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俄红军前线的华工战士zt

来源: 头发与财富成反比 2024-01-16 12:25:56 []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27651 bytes)

 

19世纪末的沙俄帝国,在远东地区实行排斥华人的政策。远东地区华人合法移民迁入一度达到每年数万人,在20世纪初的那几年几乎下降为个位数。沙俄此时的计划是从欧洲移民远东,极力阻止华人留在那里,甚至是要制止华人进入沙皇俄国全境。

 

1、华工赴俄

不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沙俄帝国的国民经济迅速地转入战争轨道,大部分青壮年都去应征入伍,国内的劳动力资源日趋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政府一反过去排斥华工的政策,决定吸收“黄种劳动力”入境,并立即决定大规模在华招工。

在清未及民国初年,华工在俄国惨遭虐待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当时中国的社会舆论对俄国在华招工普遍反感,民众舆论产生了强烈反响,除了要求政府派人赴俄保护华工外,还有人呼吁政府要求取缔俄人招工。

据传张作霖亦曾打电报给当时的北洋政府外交部,要求同俄国交涉停止招工。按中国政府规定,严禁各国在华私招华工。但实际上因为民国政府各级官吏昏庸枉法,这些规定形同空文,当时私招华工十分盛行,大战期间俄国招募的数十万华工绝大部分都是私招的。1917 年的威海卫等地方,就有专办接收华工的掮客,招揽工人由大沽口乘轮船前往沙俄,或由各海口装载出境。而且一直到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还有白俄私招华工赴俄。

段祺瑞政府当时还是保持中立的,英、法、俄等国在中国招工的作法因此遭到德国政府的抗议,1917年1月德国外交部照会中国政府说:“中国政府竟许招工,使敌国因而兵力增厚,盖彼多华工一人;即系增新兵一人。”……德国政府要求中国禁止华工出境,段祺瑞政府只好以是私人招募工人,政府不能管为理由搪塞。

 

 

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宣布放弃中立,加入协约国并对德宣战,在招工问题上就无所顾忌了,于是政府又公开出面主持华工出洋事务,并于1918年4月21日正式公布《侨工出洋条例》十六条,取缔了私人募工行为。沙俄政府也相应增强了招募华工的力度,华工进入沙俄的人数也达到了高峰。

1916年之后的几年,由于山东、辽宁和黑龙江连续遭受风灾水灾,饿殍遍野、饥民载道,就连奉天省城里也是“苦力冻毙,触目皆是”,出洋打工会对老百姓产生无限神奇的吸引力。成千上万、数十万质朴的中国青年欣然奔赴异国他乡,来到了沙皇俄国辽阔的土地上。

有当时的非官方统计,前往俄国的华工,总计数目不下三十余万。

到了十月革命前,在沙俄国土上,从北极圈附近的摩尔曼铁路建筑工地,到南方的顿巴斯矿区、高加索油田,从西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作战前线的工兵营房到乌拉尔矿区、西伯利亚远东原始森林,从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大城市到顿河草原,到处都有华工辛勤劳作的身影。

华工们按照中国政府与所在国的协议,是不许被送到前线战场去的。而且,关于工资、生活起居待遇都有协议规定。但那些俄国包工头、华人掮客是完全无视这些规定协议的,华工们往往到了工作场所才发现,眼前的环境极其糟糕,招募时答应许诺的条件基本没有准备。

转运华工的列车-西欧

2、恶劣的待遇

 

在当年华工回忆录中,记载了很多华工受骗上当的故事。唐强山是包工头尤文在沈阳招募的一千五百名华工中的一个。他在回忆录中说:

尤文把我们送到了鄂木斯克,这是1916 年初的事……原来,尤文是个大骗子,当然,包工头没有不骗人的。在沈阳时我同他谈过话,他说过,我们每开出一俄丈土地将得到三个卢布,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工钱。我想,这样干上一年会挣到不少钱。

但到地方以后却是另一个样子:尤文支付给我们的不是三卢布,而是一卢布,还要扣除手套费、鞋费、短棉大衣费、铁揪费……还忘不了罚钱,一点小过失也要罚钱。就光是 伙食费他就赚老了:卖给我们的大米高出正常价格三倍。总而言之,到开支的时候才知道挣不了几文钱。”(前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一1922年》)

