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恢复人的尊严” ——余英时，一个知识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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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君按：余英时先生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史学大家，被誉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他继承钱穆先生的传统学脉精髓，又广泛吸收西方文化资源，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史之学，以博洽古今的宏大视野将中国数千年政治、思想与文化熔于一炉。
作为一位历史学者，他在中国思想史领域的研究尤为人称道，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其为人、治学之风，在朋辈弟子间亦传为美谈，对两岸三地的年轻学者影响深远。余英时曾说，“我早已决定自己的真生命便是求知识学问”，而他的一生也始终走在学术的路上。在本文中，学人团队将通过搜集尽可能多的文字与影象资料，以勾勒出这位史学大家的学问人生。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师从史学大家钱穆、杨联陞，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2006年，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获首届唐奖汉学奖。著有《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历史与思想》《陈寅格晚年诗文释证》《论天人之际》等著作。
“许多外面的东西我认为都不必去求的。我早已决定自己的真生命便是求知识学问，我也没有别的才能。至于将来得到什么荣誉，这是自己做不了主的。我对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一概置之不问，等于不存在一样。”
一、“一生祸尽文字出”
余英时，祖籍安徽潜山，1930年生于天津。母亲张韵清在生他时，因难产去世。父亲余协中（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睹物伤人，举家搬离天津，此后随着父亲工作的变动，幼年的他曾旅居北平、南京、开封、安封等多地。
余英时的母亲张韵清、父亲余协中
余英时一岁时穿的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余协中跟随国民政府前往重庆，7岁的余英时则随家中亲戚回到祖居的故乡——安徽潜山县官庄乡，在那里他度过了九年（1937-1946）童年时光。
余英时的故乡景色／图片来源：余晓八
潜山官庄乡西山大屋之一角，即余英时少年时的居住地方
这段稍显漫长的官庄乡居时光，对余英时一生的治学与思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由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直觉了解，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有很大帮助。这种体验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
我在乡下生活了那么多年，无意中对中国传统社会获得了亲切认识，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这一段经历使我和同一代的知识青年略有不同。在我大学时期的同学中，很多人是在都市长大的，谈到中国乡村生活，没有切身经验：传统社会的种种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往往不甚清楚，因此很容易接受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认为地主和农民之间只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是两个互相仇视的阶级。
（《余英时回忆录》）
在这期间，他尽管断断续续上过私塾和初中，但并没有接受完整、严格的教育， “唯一与后来研究有关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启蒙” 。不过，后来回想他觉得这种情况也有好处，“就是思想不太受束缚，许多清规戒律我都没碰到，所以我倒是比较自由。”
潜山官庄乡西山大屋旁竹林，余英时1937-46年居乡时常去此游玩
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是潜山官庄乡第一代走出去的人，他接受新式教育，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后来曾赴美留学，回国后又在国内多所高校任教，是一位优秀的西洋史学者，与当时的文化政要也多有交往。余英时曾在家乡的阁楼翻到胡适赠送给余协中的一首自作的五言诗：“风过镜平湖，湖面生轻绉。湖更镜平时，毕竟难如旧。”
“他的字很秀气，长手长脚，但不是书法家的字，而是典型的文人字。因为是为我父亲写的，我无意间对他产生了一种亲切感。”（余英时）
余协中对自己的这个儿子非常欣赏，曾在赴美访问胡适时向其夸耀，后者在1958年1月16日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内容：
潜山余协中来访。他是用Refugee Act来美国居留的，现住Cambridge。他说起他的儿子余英时，说Harvard的朋友都说他了不得的聪明，说他的前途未可限量。 我对协中说：我常常为我的青年朋友讲那个乌龟和兔子赛跑的寓言，我常说：凡在历史上有学术上大贡献的人，都是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力。如朱子，如顾亭林，如戴东原，如钱大昕，皆是这样的，单靠天才，是不够的。
