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赵一曼儿子给毛主席寄了封讽刺信，22年后自缢身亡

Original 鸢儿 历史白名单 2023-05-25 03:22

 

1982年8月15日，因为陈掖贤几天没去上班，同事们担心他生病了，就约着一起去他家看望。

他们来到北京机电研究所家属楼，用备用钥匙打开了门，眼前的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杂乱的房间里到处都是烟头，地上还有一堆灰烬，男主人陈掖贤自缢了！

同事们赶紧把他放了下来，但他的身体已经冰凉，但奇怪的是，他神色坦然，嘴角似乎还挂着一丝微笑。

就在几天前，他还兴奋地告诉同事，组织上同意把他的大女儿调回北京了，他们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了。

可是几天以后，陈掖贤却烧掉了他的手稿，选择与这个世界永别。

作为赵一曼烈士的独子，他为何选择在这样的日子离开人世，他的内心，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呢？

陈掖贤1929年1月21日出生于湖北宜昌，小名宁儿。从他有记忆的时候起，他就是陈家的小少爷。

父亲陈岳云在武汉开设有印刷厂，从小，他和姐姐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小时候的他很调皮，但奇怪的是父母却从不打骂他。

陈家是书香门第，陈掖贤最喜欢长沙家中的藏书，因为才华出众，也引起不少同龄人的嫉妒，常常当面说他是野孩子，不带着他玩。

陈掖贤幼小而敏感的心被刺痛了，他时常感觉十分苦闷。

可父亲工作太忙，姐姐又是女孩子，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他只有憋在心里。久而久之，他在家里话越来越少。

可不知情的人，见到他都会夸上一句：“这孩子真是乖巧懂事。”

1942年的一天，陈岳云告诉陈掖贤，自己其实是他伯父，眼前这个叫陈达邦的八叔，才是他的亲生父亲，而他的母亲叫李一超。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把陈掖贤打懵了，他看着穿着西服戴着礼帽的陈达邦，感觉是那么陌生。

如果这个八叔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那他的母亲在哪儿，他们为什么不要自己呢？

陈掖贤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压抑，他一句话没说就掉头跑了出去。

尽管曾经有人叫他野孩子，尽管他知道伯父伯母对他一向是亲热有余，严厉不足，可他一直以为自己和姐姐一样，是被收养的孤儿，而不是被自己亲生父母抛弃，又十几年不闻不问的可怜虫。

13岁的陈掖贤茫然了，他不知道自己以后该怎么办。

相比和陌生的父亲在一起，陈掖贤更愿意待在这个自小长大的家里，哪怕会有寄人篱下的感觉。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长期在国外生活的父亲陈达邦，面对儿子的疏离，也并没有积极想办法去化解。

时间一长，本就话少的陈掖贤，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更多时间，他都把自己埋在书籍当中。

平时，陈掖贤都住在学校宿舍，他只有周末才会去陈达邦那儿。

因为陈达邦又组建了新的家庭，尽管新妈妈对他也很客气，可陈掖贤总觉得那是爸爸和弟弟妹妹的家，不是他陈掖贤的家。

有时他也会想，一超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难道她不知道宁儿想他吗？

这些问题，陈掖贤一直找不到答案，而这个心结在他心里一层层地积压了下来，那种无法诉说的痛楚，使得陈掖贤越来越孤僻。

解放后，陈掖贤考入了上海大夏大学。但是有一天，她的姑姑、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把他接到了北京，转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

得知这是组织对烈士子女的照顾后，他除了感觉荣耀，更多的是自卑，他为自己不能给母亲增光而深感焦虑。

1956年，陈掖贤才知道，自己的烈士母亲李一超，竟然就是赵一曼。

6年前，电影《赵一曼》曾在国内火热上映，陈掖贤也深深地被剧中那坚贞不屈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感动。

如今，得知自己竟然就是赵一曼遗书中的那个宁儿，陈掖贤忍不住泪如雨下。

通过姨妈和母亲战友的描述，他仿佛看到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一位红装白马、英姿飒爽的女英雄正笑意盈盈地望着他。