唐强山等人这样干了一年农活,到了冬天,俄罗斯的土地冻得象石头一样,华工们就要求回家。尤文又欺骗他们说:能到哪儿去?回家反正谁也不会白养活你们。最好还是跟我去,我在乌克兰离基辅不远的地方订了一个新合同。那是个好地方,暖和,土质松,吃的便宜,在那里干活可以挣大钱。当时,在整个乌克兰地区,估计有五六万华工华侨居留。

无处可去的唐强山和同伴们明知尤文不靠谱,但也只好同意。这样他们又从西伯利亚来到了乌克兰。但当列车停下的时候,他们听到了炮声轰鸣,发现已到了靠近罗马尼亚边界的大战前线。

原来尤文把这批华工给卖了,俄军要让他们挖战壕、构筑工事。在一战时期,沙俄和同盟国战线上大约有五六万华工在为俄军干活,有人估计最多时能有七八万华工在战壕工事里干活。在大战期间的俄德前线,在德军火力下被杀的华工达七千人。

据苏联中央国家军事历史档案记载,在上第聂伯罗夫斯克地区有二千多名华工为战地工程采伐木柴,他们来到的时候已是秋天,但他们仍穿夏衣,很多人没有鞋子。他们住在露天的窝棚,地下淌着水。按合同规定,每名华工每天应该得到四磅面粉、四分之三磅白菜或土豆、八十克植物油、一百克大米,但实际上他们只能领到规定数目的一半,白菜或土豆根本没有。而且这点少得可怜的东西还得到距工作地点八俄里以外的仓库里去领。包工头同样在工资上也对华工进行欺骗。

 

 

华工们醒悟到自己受骗了,毫不犹豫开始了反抗:怠工、罢工是各地华工常见的行动,暴力示威、武力反抗也是很常见的事情。俄国人老观念中华工都是听话、勤劳、吃苦、温顺的形象,但是实际上华工们的反抗行为非常暴力和坚决。

1915年11月,在整个乌拉尔矿区都发生了华工罢工暴动,首先从阿巴马列克.拉扎列夫公爵属下的古巴霍夫煤矿开始。华工为抗议矿主对他们残酷的虐待举行了暴动,参加的者一千七百多人,他们拒绝下井,捣毁了矿务所。

华工们控诉:“包工头们用我们无法忍受的残酷劳动和恶劣的饮食使我们精疲力竭,包工头对我们肆意侮辱,非常残暴。……现在我们不当奴隶了,要争取自由。”华工们暴动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乌拉尔矿区,引起了很大反响。半年后,乌拉尔矿区的阿拉伯耶夫斯克矿山工厂又发生流血事件。矿山工厂隶属的一个木材加工厂的二千六百名华工,向厂主提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的要求。这些合理要求遭到拒绝,华工领头人被解雇并遭到逮捕。1916年5月25日,华工罢工要求释放他们的领导人,第二天整个伐木场的二千六百名华工全体罢工,华工与俄国警察发生了冲突,警察向手无寸铁的华工开枪,一人当场死亡,八人受伤。

但是,这群华工们没有屈服,他们手持斧头和石块同警察搏斗,把大群警察打出了厂区。当地政府十分恐慌,“黄种人暴动”的消息一直传到首都。

沙俄政府最后是派出了军队封锁了厂区,将全体华工包围,逮捕监禁多达二百六十人,才勉强平息了暴动。此后,各个乌拉尔矿业公司经理们向公司报告这次暴动事件时,都特意请求说不要再招募中国人干活了,他们经常暴动,非常难管。

不少的华工则是直接逃出工作地,据当时的驻俄公使刘镜人在1917年1月23日呈文中国政府报告:“数月以来,各地华工,愈来愈众,其原因则以俄京佣值较昂,辄纷纷私逸,舍彼就此。惟彼辈身票,早经雇主扣留,于是来馆求请执照,俾向警署另换身票者,拥塞门前,日以百计。类皆槛楼不洁,形如乞丐……”

3、十月革命后

 

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陷入了全面内战。各国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内战、饥荒,俄国国内经济极端困难。革命以后资本家逃亡,苏维埃政权无暇顾及华侨事务,因此旅俄华工的处境极端困难。华工绝大部分失业,而且由于资本家和包工头逃跑,干了几年的工资全部付诸流水。