余英时曾自嘲“一生祸尽文字出”，那么这种“惹祸”可能早早便从童年时期开始了。1943年前后，由于驻扎潜山的桂系军阀的一个营长杜庭进为非作歹、欺压乡里，余英时激于义愤写了一份很长的状子，控诉其罪行。但他立意并不是真想将状子递交政府。不巧的是，在他外出的几天里这份状子被前往他家的营长下属发现，从而酿成了一出不大不小、有惊无险的风波——营长兴师问罪而来，经乡绅们几度解释与盛筵招待，最终勉强接受了状子乃是一个孩童的游戏之作的说辞，扔下大开杀戒的威胁而去。
1944年，14岁，在安徽潜山县城
这一次风波，固然显出少年余英时远超同龄人的笔力，但也在他幼年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至此，他匆匆告别天真的童年，被突兀拉入了一个成人的世界。
事过境迁，我已无法重建写作时的心理状态了，但这一事件在我个人生命史上却构成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夜之间我忽然失去了天真的童年，而进入了成人的世界。这一转变并非来自我自己，而是我周边的人强加于我的。
（《余英时回忆录》）
二、“我的父母即是中国的一部分”
1945年抗战结束，余英时在桐城的亲戚家中暂住，等待阔别的父亲接他到大城市读书。此时，余协中受杜聿明委托到沈阳创办东北中正大学。1946年夏天，余英时从桐城重回安庆，再到南京转北平，最后定居沈阳，与分隔九年的父亲再度相聚。
1946年，16岁，在沈阳住所前
定居沈阳时，余英时开始补习英文、数理化等课程。但这些课程毕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补起来的，他清醒的认识到，专修自然科学是不太可能的，加之自己的兴趣所在以及主攻西洋史学的父亲的耳濡目染，历史学便成了1947年夏考入中正大学的余英时的选择。在这里，他的老师中有梁实秋、孙国华、高亨等人，在一位青年讲师的中国通史课中，也第一次接触到了钱穆的《国史大纲》。但由于战局变幻，余英时仅在这里读了三个月的书，便于1947年12月随父亲从沈阳飞往北平。
余英时和二伯母张韵华女士合照。约于1947年在北平。余英时出生时母亡，由二伯母抚养至1946年
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是余英时闲居北平的一年。这一年里虽没有入学读书，但在各种思潮风云际会的北京，他开始接触当时中国流行的思潮，“在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波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当时流传甚广，也是余英时接触马列思想的开始。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读物是储安平创办的、自由主义立场的《观察》周刊，其中所宣扬的理念正与他心灵深处接受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五四观念相契：
我记得1948年夏天读到胡适在《独立时论》上的《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非常兴奋，因为胡适在文中强调争取自由在中国有很长的光辉历史；他指出孔子“为仁由己”便是“自由”的另一说法，我也认为很有说服力。我一直相信中国既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其中必有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文化因子，经过调整之后，可以与普世价值合流，带动现代化。我不能接受一种极端的观点，即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只有专制、不平等、压迫等等负面的东西。
（《余英时回忆录》）
作为一座文化古城，北平的生活在余英时的回忆里也有说不尽的生活情趣：
我偶然会到郊外颐和园、玉泉山、香山等地远足。至今不能忘怀的乐趣之一便是逛旧书店，琉璃厂固不必说，隆福寺、东安市场以及其他小书摊都是令人流连忘返的所在，有时发现想找的旧书而又索价甚贱，可以使人高兴好几天。夜晚听免费京剧也是一大乐事。……这是旧北平最令人恋恋不舍的文化生活。1978年10月，我在离开了二十九年之后重到易名的北京，竟感觉到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余英时回忆录》）
1948年10月，余英时和家人离开北平，前往上海。1940年代，余协中在与第二任妻子胡芷青离婚后，和尤亚贤结婚，并生下一子。1949年夏，父母及弟弟辗转台湾后又赴港，余英时留在大陆照料上海的家。这年秋天，他考到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以插班生身份学习。
1949年，在上海寓所
此时的北平基本上局势已定，准备迎接新政权的成立。在燕大，他系统研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品，常常与同学讨论，但心中的许多困惑依然无法解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我能同情的，然而阶级斗争和我早年在乡村的生活经验格格不入”，“我觉得我必须更深入地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才能判断马克思主义的是非”。
1950年初，他趁着寒假赶赴香港探望双亲，到了之后，父母有诸多事务需要他协力且盛情邀他留下，他发现难以短期离开，最终只好又向燕京大学请了一个学期的假。由于居留时间变长，父亲便提议他在这期间向刚刚创办了新亚书院的钱穆先生学习。余英时知道这是父亲有心留他在港，虽然同意了，但内心没打算长留。
余英时继母尤亚贤夫人（1911-2017）与父亲余协中教授（1899-1980）
对于去留的问题，余英时的内心经历了漫长的“天人交战”：在情感上他自然不愿弃父母于不顾，但在理智上，他始终不认为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可以是他的长留之地，初创的新亚虽有钱穆这样的大师在，但能否继续下去仍是一个问题，“总之，我的生命只能和中国本土打成一片，是我早年无可动摇的一大信念。在此一信念驱使下，我终于狠下心肠，独自坐上去广州的火车”。（余英时：《香港与新亚书院》）
7月底，余英时搭上了前往广东的火车。但火车到了广州境内一个叫石龙的小站时发生故障，停留了四五个小时。在这意外多出的几个小时里，余英时改变了主意，随之也永久地改变了他的命运。
