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芯片碎于洋跃进

中国芯片碎于洋跃进

　　　　1978年6月份，政治局再次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大人说：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500亿美元的规模。7月上旬，国家计委初步整理，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方案，其中400亿引进外资。

　　1978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光是一个上海宝钢项目就要投资300亿元，根本不是中国国力所能负担的。没钱怎么办？开动印钞机！1979年中国人民银行增加了50亿元人民币的供应量。同时期，为了体现改革开放的好处，中央开始给工人涨工资、提高粮食收购价，给老革命家们盖别墅、换进口小轿车，提高福利待遇。

　　1979年全国在建的大中型项目有1100多个，财政赤字170.6亿元。1980年又新增了1100多项，财政赤字127亿元。上述项目全部建成，还需要投资1300亿元。为了弥补财政亏空，1980年央行又增印了78.5亿元钞票。从此，印钞票如同吸毒上瘾一般，成为中国经济毒瘤。1978年中国全社会的流通现金仅有229.59亿元，到1985年已经暴增至839亿元。光是1984年的钞票供应增幅，就高达惊人的39%。连年狂印钞票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许多物价都至少翻番，高档烟酒等民用消费品价格，甚至直接上涨10倍，以致一些城市出现了“抢购囤积风潮”。

　　为了控制宏观经济的严重混乱局面，压缩投资金额。1980年中央一下子停建缓建了400多个大中型项目，1981年又停缓建了22个大型项目。其中就包括上海宝钢、十堰二汽、大庆30万吨乙烯等战略工程。盲目贪大求洋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危害，导致汽车、电子、航空等战略产业难以发展。像上海的运10飞机，在研制15年后最终流产。北京电子管厂（现在的京东方），想上马液晶项目，也因为缺乏国家投资而流产。更严重的危机还在后面。

拨改贷——抽干中国电子企业血液

　　1984年，为扭转财政亏空局面，盲目实行“拨改贷”政策。以往国有企业从政府财政获得拨款，作为工厂流动资金或技术改造经费。企业盈利后将利润上缴国家财政。这样形成良性循环。拨改贷将政府财政拨款，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还要支付高额利息。而另一头，企业的利润照样要上交财政。这样政府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导致国有企业迅速陷入亏损困境。

　　正是由于“拨改贷”，使得中国电子工业遭到致命打击。企业只顾引进外国设备，以尽快投产盈利，缺少科研资金对外国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在文革时期，中国科研投入占GDP的2.32%，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相当（2003年世界平均值也仅有2.2%）。到1980年代，正是电子产业兴起的关键时期，欧美国家和日本、韩国、台湾纷纷加大对电子产业的科研投入。而中国却在大规模压缩科研经费投入。1984年以后，由于“拨改贷”造成的困境，使中国企业基本无力进行研发，科研经费占GDP比值骤然降到0.6%以下。中国电子工业彻底垮了。

　　比如像中国最大的半导体企业——上海元件五厂。1980年利润高达2070万元，职工人均利润1.5万元。即使是1985年，上海元件五厂的产值仍然高达6713.1万元，利润达1261.4万元。然而到了1990年，上海元件五厂产值下降至1496万元，利润竟然仅有2.47万元，全厂1439人，人均利润仅有区区17.16元。熬了没几年，这家风光了三十年的中国半导体器件龙头企业，就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破产倒闭了。

中央停止投资——全国疯狂引进落后淘汰技术

　　1982年，组建电子工业部，主管全国电子工业。该部门继承了毛时代组建的2500多家科研院所和电子工厂，下属职工总数达100多万人，主要研制通信、雷达、电视、计算机、无线电、元器件等设备。产业结构完备程度，仅有美国、苏联可以相比。光是电子工业部下辖的专业电子研究所就有上百家。然而在80年代初，由于中央政府全面停止对电子工业投资，各电子企业要自己去市场找资源。于是中国电子工业的技术升级全面停止，与美国、日本的技术差距迅速拉大。甚至被80年代加大电子投资的韩国、台湾彻底甩开。

　　1982年，中国国务圆成立了“电子计算机和大型集成电路领导小组办公室。1984年至1990年，中国各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大学，纷纷从国外引进淘汰的落后晶圆生产线，前后总计达到33条，按照每座300-600万美元估算，总计花费1.5亿美元左右。这33条晶圆生产线，多数根本没有商业价值。造成这一乱象的根本原因，是电子工业部，将绝大多数国有电子企业的管理权，甩给省市地方政府，又缺乏制定执行产业规划的政策权力。出现了全国疯狂引进落后技术的奇怪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80年代开始，国有企业贪污腐败加剧，借着进口项目的名义，领导干部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出国考察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