可陈掖贤也因此处于极度的矛盾中，电影《赵一曼》也成了他的一个禁忌。

他既想知道母亲更多的信息，但又怕看到母亲受苦。一想到母亲在所受的那些非人的折磨，陈掖贤都心如刀绞。

后来，陈掖贤和父亲又悄悄去了东北抗日烈士纪念馆，在那里，他见到了曾和母亲并肩作战的战友，知道了母亲很多不为人知的英雄事迹。

1935年11月，赵一曼腿部受伤不幸落入敌人之手，为了从她口中得到东北抗联的消息，日寇对她进行了严刑拷打。

每当赵一曼奄奄一息的时候，日寇就把她送到医院抢救，等好一点儿了，再来一轮残酷的拷打，可赵一曼始终没吐露半分。

日寇见从她这里实在是问不出什么，1936年8月2日，他们将赵一曼押上了开往竹江的火车。

在囚车上，敌人问赵一曼还有何要求，赵一曼就要来纸和笔，饱含深情地给她思念的儿子写了封遗书，为防止敌人顺藤摸瓜找到孩子，赵一曼又写了封信来混淆敌人的视线。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看着母亲留给自己的两封信，陈掖贤泪流满面，原来母亲一直是爱着自己的，他为自己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而自豪。

陈掖贤找来纸和笔，将这份遗书誊抄了下来。回到北京后，他用钢针蘸着蓝墨水，在自己左臂上刻下了“赵一曼”三个字，时刻提醒着自己要做个像母亲那样的人。

陈掖贤将母亲刻在了身上，也记在了心里。

从此，赵一曼就成了陈掖贤生命中的一束光，也是他的信仰，他决心要像母亲希望的那样，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从人大毕业后，陈掖贤并没有分到外交部，而是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教政治。对此，他毫无怨言，在他眼里，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

陈掖贤很喜欢这份教书育人的工作，因为文字功底深厚，他在课堂上经常引经据典，虽然有点儿不修边幅，但一点儿也不影响同学们喜欢上他的课。

1956年，陈掖贤回母亲老家四川宜宾探亲，善良淳朴的他很快和宜宾的父老乡亲建立了联系。他觉得他有义务为母亲的家乡尽些责任，让天下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陈掖贤把母亲的遗言抄在笔记本上，时刻用母亲的话来激励自己。他时刻记着自己骨子里流着赵一曼的血，母亲虽然牺牲了，但她的精神还在。

在赵一曼身份被确认后，民政部门为他颁发了烈士抚恤金，可陈掖贤拒绝领取。

他说：“妈妈是为国捐躯，这是属于妈妈的荣誉，我没有资格领取。我能做的只能是继承妈妈的精神，做个像她那样的人。”

因着烈士身份，学校领导对陈掖贤颇为照顾。知道他个人生活能力很差，宿舍经常一团糟，学校领导便安排了其他同事来和他同住；还安排陈掖贤信任的朋友，来帮他管理工资。

后来，学校分房子也是把向阳的一楼安排给陈掖贤。

对学校领导的好心，陈掖贤其实很不习惯，他觉得母亲是母亲，他是他，他没办法做到心安理得地接受。

陈掖贤总觉得自己沾了母亲赵一曼的光，脸皮薄的他平时走路都是低着头，贴着墙壁走。

 

1957年秋，陈掖贤和自己的学生张友莲结了婚，妻子小他9岁，是个在王府井的大宅院长大的大家闺秀。

可是，自小没有人教导生活常识的陈掖贤，连正常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的、需要做些什么都不知道。

谈恋爱的时候两人都是带着滤镜的，但真正在一起生活后，两个人却是三天两头吵架，家里常常闹得鸡飞狗跳。

以前每到星期天，他还可以去中南海父亲那里，现在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光是应付张友莲，陈掖贤都觉得苦不堪言，连带去看父亲的次数也少了。

