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爸强强联手改变了老姐的毕业志愿 (上)

人有时候总会自相矛盾，有些记忆应该放入瓮中深埋永不启封。但很难做到，常常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想起。近来和同是文艺老青年的赵志渊农友饶有兴趣的聊侃起当年的上山下乡，竟然让我好些日子都深深的沉陷于对一系列农场往事的回忆之中，而且不能自拔。

上个世纪的1968年12月21日深夜，日理万机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又在他所居住的中南海游泳池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

“红色电波传喜讯，亿万军民齐欢庆。”在那段疯狂的日子里，自家67届初中生的老姐也忙得屁颠屁颠的，似乎分分秒秒，时时刻刻，日日夜夜都在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也许她无法驾驭和抑制自己那高度亢奋的情绪，在还没有中学毕业之前就好几次背着父母亲偷偷的向所在中学的革命委员会献忠心、写血书，说是“革命岂能做井蛙，雄鹰踪迹海天涯。”要把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万分信仰，融化在血液中，铭刻在脑海里，落实在行动上，坚决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
记得一个寒风凛冽的下午，老爸在工厂里“抓革命，促生产。”老妈去了乡下照顾卧病在床的老外婆。
老姐在当时是全校闻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年级里《红卫兵》连的副连长，她见父母都不在家，便见缝插针的把自己班上的几个飒爽英姿的女战友召集到我家，象打足鸡血一般的又在我们那狭窄的石库门亭子间里热火朝天你一言，我一语的抒豪情立壮志了，她们一致表示要积极踊跃的争做一员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军垦战士，为保卫伟大祖国北大门神圣领土不受任何外来侵犯，甘洒无愧于火红年代的一腔热血。

老姐还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向北朝着北京的方向热泪盈眶的深情的高声表示：“敬爱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啊，毛主席！为响应您的伟大号召，在未来的艰难曲折的革命征程中，虽然我会离自己的家远了，离自己的父母远了，却和您老人家永远心贴着心了，心贴着心了！”
这些只有兴奋到了天花板才能并发出的火辣辣语言终于将午睡中的我从酣梦里惊醒，但是我假装睡的更沉了，“哼——呼；哼——呼”鼻子里故意发出的鼾声如响雷一般。
终于老姐和她的战友们五音不全的唱着“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不怕千难万险不怕山高海深，高举革命的大旗，巨浪滚滚永不停永不停，迎着红太阳意志更坚定，勇敢迈步向前进……”的革命战歌一窝蜂乱哄哄的离开了。

天是这样的黑暗，也是这样的冰冻，我畏缩在被窝里耐心的等啊等，等到自家老爸下班回家前脚才踏进房门，就一骨碌从床上跳起，急忙把刚才看到和听到的耳朵贴着耳朵一五一十的向他详细汇报。
老爸听后微微一愣没有说话，眉头紧紧的皱着，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便在小小的亭子间不停的来回的踱步，来回踱步。

晚饭的时候，他心神不定的胡乱扒了两口咸菜开水泡饭，就匆匆忙忙的去弄堂口的烟纸店花了四元八角钱买了一条“红壳子”(红牡丹香烟)，又从柜子里拿出两瓶大伯赠送给他珍藏多年自己一直舍不得喝的两瓶“洋河大曲”，小心翼翼的齐齐放到印有毛主席手迹“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的草绿色书包里，说是到“烟酒师傅”家里去“烟酒研究”，临走的时候特地关照我把嘴放在心里，对于他今晚的举动以后对任何人都不能提起，尤其是老姐。

“烟酒师傅”原名周懋庸，因为他常常是烟不离手，酒不离口，加上他的真名笔画太多，叫起来又拗口别扭，久而久之就被“烟酒师傅”代替了。
“烟酒师傅”生来就不是读书的料，初中在校园里勉强混了一个学期就耐不住寂寞辍学成了“社会青年”，他所在的街道党组织的各级领导同志瞧他“虽然也有一双手，却在城里吃闲饭”生活状态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想方设法为他排忧解难。
恰逢这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上海做动员，招收失学和待业的青年去那里支边，招聘者承诺条件优厚诱人，说是进兵团就是参军，发军装有军饷。而且不满16岁的，到新疆可以上技校，毕业后愿意回上海的就回上海。

顺便插一句，由于战争年代所建立的功勋，军队在当时的年轻人心中拥有崇高的地位。部队官兵所代表的荣光和兵团所许诺的优厚待遇吸引了上海9.7万有志青年纷纷积极踊跃的报名，他们打着五星红旗，唱着革命歌曲，在震天动地的锣鼓声中踌躇满志地奔赴了新疆。
“烟酒师傅”虽然读书不聪明，可是脑袋鸡贼又头子活络，市面上吃得开、拎得清，尤其是这些年在社会上混吃荡喝的浪迹，无论哪个花边新闻或者小道消息隐藏在上海滩的哪个旮旯，他都能掘地三尺把它挖掘出来。“烟酒师傅”不知哪里听到的这样的顺口溜：“上海娃子呱呱叫，上火车不要票，下了火车没人要。”又传闻上海的“社会青年”到了新疆建设兵团却面临着生活和劳动上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住的是地窝子，或是红柳编起来的房子；吃的是杂粮，一年到头仅在过年的时候吃一顿肉和米饭。
正是理想和现实存在的巨大落差，“烟酒师傅”精明的意识到眼下吹得花好稻好，到时候也就是一个“空心汤团”。
于是居委会上门动员一开始他就情绪抵触不配合，无论是说教还是训斥，甚至车轮大战的死缠烂打，“烟酒师傅”抱着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对付他们，或者装疯卖傻，或者油腔滑调，最终成为远近闻名的“老大难”而蒙混过关成功的赖在上海。

文革的动荡初期“烟酒师傅”终于如愿以偿的进入了大杨浦街道所下的一家名曰“燎原”煤球厂当上一名踏黄鱼车送煤球、煤饼到居民家里的外包工，(城市职工中身份地位最低的处于体制外的工种，他们就业无保障，无法享受绝大部分社会保障，是事实上的廉价劳动力)后来由于造反的赫赫战绩，在轰动全国的“安亭事件”中，曾经和王洪文一起卧过轨；又在砸上柴厂“联司”的“8.4”革命行动中被流弹伤了腿......1968年8月15日以后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召下，他和其他的“工宣队”（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的工人师傅浩浩荡荡的开进老姐所在的学校，成为“一言九鼎”的“第一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