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 年 4 月 21 日，一群中级军官发动政变，在雅典街头放置坦克，并获得了该国 26 岁国王君士坦丁的默许，从而控制了希腊。
上校军政府以将希腊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出来的名义，迅速限制了许多基本自由。它暂停了议会和宪法的大部分内容，限制公众集会并审查媒体。
它监禁了主流政客和数千名所谓的左翼分子。它还实施了许多小禁令——禁止女孩穿迷你裙、禁止男孩留长发以及禁止各种文化作品。
在英国，这给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政府带来了两难的境地。
在媒体广泛批评和公众对政变的反对中，部长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要求谴责该政权 — — 但也有与其合作的务实论据。
英国政府如何应对北约成员国的军事接管？
在冷战的地缘政治中，希腊被视为北约东南侧的重要盟友，靠近几个共产主义或同情苏联的国家。
此外，在希腊与土耳其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英国急于在其前殖民地塞浦路斯保持影响力，英国在塞浦路斯拥有（并保留）两个军事基地。它在希腊也有商业利益。
威尔逊在 4 月 28 日给外交大臣乔治·布朗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希腊作为“北约盟友和地中海相当重要的地点”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希腊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参与了。
威尔逊认为该政权显得“岌岌可危”，建议北约国家可以考虑如何“加强国王的抵抗”并鼓励保守派政客不合作。
但布朗反对“政治干预”，称军政府既有“全面的军事支持”又有“民众默许”。他认为，“最好的希望在于通过国王和受人尊敬的政治家的谨慎和谨慎的合作来寻求改变政权”。
他写道，通过施加“适当的压力”，上校们可能会被鼓励“在可预见的未来回到完全宪政政府”。
5 月 3 日，在与英国驻希腊大使拉尔夫·默里爵士会面时，布朗就是否“冷静地对待政变并照常进行，还是对所发生的事情表现得非常不安并表达我们的不满”征求意见。分钟记录。
默里回应说，“与该政权做生意并试图推动他们进行适当的政治演变是正确的”。
这位大使解释说：“我们在希腊有商业利益。我们有北约的利益——上校们是热心的北约主义者——我们也有人道主义问题（例如确保释放英国囚犯）。”
“与该政权做生意是正确的”
默里补充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国家对政变的强烈感情，将他们推向正确的方向”——布朗补充说，这可以与“一定的冷漠”相结合。
5 月 17 日，布朗向内阁分发的一份文件提出了两个政策目标：“能够与[军政府]做生意以保护英国利益”，以及“影响其回归议会和民主程序，恢复公民自由”。
布朗写道，虽然公开谴责上校“符合我们过去和现在仍然感受到的震惊和反感”，但“这会让我们无法直接向新领导人表达我们的想法”。
政府在针对公众、议会和媒体的众多批评者为其政策辩护时，多次提出类似的论点。1967 年 12 月君士坦丁在一次未遂的反政变后逃亡流亡后，它继续执行与军政府合作的政策。
在白厅内部，官员们热衷于推进政变前就已存在的希腊商业机会。其中包括 Metro-Cammell 公司可能向希腊国家铁路订购“大量英国轨道车订单”，英国可能提供100 万英镑的援助。
五月份向财政大臣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提交的一份简报称，“财政部在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上的利益”是“与新政权建立工作关系”。随附的说明重申，“我们是否应对新政权……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是相当清楚的”。
另一个项目是可能出售价值约 3200 万英镑的英国核反应堆（按今天的价格计算，超过 7.4 亿英镑）。自 1965 年初以来，英国原子能管理局 (AEA) 一直在与希腊讨论这一问题，但其他国家也参与了争论。
政变发生大约一个月后，即 5 月 18 日，AEA 主席查尔斯·坎宁安爵士 (Sir Charles Cunningham) 写信给英国外交部，“当然，我们的基本目标仍然是确保希腊的核秩序”，并补充说该机构“渴望维持和维护核秩序”。改善我们已经获得的有限优势”。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在希腊进行更广泛的开发项目（其中可能包括反应堆）的提议失败后，军政府变得谨慎起来。
