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一句话说的是战争对金钱消耗是非常大的。战争不仅是凭双方的战术，更是一种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
在中国近代史上，人们都好奇孙中山是一个流亡于海外的革命人士，他在1894年创办了兴中会，然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在十多年的期间，革命党人一直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在革命活动中耗费的巨额经费从哪来呢？其实就是靠一名“推销员”。这个推销员就是领导者——孙中山本人。
现在我们看看事情的由来。我们在一些电影和电视剧中，看到革命党人都是穿着一身西装革履，表面绅士，实质是很穷的。
革命党人本身很穷
很多研究清末民初革命材料，都证明革命党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穷党。在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表示革命党正式成立，已经公开化。
这些革命党人都是大清的“叛国贼”，虽然大多数出身家庭优渥，来自于地主、士绅、官僚甚至富有的华侨家庭。但由于从事反对清政府的革命事业时候，就与原有的富裕家庭已经是划清界限了，不再获得原有家庭的经济资助。除了个别革命党人是清朝的公费留学生，但大多数革命党人，都是没有正式工作，在海外流亡过程中都是不名一文，连生存都非常困难。
史料记载，在清末革命党领导的九次大规模军事起义运动，只成功一次，除了斗争经验不足和敌人太强大，根本原因还是经费短缺，这一切证明了经济是基础。
如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为了革命事业，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典当了，最后老婆孩子吃饭都成了问题，无奈之下，全家只能依靠关系并不好的大哥孙眉救济才能维系生活。
还比如号称“民国元勋”——民国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也是革命党报纸《民报》的总编辑和创建人之一。可惜就是这一位满腹才华的国学大师，当时年近40岁，担任报纸发行人时候，收入微薄，一日三餐都要依靠“盐笃饭”支撑。“盐笃饭”乃是浙江方言，就是筷子蘸一小碗盐混着米饭吃，可谓生活非常拮据。
那么，革命党人这么穷，经费怎么来的。一开始，革命组织的正常运营都是靠着革命者掏腰包，一些革命人士为了资助孙中山反清事业，也不惜把家产变卖。如兴中会的成员黄永商，把自己在香港居住一栋洋楼都卖出去，就是为了资助革命党1895年的广州起义经费。
但这些钱永远也不够革命活动的开销。于是，孙中山作为革命党的领袖，也自觉承担筹集革命活动经费的责任。
章太炎
交同盟会会费的筹集方式
如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建同盟会时候，就以要求会员缴纳会费的方式，筹集活动经费。在1905年同盟会通过的《同盟会章程》中，规定所有入盟申请人必需支付至少一元日币的会费和年费，主要用在同盟会的日常生活开支。
根据留下的花名册，在1906年登记在案的，一共有956人。这956人中，很多是留学生，年龄大约20—40岁之间，一些是公费留学生，月薪10-30日元左右，一元会费是没什么压力。
除了交会费筹集经费之外，还有所谓的“捐赠”方式筹集会费。年收入在200日元以上的会员，按5%比例捐赠。年收入1200日元以上的会员，按照10%比例去捐赠。
根据孙中山在1906年11月书信中，可以看到同盟会活动开销也是非常节俭，每个月经费开支只是几百日元。
《民报》报刊宣传的筹集经费方式
但是几百日元，也只是够会员印发刊物，做做宣传，难以支撑大事业。于是，孙中山就指示同盟会中文采斐然的文人和“笔杆子”，创办了报刊，专门从事反清舆论宣传。
由于同盟会设置在日本，自然很难被清政府追捕。在1905年11月26日，机关刊物《民报》的创立，使革命党人有了宣传的“喉舌”。由于革命党人原本如章太炎、汪精卫一类的牛逼知识分子也很多，文采斐然反清文章一刊登，自然获得了社会民众的关注，销售量大增。
而且，革命党人的知识分子也知道，空洞的理论宣传很难获得民众支持，于是采用与“现实”利益有关的口号宣传，更能吸引民众购买报纸或者捐赠革命活动。
于是，革命党人笔杆子，就在《民报》上宣传，“革命即生意”，也就是说押宝革命“比跟清政府捐官买官帽子，更是有利可图”一类的诱惑语言，押钱在革命事业乃是比捐官更划算的生意。通过这一种通俗易懂又利益性很强的口号，吸引民众源源不断捐款。