成千上万的华工衣食无着,只有到处流浪,向着祖国方向沿途行乞度日。各地白军、流窜的匪徒残杀华工的事件接连发生。有人在鄂木斯克地方见到华工三百多人,”鸠形鹄面,身著……破烂军衣,槛楼寒冷,状难忍睹。有警察数十,荷枪监视,火车至站,任向行客乞食。询系去岁由俄官府将伊等招募,又经哈埠交涉局发给护照,遂坦然至高加索山战区工作,初至时同事者约千余人,……既至今年停战后,工作亦少,则管理人亦均不见,无法自行解散。有力者流为胡匪,或自谋回国,余则到处呼号,无人过问……据云伊等由战区逃至该处,先同行七八百人,拟结伴赴俄京,哀告中国钦使,资助回国,中途饥寒迫毙,及死于兵火者数百人。现余之人每至一地方,必有警察监视,以防扰乱地面,任听向人乞食。但至何处,只准留三日,即驱逐出境外,任便流离。”(东北沈阳报纸的报道)

1918年4月25日中国驻伊尔库次克领事魏渤打电报给中国政府说,该省华工计二十万人,现在各该处华工每日仅食面三四两。

很快,这些流离失所的华工被布尔什维克党发现了其作用。在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之后,当时彼得格勒有华工五千人。

据前苏联有关文献记载,他们在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影响下,政治觉悟迅速提高,“成为数十万旅俄华工中最先觉悟、最富于革命精神的一部分。”在十月革命之后,华工积极参加工人赤卫队,为草创期间的苏维埃政权第一批外国志愿者武装力量,并立即投入了战斗。

据前苏联国家档案记载,1917年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彼尔姆、符拉吉高加索、彼得罗扎沃茨克、基辅、敖德萨等等许多城市都有华工参加工人赤卫队。中国人组成的武装参与了镇压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的战斗,中国人组织的“中国特别支队”还参加彼得格勒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以及击败尤登尼奇白军的战斗。

 

白俄罗斯的中国志愿者

俄国内战的战场绵延万里,具体可分为:

南线——顿河中、上游,伏尔加河下游察里津等地,北高加索一带,包括了现代乌克兰的大部分国土以及高加索地区:

东线——乌拉尔山区以东西伯利亚一直到远东地区。

西线——波罗的海沿岸及今日的白俄罗斯、波兰边界。

北线——摩尔曼斯克及北极圈地区。

在所有战线上,都有中国人组成的独立红军部队(最大的有中国团,一般是营连)和赤卫队、游击队投入与欧美干涉军、白军的作战中。华工们因为经历了沙俄政府及官僚地主对他们的恶劣行径,天然地对推翻了沙俄政府的布尔什维克有好感。而列宁的宏大气度和手腕使他知道如何利用各国贫苦人民。所以,在列宁的支持下,红军部队毫不犹豫地大量招收华工加入,还包括捷克人、匈牙利人等东欧民族以及高加索各族人。

 

 

也有邓尼金、高尔察克等所属白俄部队企图在工厂矿山招募中国人当兵,但都被中国人拒绝了。招兵的邓尼金的部下吧华工关入矿井里,但依旧无一人愿意加入白军。相反,红军前来招募兵员时,整座矿山和工场的华工集体加入红军。

到1918年底为止,西部战线各地的华人红军部队已有约五千余人。

中国营

1918年初,中国籍红军指挥员任辅臣在阿拉伯耶夫斯克组织起一个中国团;韩喜顺在沃罗涅什组织起一个中国支队,包其三(包青山)在北高加索组织起一个中国营。

从1919年1月到8月,陆续有六支新的华人红军部队组建完成,分别在:第三集团军第二十九师、尤佐夫卡、基辅的第十二集团军国际师、敖德萨的国际师等等。

 

4、中国红军战士

在各条战线上,中国人在红军完成整体组建、苏维埃政府形成动员能力之前,一直都是红军的主力作战部队。内战后期红军扩充到数百万之众时,在主力作战部队中基本保留着由纯中国人组建的中国营、中国连作为尖刀部队,比如著名的红军第一骑兵军中一直在每个师中保留了全部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国营、中国连,每个旅的侦查连常常也有中国人参加,团营属下的侦察连、排也有大量中国人的班级单位加入。

中国人作战凶狠、顽强、坚决而且聪明,给各级布尔什维克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8年8月,哥萨克叛军包围了高加索的格罗兹尼城,包青山指挥的中国营三百多人赶来守城。格罗兹尼(现代车臣共和国的首府)守城战持续了百日之久,三百多中国人死守城区,加上辅助部队总计不到3000人:而围攻的哥萨克有15000人之多。作为守城主力部队的中国营,在格罗兹尼的各处与哥萨克叛军交战,战斗常常是以肉搏战结束。进入11月之后,红军调来铁甲列车(列车上的主力部队也是一个中国连),对格罗兹尼的哥萨克区直接开炮,炮轰哥萨克区几天之后,哥萨克叛匪据守区域的中心卡雅村被大炮摧毁,已经精疲力竭、士气低落的哥萨克叛匪崩溃了。1918年11月12日,格罗兹尼解围。此役作为“百日防御战”载入苏联国内战争史。

