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父亲一人工作，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勤俭持家，含辛茹苦的拉扯着我们长大，全家五口仅靠父亲每月四十二元人民币的微薄收入艰难的生存。
也许是生活的无奈，母亲的精打细算有时竟然到了抠搜吝啬的地步，比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一次镇江的大舅托人给我们带来一瓶芝麻酱，母亲如获至宝的一直小心翼翼的把它放在碗橱的深处舍不得拿出来让大家品尝，以至于两个月以后在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苦苦央求下她才打开瓶盖，惊讶的发现整个一瓶芝麻酱已经发霉长蛆了……诸如此类的事件在我的记忆中可谓数不胜数。
由于长期食用胡萝卜粥、豆腐渣和南瓜面疙瘩等，造成了我们营养不良，面黄肌瘦，如果实在馋欲上来了抵挡不住，我便带着自家老妹跑到弄堂口小菜场对面的“为民”饮食店门前，看师傅做大饼、炸油条，进行所谓的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似的精神会餐。
说是“为民”饮食店，其实只是一个大饼油条摊儿，设施极为简陋陈旧：一个烘炉烤大饼，一付油锅火炉炸油条，加上一块铺板一杆擀面棍一个风箱。招牌就更不用说了，在墙上用墨汁歪歪扭扭蟹爬似的写上“为民饮食店”作为标志。
“为民”饮食店的大饼的做法和其他地方不同，油没有那么多，非常好吃，由于是在高温的锅炉壁上烤熟的，刚刚烘出炉的大饼，外层焦黄，香香酥酥的，当热乎乎的大饼拿在手上时，香味扑入鼻中，咬一口松脆可口，咸的带点葱花味，甜的也不腻味，美味实难掩。
油条也不错，“这块拉块”苏北口音浓重的武三郎的油炸功夫十分了得远近闻名，由他炸出来的油条不但相貌好，薄薄的面衣金黃酥脆，口感更佳且有咬劲。
通常油条是一根四分钱，买时需付半两粮票。至于滚圆的形状的淡大饼是三分钱一块，椭圆形状的大饼价格高很多是五分钱一块，上面洒着葱花是咸的，撒着芝麻是甜的。(两种大饼买时各需要一两粮票)还有豆腐浆，淡的三分钱、甜的四分钱、咸的豆腐浆附加的佐料比较多，葱花、虾皮、紫菜、榨菜末子还要另外再浇上一圈红艳艳的辣椒油，所以贵一点，五分钱一碗。
看着金灿灿黄澄澄的大饼油条，闻着空气中飘逸着的香喷喷味道，尤其是在柜台收钱的满脸皱纹菊花徐阿花大妈“大饼油条豆腐浆！大饼油条豆腐浆！”的吆喝声中，我和自家老妹常常情不自禁的口水直流，馋瘾难熬，肠胃里似乎有几百只小虫在拼命的乱爬，乱跳……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 由于伟大领袖强劲的政治支持，文化旗手的呕心沥血，革命样板戏达到顶盛和疯狂时期。
全国城乡，大街小巷都在演样板戏，人们在疯狂，样板戏在疯狂，全国在疯狂。
记得当时随着样板戏《杜鹃山》的公开放映，一时间，杨春霞的“柯湘头”风靡大江南北，无数女性竞相模仿。
因为剧中党代表柯湘虽然依然是满脸刚毅地宣讲党的阶级政策的形象，可发型却一改大长辫子和“一刀平”，而是一种发脚略带卷曲的短发，额前留着刘海，多了一份女性的柔美。
和自己同一年级的心仪女生杜鹃(化名)爱漂亮，在那个不许烫发的年代里，自然也梳起了清新妩媚的“柯湘头”。
那时我是大杨浦向阳中学(化名)“红卫兵团”的宣传委员，“柯湘头”，是副团长，按照当时非常时行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谆谆教导，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忙得不亦乐乎，校园里的大批判专栏，班上的黑板报都留有我和“柯湘头”的文字和墨迹，内容大都是“东风吹，战鼓敲，革命形势无限好，全靠毛主席来领导。”之类的。
文革中期，群众自娱自乐的样板戏文艺小分队和露天电影很流行，每逢星期六傍晚，我们的街道居委会门前便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柯湘头”总是早早的提前赶到，在舞台前或银幕前抢位子，放上两张小矮凳，一张是“柯湘头”的，另一张自然是留给我的。
伟大祖国生日的时候，常常在夜幕还没降落之前，我和“柯湘头”便爬上了我家那石库门三层阁的瓦房顶上。“柯湘头”紧靠在我的身边，两人一边嗑着“柯湘头”炒的西瓜子，一边兴高彩烈的观看市中心人民广场怒放着的五彩缤纷的烟花。真是有种说不出的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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