陈掖贤自己也想不通，一个大学生，一个中专生，都是知识分子，怎么就将日子过成了一地鸡毛呢。

而他骨子里，又有一些大男子主义，婚后并没有将工资交给妻子来打理。

每个月一发工资，两个人都是先吃了再说，没有一点计划。这样一来，到了月底，两人都只能吃丙级菜了。

女儿陈红出生后，陈掖贤依旧我行我素，每个月都是月光光。到了月底，孩子饿得嗷嗷直哭，张友莲也跟着哭。

父亲陈达邦见儿子日子过得艰难，就伸出了援手，可陈掖贤拒绝了，父亲家里也有几个弟妹要养。

被家事闹得疲惫不堪的张友莲，终于向陈掖贤提出了离婚。

陈掖贤哪里会照顾孩子，他只得将1岁的女儿送到了宜宾，委托姨妈帮忙抚养，他每个月寄20元生活费。

恢复了单身的陈掖贤越发地随心所欲起来。有一次，他看见商店有议价的西凤酒，2块7一两，便忍不住买了2两，配上炸昆虫，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结果到了月底，没钱吃饭的陈掖贤在家饿了几天，领导见他几天没去上班，才找到家里，见他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赶紧背起来上医院。

单位领导觉得老这样可不行，就想了个办法，把陈掖贤的工资放在他信任的人那里，分成几份，宜宾女儿那里寄去20，生活费每周一给。

可坚持了没多久，陈掖贤不干了，他觉得现在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都没钱买，太憋屈了，于是就去找工会预支或者找同事借。

这样一来，每个月他不仅是月光族，还整成了提前消费，对此，陈掖贤的领导都很无奈。

而张庆莲自从离婚和女儿被送走后，精神受到了刺激，住进了医院。陈掖贤反倒旧情未了，经常去照顾她。

就这样，离婚一年后，他俩便复了婚，还有了一个小女儿，并交给孩子姥姥抚养。

尽管日子过得磕磕绊绊，但到底还是能过下去。

 

1960年，对陈掖贤是个很特别的年份，也是从这年起，他感觉自己和这个世界有些格格不入了。

一天，父亲陈达邦来看他，见儿子面黄肌瘦，便带陈掖贤去政协餐厅，用7毛钱的餐券吃了顿红烧狮子头。当时，外面的肉价是8毛1一斤。

刚开始陈掖贤吃得很香，可当他知道价格后，陷入了自责中。他想到在他从农场回来的路上，看到路边有很多人在挖野菜剥树皮，而如今他却在享受大餐，甚至只花了7毛钱。

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新社会不是人人平等吗？不是党员干部都要和群众同甘共苦吗？他作为一名党员，这是脱离了群众啊，如果母亲赵一曼在世，一定不会像他这样！

看到陈掖贤的愤怒，陈达邦向他解释说，政协餐厅是为照顾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共渡难关而设置的，而且他是国务院参事，按级别是可以享受一定待遇的。

可是陈掖贤钻了牛角尖，压根就听不进去。

晚上离开父亲家的时候，恰好碰到中南海在举行舞会。陈掖贤实在忍受不了了，站出来批评了几句：“外面那么多人都吃不饱，你们是怎么有闲心在这儿跳舞的。”

没有人理他，音乐继续，陈掖贤突然觉得周围的一切变得很陌生很荒唐。

他渴望为民发声，于是他填了一首《忆秦娥》，直白地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并把信寄给了毛主席，但他并没有讲述这首词背后的故事。

陈掖贤自信寄出后，每天都巴巴地盼着能收到回信。

那个午后，当主席读到这封充满了讽刺意味的信时，脸色很难看。不过在他知道写信人是赵一曼烈士的独子后，主席沉默许久，说了7个字：“还是个孩子罢了”。

毛主席只当这是年轻人一时宣泄情绪而作，随手放到了一边。

可是没有得到毛主席回信的陈掖贤，失望了。

这些年来，陈掖贤一直活在赵一曼的影子下，他竭力想摆脱烈士子女这个身份带来的种种照顾，他想像妈妈那样为老百姓发声。

可他感觉自己的力量，实在是太渺小了。

苦闷的陈掖贤，只能在古诗词中借诗抒怀，只是这些诗再也没有拿进中南海。

但这些压力最终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压到陈掖贤喘不过气来。

终于，他被送进了安定医院，医生说他患上了抑郁症，需要住院治疗。

 