首先，我觉得太自私，只为个人的兴趣着想，完全没有考虑到父亲的处境：他年事已高，在香港不太可能找到适当的工作，因此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对于未来生活的忧虑。我离港前确有感受，但未及深思。这时在石龙车站回忆以往半年与父母相处的情况，不禁愧悔万端，汗泪并下。我才领悟到，如果我留港不走，必要时或可成为家中一助力，父母一定会安心不少。
（余英时：《香港与新亚书院》） 其次，我一意要回中国本土，为自己国家尽力，也是过重外在的形式而没有触及具体内容，最后流为一种抽象之谈。我的父母即是中国的一部分，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舍此不管，还谈什么为中国尽心尽力？
最后，这时韩战已经爆发了一个月以上，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出入，两边都日趋严格。我回北京以后，再访香港的机会将十分渺茫。我和父母与幼弟这次分手便真成为不折不扣的‘生离死别’了，想到这一点，我更是悔心大起。
在火车未修好之前，余英时已决定：到了广州后，不仅不北归，而且要重回香港。“说起来教人很难相信，我在做了这一新决定之后，几个月来一直深深困扰着我的‘天人交战’，突然消逝不见了，心中只有一片平静与和畅”。
三、犹记风吹水上鳞
新亚书院是钱穆和一些朋友于1949年秋在香港创办的一所学校，主要接收从大陆流亡而来的学生或学者。余英时的入学考试是由钱穆亲自主持的，只叫他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之类的文字。交卷以后，钱穆当场看了余英时的试卷，马上决定录取。在余英时的回忆里，“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引以自傲的事”，因为在钱先生的所有弟子中，从出题到录取全由其一手包办的，可能只有余英时一个。
新亚书院。图源：网络
1950年至1952年，是余英时在新亚书院读书的时期。由于初创期的新亚面临严重的经费困难，钱穆常常不得不四处奔波筹措经费。由于在台北的一场演讲中因礼堂倒塌负伤，1952年的整个春季钱穆都在台湾疗养，也没能在当年6月赶回香港参加余英时的毕业典礼。
余英时新亚书院毕业照，1952年
余英时1952年7月于新亚书院毕业
由于新亚师生还少，常常有师生同聚的机会，在这些日常的交流中，余英时看到了不苟言笑的钱穆“即之也温”的一面，彼此间无话不谈，但“他（钱穆）的尊严永远是在那里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钟忘记。但这绝不是老师的架子，绝不是知识学问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这是经过人文教养浸润以后的那种自然”。
新亚书院原址的桂林街公共休憩空间，有一块印有新亚第一届毕业典礼师生签名，左边的正是余英时的签名。摄：Nasha Chan
当时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也在新亚兼课，钱穆常常与他们一家一起去太平山顶或石澳海边喝茶，余英时在钱穆九十寿辰诗中的“犹记风吹水上鳞”一句，便是回忆此时的情形。
海滨回首隔前尘，犹记风吹水上鳞。
避地难求三户楚，占天曾说十年秦。
河间格义心如故，伏壁藏经世已新。
愧负当时传法意，唯余短发报长春。
在1953年到1954年的一年里，余英时几乎天天和钱穆见面，开始比较切实地研读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原始典籍，这是余英时治学道路上重要的奠基期。
钱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对于胡适、陈独秀等人所主张的西化观念并不认同；而《胡适文存》是对早年的余英时影响很大的一本读物。“在思想方面，我相信钱先生对我很有意见，而我也不能完全接受他的看法，但彼此只是心照不宣，从未说破”。这种思想上的隔阂并没有影响彼此的交谊，在余英时心中钱穆是他一生敬重、相伴四十年的老师，而钱穆对于这个聪颖的学生也非常看重。
右起：余英时、钱穆，时间不详
1956年余英时访学哈佛时，钱穆曾几次去信，希望余英时能够“早归”，“相与讲究切磋”，可惜由于全家来美的关系，余英时不得不将为期两年的访学计划改为博士研究生计划，“无论如何，失去向晚年的钱先生从事系统问学的机缘，这是我生平最大一憾事”。
在此后的人生中，余英时每年到台北访学时，无论行程如何仓促，总会去拜谒钱穆，“这并不是出于世俗的礼貌，而是为一种特殊的情感所驱使。我们师生之间的情感是特别的，因为它是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四十年来，这种情感已很难再用‘师生’两个字说明它的内容了。”
四、“带艺投师”：哈佛留学时光
1955年，25岁的余英时作为新亚书院提名学者，入选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人计划”，得到了一个前往哈佛访学的计划。这对于在港期间生活窘迫的余英时来说，实是意外之喜。
但在办理赴美签证的过程中，余英时却遭到了台湾当局的限制。其中缘由，便是余英时曾于1951年参与香港的“第三势力”报纸《自由阵线》的编辑工作，并发表过一些提倡民主自由的文章，从而被目为反国民党的“第三势力”，他的出国申请便被搁置一旁，无从获批。
《民主制度之发展》（1955，亚洲出版社）、《自由与平等之间》（1955，自由出版社）等余英时“少作”(图源Facebook用户：電光影裡書店）
最终，在美国驻港领事馆的协助下，他以“无国籍”的身份获得了赴美签证。原本计划于1955年7月前往、9月开始的访学计划，最终推迟到了10月3日方才成行。
1955年10月3日，香港启德机场，余英时先生乘泛美航空公司飞机到美国
作为访问学人离开新亚时，余英时与校方签订合同，约定两年之后他必须回新亚服务至少两年。但他刚到美国不久，父亲很早之前提出的移民申请竟意外获得通过，为了避免与家人分居，在征得到钱穆同意后，他转而申请哈佛燕京学社的博士研究生，并于1956年秋顺利通过，开始正式跟随杨联陞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主修中国汉、唐之间的古史。
杨联陞在当时的学界，已是研究东汉士族问题的大家。而1955年之前，余英时还未曾听闻杨联陞的名字，这或许与新亚注重经典研读的治学风格不无关系。初到哈佛时，几个朋友带余英时到杨联陞家里拜访，几天之后在费正清家的茶会上两人再度相遇，他向杨联陞问道：“您现在专门研究什么东西？”一时传为笑话。后来，余英时回忆道：“这并不是我看不起杨先生，我根本不知道他，怎么可以乱讲话：久仰久仰。”
