐，以及人情往来，他都一一记在册，而且笔迹工整清晰，几乎没有涂改。
通过这本账本，我们可以看到战争以前他的体面生活。他住在小城的一座大房子里，每日的饮食都非常讲究，饭桌上总是有鱼、肉、蟹、鸡蛋等食物，他经常购买烧鸡。
他出门要坐黄包车，平日街上买办，要雇人力帮忙提重物。他经常购买各种书籍和字画，他的人情较重，经常有婚丧嫁娶、宴请随礼等。
他还定期洗澡修发、打赏伙计等。账本中有一个细节可以侧面佐证他的“讲究体面”，当他短期下乡时，他会有特别的支出用来购买开水、鸡蛋、馒头、咸菜等饮食，这说明乡里的饮食不能满足他的需求。
他下乡收租时，高昂的交通费用与早茶、点心等项支出也表明，他非常看重“体面”。
董士沅的体面生活主要依赖于他的工资和投资收入。他的工资每月平均46元，商号存款的利息收入、他以投资人身份入股后所得的官利和分红，使他每月平均收入达到103元。
虽然这个收入水平不算高，但足够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且，相比普通上有老、下有小的中产，董士沅没有家庭负担。
他的父母在他开始记账前就去世了。因此，他的经济负担并不重。 1936年，随着战争的临近，国内的反战动员开始加强，董士沅作为商界人士，积极捐助抗日。
他的账本上记载了他多次捐款和捐助活动。他捐赠1.34元资助“援绥军”抗日作战；购买爱国公债10元；日寇轰炸宿县，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他积极捐助医疗费5元，又向红十字会捐助5元。
此外，他还为慈善组织捐款、施药等。 从这些可以看出，董士沅是一个爱国且有良知的中产阶级。他知道在战争面前，国人必须团结一致的事实，因此积极参与捐款和捐助活动。
1937年底，战火蔓延至上海、南京等地，安徽省的董士沅开始感到担忧。他预感到战争的火苗可能蔓延到自己的家乡安徽。
同时，他的祖籍江苏武进县，即现在的江苏常州武进区，已经被战争笼罩，这让他非常担心家人的安危。为了保障家人的生活，董士沅开始频繁通过邮递给家人汇款和物资，但他的心情却十分沉重。
在那段日子里，他在账本的空白处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十二月以后，家用米虽能寄，但回望家乡，情况不明，旅人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
只能默默祈祷上天保佑家人，让他们能逢凶化吉。”这句话表达了他对战争的痛恨，对家人的深深牵挂和无奈。 战争带来的不仅是混乱和恐慌，还有贫富的鲜明对比。
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他们没有富人的权势和财富，无法利用权势保护家人，甚至不敢轻易抛下一切离开。虽然富人在战乱中也能维持生活，但穷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底层的，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艰难和痛苦。
董士沅尽管拥有稳定的收入，但他并不想因此丢弃自己的家庭。他选择留守商号，希望能在这场战争中保持平安。
然而，现实往往并不如人意，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他的想法太过天真。 核心思想：战争带来混乱和贫富差距，中产阶级在战争中的困境和无奈。
安徽沦陷后，日本人对粮食流通的控制越来越严格，董士沅的工作商号生意陷入停滞，最终导致他失业。尽管他在尝试等待奇迹，但一年后，他被迫接受现实并回到家乡另谋生路。
考虑到安全问题，他选择绕远路回家，虽然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但这个决定减少了他在战乱年代火车被炮击的风险。
回到家乡后，没有了固定收入的董士沅变得非常节俭，他将大房子租出去，用租金差补贴家用，并开始从事兼职，如将自己的字画卖掉。
虽然做兼职和租金差可以赚取一些钱，但由于物价上涨，董士沅一家的生活水平逐渐下降。他开始减少对肉类、酒类、宴客等方面的开支，而增加了看相、算命的迷信支出和与亲友联络的邮递支出。
这些支出变化从账本上可以清晰地看出。
邮政挂号凭单上董士沅频繁的看相、算命，显示出他的生活充满了困扰和疑惑，和所有遭遇不幸的人一样，他试图通过玄学寻求一些方向、安慰和启示。
董士沅的账本上，还有一个显眼的支出项目——办理良民证，需要花费1.2元。此外，他还需要定期向伪政府交纳所得税、警苛等各种税费，这种生活负担让他感到十分沉重。
在民国良民证期间，董士沅仍然保持着个人卫生习惯，只是他洗澡和理发的频率明显降低，更多时候是分开进行。这是因为他的经济状况变得紧张，分开支付可以减轻一些经济压力。
生活日益艰难，但董士沅始终保持讲究，这在他的账本中得以体现。即便在战争年代，他下乡时，仍然把部分资金用于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如开水、鸡蛋、馒头、咸菜等。
然而，他已经不再购买那些价格昂贵的点心了。战争年代，董士沅的账本中，服务性消费的支出明显减少，而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支出明显增加。
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在战争年代，食物等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减少，导致其价格快速上涨。
董士沅的家庭经济情况随着食物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上升而恶化，表现为恩格尔系数上升。恩格尔系数常用于衡量家庭的贫困程度，数值越高代表家庭越贫困。
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恩格尔系数会逐渐下降。国际社会通常认为：恩格尔系数在0.6以上代表贫困水平，0.5-0.6代表温饱水平，0.4-0.5代表小康水平，0.3-0.4代表富裕水平，低于0.3代表最富裕水平。
从董士沅的恩格尔系数来看，1938年以前，他的恩格尔系数较低，甚至接近最富裕水平。然而，从1938年上半年开始，他的恩格尔系数逐渐上升，除了1939年上半年有所下降外，其余时间都处于贫困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