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中美建交，中苏关系持续恶化，夹在美苏之间的越南黎笋当局开始风向突变。
造成这种风向改变的原因十分复杂。一方面，随着新中国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我们逐渐把更多的精力和资金全方位投入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来，对于越南等国家的援助自然变得越来越少了。
另一方面，此时在美苏争霸格局中渐渐处于下风的苏联，为了制衡美中，于是与越南一拍即合，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两国正式建立起越军事同盟的实质性关系。
有了苏联人在背后的撑腰，越南黎笋当局便开始放心大胆地做起了“大印度支那联邦”的美梦。
所谓的“大印度支那联邦”其实是西方国家在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也可以说是西方殖民当局给世界各国被殖民地埋下的“巨雷”。
1862年，法国殖民当局以越南交趾支那地区（今南圻）为跳板，开始试图染指越南。五年后，法国殖民当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柬埔寨收入囊中，柬埔寨自此沦为法国殖民当局的“保护国”。
面对列强法国殖民当局在东南亚咄咄逼人的态势，作为越南宗主国的清王朝自然不可能无动于衷。为此，清王朝在重臣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奏请下，启用了时年67岁的冯子材挂帅，一举在越南凉山地区重创法国殖民军团，史称“镇南关大捷”。
按理说，“镇南关大捷”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也打怕了法国殖民当局，同时也促使法国茹费里内阁的垮台，无论怎么说，作为战胜国的清王朝无疑在日后的谈判中，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镇南关大捷”后，腐朽无能的清王朝在慈禧的授意下，居然与法国殖民当局签到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自此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当局的“保护国”，清王朝失去了对越南延绵千载的“宗主国”地位，自然也令清王朝在东亚文化圈的影响力被击得支离破碎。
而对于法国殖民当局来说，他们则是利用这个优势，顺势也将老挝等地收入囊中，自此，以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为主要的法属殖民地正式形成，法国人将此三地统称为“印度支那联邦”。
此后，经过越、柬、老三国人民的奋起抗争，法国人逐渐退出了东南亚地区。尤其在与外地的斗争中，越南人民先是历经了数不清的越法战争，紧接着又与美国开启了长达二十年的越南战争。
无论是在法越战争、还是越南战争中，中国人民都给予了大量无私的国际援助，无数中国人民的好儿女甚至牺牲在了越南这片土地上。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如果没有中国人民舍身为人的无私援助行动，越南能否从殖民主义的泥淖中挣脱出来都是尚未可知。
然而，伴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化，黎笋当局却蓄意挑起两国关系，对内，在内部大肆排华、反华，对外，无视北方大国的多次严正警告，肆无忌惮地出兵老挝、柬埔寨，妄想继承法国殖民地当局留下的“遗产”。
士可忍孰不可忍！面对黎笋作死的行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反动的黎笋当局发起了铁拳行动。
而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越南开国元勋黄文欢也趁机脱离黎笋当局黑暗的统治，来到中国寻求避难。
气急败坏的黎笋当局在黄文欢出走后，采取了各种方式对他进行了所谓的处置，而黄文欢也多次指责黎笋背叛胡志明主席的遗志，背叛历史、背叛人民与北方大国为敌，并时刻与反动的黎笋当局作斗争。
对于黄文欢这样一位友好的老朋友，新中国自然是无比欢迎的，因此，我们给予了十分盛情友好的招待。
特别是1981年新年的第一年，为了显示出对老朋友黄文欢的高度重视，中央高层便决心请华老出面参加茶话会，盛情款待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其实对于华来说，在1980年年底时，经过九次会议，他不再愿意公开露面了，因此这次的茶话会自然也被他婉拒了。
作为黄文欢老朋友的邓颖超于是亲自给华打去电话，请他务必参加这个重要的茶话会。在邓颖超的耐心的说辞中，华于是决定最后一次露面参加这场重要活动。
1981年新年茶话会如期召开，华老的到来使得现场气氛融洽起来，黄文欢也与华老尽情地交流了起来。宴席期间，厨师给华老准备了一盘煎鸡蛋，因为厨师知道这是他的最爱，华老也没想到，原来厨师们都还记得他。
在宴会结束送走黄文欢等人后，内心十分感动的华老便留下来与厨师们一一握手，素来不善言辞的他于是说道：“同志们的情，我领了!”。此话说罢厨师们眼中泛起阵阵泪花。
也就在这一年六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终于完成将三大核心职务转移出来的历史重任，自此渐渐淡出。
八年后，作为第二代核心领导集体的邓在谈到他时，给出了与时俱进评价：只是过度，不能算是一代。
来源：历史侦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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