余英时先生的两位业师：钱穆（右）、杨联陞（左）
左一：余府宴客。中为余英时先生与夫人陈叔平女士；
右上：余英时（左）与刘梦溪，1992年；右下：右起余英时、巫宁坤
在余英时的学术历程上，钱穆之外，杨联陞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两位业师治学风格迥异，从不同方面给了他必要的纠正与补充：
在香港时我受钱先生影响最大最深，注重通识，喜欢讲大问题，因为钱先生擅长宏观论断，又能抓住要点，能用一两句警策的话笼罩全局。这都是我想学的。但我尚无学力，这样做是危险的，杨先生的渊博和谨严在此恰好是对病下药，把我从悬崖边上救了回来。
（余英时《我的治学经历》）
杨先生知道我已在钱先生门下受过熏陶，所以开玩笑地说我是“带艺投师”。因此他教我另外一套治学方式，也就是现代西方学界的普遍规矩：基本材料当然是原始文献，但原始文献中有许多地方必须用现代的眼光去理解，读者才能明白，这就得考证和分析，不能不负责任地引用经典原文，便算了事。 （李怀宇：《余英时：知人论世的历史研究》）
在哈佛，余英时的研究和听课十分自由，几乎毫无拘束。在读博期间，除了跟随杨联陞研究中国古史（集中在汉、唐之间），更选修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的课程，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合开的中国近代史、赛门（Ronald Syme）的罗马史、怀特（Morton White）的历史哲学、佛烈德里治（Carl J. Friedrich）的西方古代政治思想史等。而他选修这些内容，并非想对西方史学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其主要目的仍在为中国史的研究提供一必要的参考和辅助。
孔捷生与沈君山对弈，余英时（右二）观棋不语
此时他与一大批杰出的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结交，开阔了眼界。哈佛余英时的家被当时许多港台留学生称为“余家庄”——因余英时的父母都在哈佛，这些学生便常常前往余家“打秋风”，进而常在一起聊天、谈论学问，进而办起了讨论会。当时出入“余家庄”的人有张光直、张灏，还有一些史语所得老先生，如张秉权、严耕望、董同和等。
余英时的博士论文《东汉生死观》，是在1959年他为钱穆先生祝寿而撰写的《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1962年1月初，费正清以博士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宣布余英时的博士论文——《东汉生死观》顺利通过评审。至此，他的博士学位计划便完成了。
五、重返新亚：平淡人生中波澜汹涌的日子
博士毕业后，余英时到密歇根大学任教，在此期间写成了《汉代贸易与扩张》。当时学生中有比他大十二岁的黄仁宇，在《黄河青山》一书中，黄仁宇多处写到余英时热心地为他推荐工作、申请研究基金。1964年余英时和陈淑平结为夫妇，从此相濡以沫，一同走过了近半个世纪，两人育有二女。陈淑平是著名教育家陈雪屏的女儿。
1966年，余英时离开密歇根大学，回到哈佛任教，与杨联陞先生合教十八世纪以前中国史，并于次年拿到了长期聘约。
1973年，余英时出任新亚书院院长（《新亚生活月刊》，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
为了履行1955年赴美前与新亚书院方面的承诺，1973年至1975年，余英时回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新亚书院院长，“不幸”又轮到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又恰好港府决心改革香港中文大学，要使原本独立于大学的三间书院——崇基、新亚、联合隶属于中文大学之下。余英时被任命为改制小组的组长，于是这两年的生活成为了他“平淡人生中一次波澜汹涌的日子”。
1975年，担任新亚书院院长的余英时（左三）| 图源：香港中文大学资讯处
从1974年夏天到1975年的5月，改制小组前后开了一百多次的会议，最终确定的方案却两面不讨好。港府方面不能认可，新亚方面的唐君毅、牟宗三也不认可，唐君毅认为他“出卖”母校，甚至鼓动学生以大字报批他：
我为此曾对唐先生当面说：您是老师，有问题应直接找我说明，因为这件事我已向新亚董事会作了报告，而且您自己也是董事之一。现在你们不公开和我讨论，问清楚真实情况，却在背后鼓动学生向我贴大字报，实在不能叫我心服。唐先生也无话可说。不过事后，我还是理解唐先生确是为了理想而奋斗。这是一场不幸的误会。但我对新儒家在理论上陈义高远，而实践中却和常人差不多，不免感到失望。 （余英时：《我的治学经历》）
与余英时同为改制小组一员的陈方正后来回忆道：
他翩然回归，出长母校新亚书院，跟着又担任中文大学副校长，真所谓英才俊发，风华正茂，不料旋即卷入大学体制改革风波，为这所崭新学府的转型付出沉重代价，两年后就黯然返美，似乎是绚烂归于平淡了。其实，那才是他事业的真正开始。
陈方正与余英时聚餐。右起：邢慕寰、余英时、不知名者、陈方正、金耀基、余小姐、余夫人，1982年9月。
回归香港的这两年，也是余英时写作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他发现此前用英文写成的著作在日本、台湾学者间几乎无人问津，于是决定之后用中文写作，再用英文写一篇提要式论文，供西方读者阅读。1976年，余英时出版《历史与思想》，在中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此后他每一著作的问世几乎都会引起热烈的讨论。
余英时，1984年。来源：联合报
1977年余英时被礼聘为耶鲁大学讲座教授，1987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直到2001年退休。一生执教三个常春藤大学，这在美国名校中是少有的纪录。作为一名教师，余英时实可谓桃李满天下，许多今天非常著名的历史学者，如王汎森、黄进兴、林富士、罗志田、彭国翔、陈弱水等，都曾是他的学生。
2006年，余英时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2014年，又荣获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唐奖首届汉学奖。这样的成就在华人学者之中，无出其右。