 

中国营营长包其三(包青山)

投入守城战的中国战士三百多人,是城防的中坚力量,哥萨克人纷纷传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全靠中国人在打仗。包青山及中国营的刘希、刘发来等中国红军军官,在那个中国人被普遍当做“东亚病夫”的时代,在万里之外的异域杀出了一片天地,为中国人争得一口气,至今还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1918年1月,乌克兰成立了当地第一支中国人的红军营一蒂拉斯波支队,组织者是一位年轻的中国人、布尔什维克党员孙富元。他自述是来自中国东北,父亲曾在中国边防 军任职,所以他在中国时就学会了打枪。

 

蒂拉斯波支队领导人 孙富元

蒂拉斯波中国支队最著名的事迹,就是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乌克兰宣布独立,该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都必须撤退到苏俄境内。蒂拉斯波中国支队从摩尔达维亚向敖德萨方向转移,后来继续经别列佐夫卡、沃兹涅先斯克向顿巴斯开去。在顿巴斯的华工和卢甘斯克华工一起组建了一支1800多人的中国红军部队,这支队伍中的很多人也参加了蒂拉斯波支队。1918年4月,蒂拉斯波支队撤退到米列罗沃、切尔特科沃地区,并由此开始向卡拉奇、沃罗涅什方向前进,最后退入苏俄境内。在这一路上,中国人不断和周边的乌克兰军队、白军哥萨克作战,几乎无一日不打仗。

在奇迹般横穿整个乌克兰之后,蒂拉斯波中国支队最终成功撤回苏俄境内,成了列宁着力宣传的榜样。

苏俄红军中的中国战士

1919年7月15日,维利卡卢加苏维埃《消息报》报导了西部战线一个中国机枪小组的英雄事迹。在激烈的战斗中,一个红军狙击团的部分连队被白军包围,除了机枪排的几个中国红军战士外其余全部战死。这几个身负重伤的中国战士仍顽强地坚守在阵地上,就在白军冲上来时,他们面对敌人全体立正,相互顶着胸膛开枪……,这些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姓名的中国战士,为了他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了履行战斗使命宁死不降。

1919年6月10日,数千名邓尼金的哥萨克叛军在莫罗佐夫斯克车站将红军292捷尔宾特团包围,打算一举把它击溃。战斗中,正、副团长相继阵亡,除了中国营之外这个团的其他士兵都已崩溃。但中国营顶住敌人强大的机枪火力,全力坚持着,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强攻,还用刺刀向敌人发起反冲锋。中国战士们同十倍于己的哥萨克打了整整一天,哥萨克人遗尸数百,在中国营的打击下彻底瓦解了,红军也终于冲出了包围圈。1958年 11月2日,前苏联政府在莫罗佐夫斯克市建成了一座纪念碑。纪念碑的正面用金色的中、俄两种文字写着:“这里安葬着1919年6月在莫罗佐夫斯克车站地区为苏维埃政权进行的战斗中牺牲的第二九二捷尔宾特国际团的中国游击队员-红军战士”。

 

莫罗佐夫斯克市中国红军纪念碑,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

另有一直张福荣“中国军团”,1918年7月底由滞留在俄国的中国参战人员中的一支约2000人,在张福荣(音译)的带领下乘火车到达南乌拉尔地区的车里亚宾斯克和鄂木斯克之间的特罗伊茨克。

苏俄红军同白卫军高尔察克的部下杜托夫部及捷克军团正在特罗伊茨克激战。因铁路被破坏,列车无法继续前行。中国军人和劳工准备步行穿越哈萨克斯坦草原返回中国新疆。

面对这群不速之客,苏俄红军和白军都想利用中国人为自己作战。白军命令他们进攻红军,否则予以消灭;红军指挥员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派出党代表尼·卡希林,带着一批共产党员到中国人中进行宣传,希望他们站到革命者一边。中国人被苏俄红军说服了,在张福荣的带领下加入到红军队伍中。虽有中国军队加入,但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苏俄红军还是顶不住对方的攻势,准备朝西北方向突围。