一位外交部官员于 10 月 27 日写道：“希腊当局声称认为[难以获得融资]是出于政治考虑，即英国皇家政府不赞成希腊现政权。” 这导致它“拒绝与至少一家英国公司开展业务”。
下个月，迈克尔·斯图尔特爵士（7月接替默里出任大使）在一次会议后报告说，军政府三名领导人中至少有两人心中“仍然存在严重的怀疑”。
尽管如此，AEA 代表团还是于 1967 年 12 月访问了希腊，为期五天，向主要部长和官员做了介绍。一位大使馆官员在给外交部的一封信中表示，这归因于“长期的倡导”，并补充说“现在保持这一势头很重要”。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军政府侵犯人权。1968 年 1 月，国际特赦组织表示，希腊仍有超过 2,700 名囚犯未经审判而被拘留，而且对涉嫌反对的公民“普遍”使用酷刑。
同年 4 月，外交部长承认“有强有力的表面证据表明……不人道待遇”。6 月 25 日，当威尔逊在议会中提到独裁政权犯下的“兽交”时，这触犯了军政府的底线。
两天后，希腊大使帕纳吉奥蒂斯·维基奥斯 (Panagiotis Verykios)拜访了英国外交大臣，现任议员迈克尔·斯图尔特 (Michael Stewart)，他于 1968 年 3 月接替了乔治·布朗 (George Brown)，巧合的是，他与英国大使同名。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军政府侵犯人权”
维里基奥斯警告说，威尔逊的言论“在希腊政府考虑授予核电站合同之际，将对我们的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斯图尔特大使 7 月 1 日发给外交部的电报进一步强调了这一信息。大使馆从当地卡梅尔地铁代理商处获悉，虽然军政府本来准备批准运输合同，但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取消目前正在与英国谈判的所有业务”。
此后，外交大臣就如何“尽量减少对我们商业利益的损害”向斯图尔特大使寻求建议。迈克尔爵士在审查打算在议会使用的发言稿草案时建议，“能说的越少，语言越温和越好”。
他想知道“是否可以使用‘严厉’待遇或‘虐待’一词来代替‘不人道’待遇……并避免使用酷刑一词”。
大约在同一时间，即 7 月 2 日，外交大臣制定了“最近审查的”希腊政策。
这重申，在影响军政府走向民主方面，“私人代表”比公开批评更可取 — — 并表示这更好地支持英国的其他关键目标，即维持对塞浦路斯的影响力、追求英国的商业利益以及维护希腊对北约的效力。
1974 年军政府垮台之前，英国政府发生了两次更迭，并发生了许多其他相关事态发展。但英国的广泛政策方针保持一致。
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担心该政权可能会被一个不太可靠的盟友取代，无论是来自左翼还是更极右的盟友。政变之前，希腊经历了多年的政治动荡。
1965 年，当时的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 (George Papandreou) 辞职引发了一场重大危机，随后出现了一系列短暂的政府。1967 年 5 月举行选举，帕潘德里欧领导的中央联盟党有望获胜。
该党总体上是温和派，但其中包括乔治的儿子安德烈亚斯，他的左翼政治倾向和据称与共产党的联系引起了伦敦的担忧。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普遍认为右翼政变是有可能发生的。对于许多希腊保守派和西方政府来说，这一结果可以说比自由派的胜利更可取。
1966 年 11 月，威尔逊在一份简报中指出了雅典关于“某种‘议会外解决方案’”的猜测，并补充说，“不一定会与[英国]利益发生冲突”。
“人们普遍认为右翼政变是一种可能性”
相比之下，1967年1月，拉尔夫·穆雷大使判断，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派系主导的政府“将严重扰乱我们”与北约的关系。
据英国驻西德大使 5 月 2 日发来的电报，政变发生后的几周内，一名德国高级官员表示，“如果我们不想有帕潘德里欧政府，那么希腊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
尽管很少如此直白地表述，但类似的实用主义将指导英国及其许多北约盟国在未来七年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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