左一：2006年获颁有“人文学界诺贝尔奖”美誉的克鲁格奖后，应媒体要求展示奖章；左二：“克鲁格奖”两位得主余英时（左）及富兰克林（右），与赠奖人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毕灵顿合影。（《明报月刊》资料照片）
2014年唐奖得奖人：汉学奖得主余英时。（记者邱德祥／摄影）
六、自问生平志业，在追求中国思想史的新知识
我一直欣赏西方学术界流行的一句老话：一个研究工作者的最大荣誉是姓名能出现在其他学人著作的“脚注”中，footnote，而不是在报纸的“头条”新闻上，headline。我自问生平志业即在追求中国思想史方面的新知识，绝无兴趣作“公共知识人”，因此从未参加过任何有组织的政治、社会活动。我虽然在治学之余，偶然发表一些有关世事的评论，那也不过是稍尽现代公民的言责，即康德所谓“公开运用理性”的表现，如此而已。
（余英时：《我的治学经历》）
余英时一生著述颇丰，陆续出版中英文著作近60余本，论文400余篇；研究领域上自春秋战国，下至五四，且思想、社会、文化、政治无所不包，是极少数在史学研究上能驾驭各朝代，又精通西方学说的学者。
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研究教授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曾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他写了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当我们在正式投票决定聘用他时，我们的中国研究专家团队都意识到，余英时在我们的每个专业领域都至少有一篇重要的论文。”（1987年余英时加入普林斯顿大学）
“东西史学大师跨世纪对谈”，谈论1898～1989世纪交替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图为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照片来源：联合报
但余英时毕竟也有他的专业与主线。思想史毫无疑问是他的专业，而其中也有两个主线：“第一个轴线是认识中国文化必须在其自身的环境之下，但有时也要靠‘比较观点’”，第二个则是“始终把重点放在改朝换代之际”。熟悉余英时著作的人，不难在他的作品中发现这两点。
1993年“国家、社会、国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瑞典召开，与会嘉宾合影。前排右三为余英时。（图源：陈迈平）
据余英时自述，他的思想史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不但研究上层的经典（如儒家和道家），而且也注重下层的民间思想，尤其关怀上、下层之间的互动。
不但探索中国思想史的连续性（continuities），而且也分析它的断裂状态（discontinuities）。
以我过去的研究工作而言，我的重点主要放在中国思想史的几个重大的变动时代，如春秋战国之际、汉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这是四个最有突破性的转型期。
今天研究中国思想史不能不具备一种比较的眼光（comparative perspective），但不能流入一种牵强的比附（forced analogy）。
（2007年10月6日日本中国学会第59回大会，余英时“我与中国思想史研究”讲词）
摄于2007年，图源：中华书局
“以西方为参照，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性所在”，是余英时史学研究的核心，他相信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与现代的民主、自由等价值相融，而不是它们的敌人。他曾在2006年的克鲁格奖得奖演说中提到：
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迭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由于关注儒学的发展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余英时常被视作“新儒家”的一员，但他否认这种说法，相比于新儒家的侧重抽象理论内容，他更认为自己是一个注重研究史实的思想史学者。
中国思想史中的变动，是余英时思想史研究的另一方面，“（我）寻找两千多年中的种种变动，主要是想破除中国二千年未变的偏见”。余英时认为中国思想史上主要有四大“突破”：一、春秋战国时期，从“礼坏乐崩”到“道为天下裂”；二、汉末到魏晋南北朝，士的个体自觉的觉醒及其与群体秩序之争；三、唐宋之际，士大夫群体的“回向三代”与“同治天下”的政治理想；四、16世纪即王阳明（1472-1529）时代，士商互动以及士大夫群体从“得君行道”向“觉民行道”的转变。
事实上，我研究每一个思想变动，首先便从整体观点追寻它的历史背景，尽量把思想史和其他方面的历史发展关联起来，其次则特别注重“士”的变化和思想的变化之间究竟有何关系。 （余英时《我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关于士这一群体的研究，构成了余英时史学研究贯穿始终的核心。他既关注士这一群体在历史中的变动，也将其与西方语境中的知识分子相比较。他认为西方近代的公共知识人（Public Intellectuals）与“士”的概念最为相似：
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从孔子的“士志于道”“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到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德、政治、社会等方面均有深重的责任感与参与意识。由传统的“士”转化为具有独立人格和尊严的现代知识人，便是中国现代知识人所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人生课题。余英时认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现代知识人，只是这一脱胎于传统的群体，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文化特色：