8月5日拂晓,突围开始,白军攻势凶猛,布柳赫尔和张福荣指挥红军(其中有1800多名中国人)与杜托夫部血战了四天四夜,仍未突围。 8月19日夜间,白军渡过托博尔河向红军所在的伊尔内克希村进攻,企图攻占该战略要点,将正在强渡济利姆河的红军后续部队拦腰斩断,各个击破。

生死存亡关头,布柳赫尔命令张福荣带领两个连的中国军人向敌人施行反冲击。他们端着刺刀,每人还背着一把马刀,迅速跃进到离敌二三十步远的地方,突然发起冲锋。这支中国部队的成员在国内属北洋军精锐之师,年龄都在20—25岁之间,训练有素,出国前又经过挑选,战斗力强,尤其擅长肉搏格斗。

中国军人把白军打得溃不成军,将他们赶过了托博尔河,掩护苏俄红军成功渡过济利姆河。这支包括苏俄红军和中国军队在内的8000多人的队伍克服重重困难,长途奔袭1600公里,于9月12日在昆古尔地区卡马河畔与红军乌拉尔第五师会合。

9月14日,布柳赫尔把这次具有传奇色彩的行军电告列宁,特别赞扬了中国军人的英勇顽强。9月30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听取了南乌拉尔中俄混合部队英雄事迹的专题报告。由于张福荣领导的中国军人战绩突出,执委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对其进行了嘉奖,并决定将俄罗斯乌拉尔—伏尔加地区加入红军的各支中国国际志愿队合编组成“中国军团”,任命张福荣为军团长,归布柳赫尔指挥。

列宁和雅可夫·米哈伊诺维奇·斯维尔德洛夫亲自签署了成立“中国军团的命令,托洛茨基(时任红军总司令)于1918年10月12日代表俄共(布)中央前往昆古尔,把书写着“中国军团”的军旗授予张福荣。

第一骑兵军打到华沙城下

1920年4月25日,波兰军队开始进攻乌克兰,企图占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此时红军拥有数百万之众,但还是调来了不少中国红军战士参加对波兰军的战斗。一直在俄国内战前线作战的华工周瑞跟随所在的第461狙击团中国营参加了战斗,在追击波兰军的战斗中,这支部队一直打到华沙城下。后来,波兰军反攻,周瑞的中国营退守俄波边境的巴尔松,守卫一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桥。

敌我双方反复争夺这座桥,最后红军决定将这座桥炸毁,并由中国营执行炸桥任务。连续几天的恶战中中国营已牺牲了一百多人,而为执行炸桥任务又有六人牺牲。

 

 

5、各方反响及尾声

 

华工参加红军为保卫苏维埃俄国而战,这一事件使参与干涉俄国内战的各国极端恐慌。1918年9月28日,日、 英、美、法、意、比、葡等七、八个国家的驻华使节曾联名就此事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十月革命爆发以后旅俄华工参加红军的人数已经无法确切统计。当时的《晨报》估计为三万人。还有的国内报纸估计为五万余人。而前苏联学者估计为四一五万人。

从有关文献和回忆录来看,旅俄华工参加红军的人非常多,常常是一个几千人的伐木场或矿山几乎一个不剩地全部参加红军,规模之大是惊人的。因此,红军中的中国人远远不止五万人这个数字。

1919年2月26日《盛京时报》报导说:“激派(即布尔什维克党)招募许多华人编入俄军。前于一月上旬发布保护华人条例以示优遇,新募华人列入军队并在莫斯科开设支那局,由华人任为长官。是以华人之经过中央亚细亚入俄境者大有络绎不绝之势。

中国有关档案也记载说: 1920年7月,一位沙俄少将由黑海来赤塔。据他“面称,西南俄劳农军(即工农红军)内有华兵二十余万名。"

华人红军战士服从纪律,团队精神极好,掌握各种作战技能的天赋极高。当年的红军各级将领,包括后来成为元帅的一大批早期红军指挥员,普遍对中国人红军战士有着极好的印象,翻看他们留存的各种回忆录和采访记载,能够发现他们几乎是一致地对中国士兵赞不绝口,找不到贬义的评价,甚至认为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好的士兵。

这些中国籍红军战士,在内战后绝大多数退伍了,有的参加了内务人民部,有的留居当地过着平民生活。也有的返回了国内,陆续参加了中国国内的革命运动以及抗日战争等。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约在50年后期中苏友好高峰期,有过对苏俄内战中中国红军战士的一次大致的统计,在当时大约还有数百名参战中国红军战士尚在人间,之后就再未见有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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