1966年8月10日，陈达邦受迫害自缢身亡，陈掖贤的申诉材料石沉大海，他变得郁郁寡欢，逐渐把自己封闭了起来。

后来，烈士子女的光环也没用了，陈掖贤也被打倒进了牛棚。

北京市工业学校也几经变迁，变成了第六机床厂，陈掖贤的身份也从教师变成了工人。

张庆莲的身体一直不好，每年都要住院治疗，陈掖贤的生活压力很大，可他没有向任何人诉苦，也不准妹妹们去找妈妈的老战友，哪怕他再一次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陈掖贤知道自己很正常，只是他对事情的看法或许有些超前，他固执地认为历史会证明他没有错。

这一次出院后，内向抑郁的陈掖贤眼里没有了光彩。他变得唯唯诺诺，变得谨小慎微，变得杯弓蛇影。

他在和女婿的信件交流中，也交代女婿看看就好，不要留下任何文字记录。这是他这几十年的经验。

妻子病逝后，两个女儿又都不在身边，陈掖贤越发地孤寂落寞，他一下班就把自己关在房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陈掖贤一直觉得对不起大女儿陈红，那么小就被送到四川老家，交给亲戚抚养，让孩子吃了很多苦。除了每个月寄些生活费，他几乎错过了女儿的成长。他不是个负责任的父亲，他幼年所缺失的爱，却让孩子也体验了一番。

虽然姨妈和表姐对孩子视如己出，可父母不在身边，终究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1982年8月，陈掖贤向上级领导，提出了他此生唯一一个开后门的请求，他年龄大了，恳请组织将在四川的大女儿陈红调回北京，以便照顾他。

自从北京市有关部门同意陈掖贤的请求后，他就变得纠结起来。

他渴望一家团聚，能在有生之年将女儿缺失的父爱弥补上，等退休后他就含饴弄孙，带孩子们吃遍北京的小吃。

可这件事也让孤傲的陈掖贤背上了严重的心理包袱，向组织提要求违背了他这么多年的初心，他觉得自己给赵一曼丢了脸，没有做到母亲所说的知行合一，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羞愧中。

陈掖贤就最终没能完成对自己的救赎。

1982年8月15日，53岁的陈掖贤，选择了和父亲同样的方式，自缢身亡，他没能等到一家人团聚的那一天。

这个被赵一曼深爱着的宁儿，终究还是没有过上她所希望的幸福生活。

在给女儿的遗书中，陈掖贤只留下了几句话：“永远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要给国家和组织添麻烦，自己的事情自己办，你的奶奶是你奶奶，你是你。否则，就是对不起你奶奶。”

写在最后

陈掖贤这难以直面的人生，是他成长经历和个人性格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赵一曼烈士子女这个标签，带给了他光环，同时也带给了他压力和枷锁。

如果陈掖贤可以选择的话，或许他宁愿做个普通人家的孩子，有父母疼爱，粗茶淡饭，共享天伦。

想必，赵一曼烈士在为国捐躯的那一刻，一定不会想到她最爱的儿子是这样的结局。

但是每个时代都有牺牲者，是无数如赵一曼这样的革命烈士，用自己和家庭的悲剧，换来了更多家庭的幸福！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历史不会忘记！我们也会永远记得！

参考资料：

《赵一曼传》李云桥著

纪录片《理想照耀中国赵一曼》CCTV

纪录片《家事之赵一曼 血染的红色家书》吉林卫视

纪录片《档案之两封遗书背后的血泪史 寻找英雄赵一曼》北京卫视

【作者】：鸢儿

【责任编辑】：池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