第一，从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到采取实践行动，中国知识人都当仁不让，包括多次革命在内。西方学人对这一点很感诧异，因为西方知识人虽也提倡普遍价值，但并不将求得其实现看作是他们的特有的责任。 第二，中国现代知识人对于执政集团及其最高领导人，无论是什么名义，在建言之际，往往使人感到有传统士大夫向朝廷和皇帝上条陈的味道。他们似乎仍仰视大权在握的政治领袖，不敢与之分庭抗礼。这就失去了现代知识人的独立人格和尊严。康德说，所谓“启蒙”可以理解为“公开运用理性于一切事物的自由”。其实这便是现代知识人，尤其是“公共知识人”的基本精神。换句话说，他们对一切有关公共事务，只凭理性向全社会发言，该批判的便批判，该建议的便建议，根本不考虑政府及其领袖是否会因此愤怒。 （余英时：《我的治学经历》）
在这种知识人的转型之中，余英时认为胡适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其缘由便在于他敢于“公开运用理性”，“我觉得胡对今天年轻一代的中国知识人最能发生积极影响的地方，便在他能不向政治权威低头”。
余英时生平剪影
2000年|图源：联合报
2007年|图源：中华书局
2007年|图源：中华书局
2008年 | 联合报，拍摄：曾学仁
2014年
2018年
最早在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士与中国文化》第二版序中，余英时提出以“知识人”替换“知识分子”一词。在过去他也随俗使用“知识分子”，但后来他觉得过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右派分子、坏分子、反动分子，等等，而在西方和日本，便都是用“知识人”，
讲知识人等于中国人讲读书人一样，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复人的尊严，因为语言是影响很大的东西，语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语言，就是鼓动暴力。 （余英时：《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在时代周刊的一次采访中，记者问及，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答道：
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上面的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你就感激涕零，这就不太好了。
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
因为小时候受影响，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起码的责任是对家里人有承担，这以后才有余力为公家做事，这是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够慢慢走上现代社会，只能求一点一点地变。
摄于2007年 | 图源：中华书局
余英时普林斯顿住处后花园的竹林。“此次探访恩师，还有机会一览余府后花园一百八十度宽的竹林风姿，整排笔直地一棵紧挨着一棵，毫不孤单地群起英挺、昂然屹立，映照出主人作为一代学术大师不畏权力的傲然风骨。”（林泉忠，2019年）
2020年10月，香港综合性学术文化刊物《二十一世纪》创刊30周年庆，余英时的寄语：
当时开笔欲回天，今日重思徒悔惭。
回首卅年聊自解，有言毕竟胜无言。
余英时先生逝世后，安葬于普林斯顿公墓（Princeton Cemetery），紧挨父母余协中、尤亚贤墓地
盖棺未定论：关于余英时的争议
批评别人首先应该了解对方，不能动辄以轻鄙的态度出之，流于谩骂。这是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一天到晚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人。
余英时 语（陈致《余英时访谈录》）
“人无完人”。对一个学者来说，就更是如此。余英时一生坚信五四时期的“科学”“理性”。真正的科学精神必定在智识上反对独断，反对唯我独尊。他称自己：“从来不把任何个人当神一样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人我都很欣赏，很尊敬，但我不觉得我要崇拜某一个人”。毋庸讳言，余英时先生在学术和政治上都引起过一定的争议。他也一定不会觉得自己在学问、人格方面完美无缺、无可挑剔。但无论如何，他所留下的学术遗产是有价值的，他的生命是丰富而灿烂的，他一生执着求知，其间展现的科学精神将跨越时代，启迪后人。
余英时曾在2008年与邵东方的一次访谈中说：
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有开创性，用过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提出过别人没有提出过的观点，得到前人没有得到过的结论，而这个结论是有很坚强的证据的支持，所以我们研究历史最要紧的是要有对证据的尊重。如果没有证据，那随便怎么说，你说这样一套，我说那样一套，那就完了。那就没有是非可言，也没有真假可言，也没有对错可言。那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讲，历史最后有一个关口，你逃不过的，那就是你有没有证据。
基于同样的逻辑，也不乏一些学者对于余英时的史学研究提出质疑。
1954年，余英时在香港《人生》杂志连载《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认为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大量抄袭其师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1996年，学者瞿清福、耿清珩发表《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予以反驳。他们批评余英时“不但使用了一些通常学术批评不应该使用的恶毒的词句，而且口气傲慢武断”，随后，通过对两书的重新校勘，他们认为郭沫若并无抄袭行为。王学泰等学者也认为余英时的论述与事实不符。
