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1月，宋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1957年宋又写信给中共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文革期间，宋先后给毛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对共产党极度失望。67年8月，69年11月，76年6月，宋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在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都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道路的迷惘和苦闷。“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之间，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