于是，当时一些立志报国的年轻人，腰缠万贯的商人都愿意捐款给同盟会，从事反清复明的革命活动。在1906年底《民报》周年大会上，参会读者6000人，当场捐赠181人，收到世界各地华侨捐赠汇款230多笔，还有不少私人大笔捐助。如1907年，日本股票商领木久五郎收到了一万元捐款，直接资助惠州起义。
尤其在1906年前后，日本与清朝合作，引起了社会极大愤慨。再加上革命党人陈天华投海自杀抗议后，反清仇恨舆论蔓延。对清政府绝望的人，就更愿意支持革命党。
当时令人惊掉下巴，就是清政府宗室重臣善耆，他直接大手一挥捐款数万元资助革命。他的捐赠，给人感觉是“自己挖自己的祖坟”、“自己挖自己的墙角”，但可能是善耆看到革命事业的声势浩大，把晚清政府被推翻，无私奉献上万元，就是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吧！
由于革命党人利用《民报》喉舌的大力宣传，使得《民报》销售量大增。如《民报》第一版出版时候，销售量大约是五千册，到了第四版出版时候，也到了一万多册。
清政府宗室重臣善耆
我们现在觉得一万多册销售量仿佛不算什么，当时国内影响力最强大《申报》发行量也仅仅两万多册，可以看到《民报》巨大发行量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再加上每一份报纸两毛的售价，也使同盟会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这一段时期，由于革命党起义活动规模比较小，《民报》发行与筹集资金足够资助革命运动。但是，一切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太长。
不久，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民报》被封，章太炎入狱，在日本的革命党人由于缺少核心领导人物，只能半正式告别了日本，又把革命战场撤退到了中国国内，与清政府直接面对面交锋。
发行债券的资金筹集方式
由于革命活动如同吞钱的无底洞，需要经费开销地方很多，为了筹集到更多资金，孙中山想到了很多办法，比如发行债券。
早在革命初期，也就是同盟会初成立的时刻，孙中山就发行了革命债券。他拿着同盟会的“债券”奔走在世界各个国家的上流社会酒吧，以及街头巷尾中。
孙中山发布的革命债券，也就是承诺革命胜利后的五年内，每年偿还“投资者”本金加利息的五分之一。也就是政府每年返还20%的本金和利息，一共返还五年。如此丰厚的利润，也自然吸引了很多官僚和资本大亨来购买债券。当时仅仅在法国，孙中山就获得了数万元的革命经费。
孙中山演讲的筹集方式
但同盟会革命党人的屡次起义失败，使得“革命债券”的公信力也随之下降。于是，孙中山也积极动用自己的口才，环游世界各地发表演讲，鼓舞华侨和革命人士，为同盟会的革命活动筹集资金。如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仅一年，南方三省共发生6次起事，他亲自筹集了20多万元。
在1907年的防城起义中，孙中山成功游说越南华侨捐款；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他在美国单笔征募3万元。
在同盟会革命事业中，筹集资金最大来源还是南洋也就是东南亚一带华侨的募捐。当时广州黄花岗一共耗费19万元，其中大部分是由孙先生从南洋等地募集的。
可以看到，孙中山为革命事业筹集资金奔波的努力，被称为辛亥革命的“财政部长”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他不擅长军事，很少统兵，可是由于他的努力筹集经费，才能支撑革命活动的巨额开销。所以，孙中山是革命活动的推销员，一点也不为过。
孙中山为筹集革命资金付出之努力
但是，革命资金也不是这么容易筹集，花费了孙中山很大心血，甚至差一点付出了生命。如在1896年的“绑架案”中，几乎要了孙中山的命。
在1904年的寒冬之中，孙中山没有筹集到一分钱，然后为了节省革命活动开销，不得不在美国纽约的贫民窟中忍饥挨饿。白天出去打零工，忍受各种歧视。而且，与善于利用华侨捐款为自己开公司开银行买房的保皇党领袖康有为不同，孙中山筹集到的巨额经费，没有用在改善自己生活，全部用在革命事业。
从孙中山先生为革命事业筹集经费，干出做推销员的努力，可以看到他“天下为公”的大公无私品性。孙中山的一生致力于反清的革命事业，多次流亡国外，过着颠肺流离的生活。他这一份品性，不仅是所有革命党人成功缩影，也是用着这一种大公无私和无私奉献的精神，领导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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