余英时先生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具有开创性贡献，其对宋代政治文化进行研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政治文化研究》一书出版后影响很大，但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刘述先、杨儒宾等人撰文商榷，余英时作了一些回应。葛兆光先生的文章有为其辩护之意，但也认为“从政治史角度把王安石和朱熹连起来，虽然揭出一个被遮蔽的侧面，但也可能以这一侧面遮蔽另一侧面”。余英时先生引人争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他的政治立场。他一直信奉“自由主义”，而对共产主义持保留意见，越到晚年，这一点越发明显。根据年轻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察，他十分怀疑阶级史观支配下的历史解释。
余英时代表著作
余英时部分著作书影
余英时一生治学勤勉，将学术研究融入生命历程中，留下了诸多著述。他曾说；“我自己觉得我是很幸运的，因为我的兴趣跟我的职业是合而为一的。现在做的工作正是我喜欢的事情，并不觉得苦，久而久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了”。
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显示，余英时出版了102本中英文书籍，包括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版本。
现将余英时先生的主要著作按时间编排如下，方便读者按图索骥。
一、港台出版
1.《近代文明的新趋势》，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
2.《民主制度的发展》，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
（以上二书合刊为《西方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台中：汉新出版社，1984。）
3.《民主革命论》，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
4.《到思维之路》，香港：高原出版社，1954。
5.《自由与平等之间》，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
6.《文明论衡》，香港：高原出版社，1955。
7.《方以智晚节考》，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
8.《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9.《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香港：龙门书店，1976。
10.《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
11.《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12.《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
13.《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14.《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4。
15.《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16.《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17.《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0。
18.《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
19.《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
20.《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台北：三民书局，1992。
21.《民主与两岸动向》，台北：三民书局，1993。
22.《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23.《现代儒学论》，美国新泽西：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6。
24.《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
25.《五四新论 : 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9年。
26.《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台北：允晨文化，2003。
27.《重寻胡适历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
28.《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台北：允晨文化，2004。
29.《未尽的才情 : 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 年。
30.《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7。
31.《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
32.《东汉生死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
33.《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的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
34.《人文与理性的中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 年。
35.《中国文化史通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
36.《人文与民主》，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10。
37.《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4。
38.《中国与民主》，香港：天窗出版公司，2015。
39.《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 ， 2018年。
二、大陆出版
独立著作：
1.《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1989年。
2.《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3.《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4.《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5.《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6.《中国文化史通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7.《重寻胡适历程 : 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
8.《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9.《论天人之际 : 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中华书局，2014年。
10.《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九州出版社， 2014年。
作品集（系列）：
余英时文集（全十卷） 2004年—2006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史学、史家与时代》
2．《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
3.《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4.《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5.《现代学人与学术》
6.《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
7.《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
8.《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
9.《历史人物考辨》
10.《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
余英时作品系列（全六种） 2004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
2.《方以智晚节考》（増订版）
3.《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4.《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
5.《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6.《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下）》
余英时作品系列（全四册） 2012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1.《中国情怀：余英时散文集》
2．《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
3.《学思答问 : 余英时访谈集》
4.《卮言自纪 : 余英时自序集》
三、海外出版
1. 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Chi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62.
2.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3. Early Chinese Histo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itor and principal author, Seattl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1.
4. The Power of Culture,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Co-editor (with Willard J. Peterson and Andrew H. Plak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4.
参考文献：
1.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2.陈致，访谈：《余英时访谈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3.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4.林载爵主编：《如沐春风：余英时教授的为学与处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9年。
5.许倬云口述，李怀宇撰写：《许倬云访谈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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