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的走私帝国！zt

 

战时戴笠的走私网

鸦片和其他麻醉品从满洲国和察哈尔运输到本地区，在那些地方种植罂粟是得到日本当局怂恿的。这种交易掌握在日本人和朝鲜“浪人”（游民）手中，他们在1935年以后对当地局势形成一种威胁。从河北东部把银子走私运出中国的活动十分猖獗，极大地破坏了南京政府为稳定货币制度所做的各种努力。此外，为了不让南京政府得到他们拼命想得到的税收，同时为了支撑日本自己疲软的市场，日本当局便与通州的傀儡政府秘密达成协议。

按照协议，日货一不缴税，二不接受管理，而且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河北东部涌入华北市场，通州政府对此现象须听之任之。（几乎所有的东西只要你出钱就可以买到。当战略情报署的官员奥利佛·卡德威尔向中国情报特工们打听想购买一辆车时，戴笠的一个部下告诉他，他们可以从上海搞到一辆日本组装的1942年的别克牌新车运到重庆，价格为300万法币或1.5万美元左右）即使有些货物通过河北东部当局设立的海关关卡，对这些货物所征的税也要比战时中国海关的税率低得多。可靠的数据很难得到，但关于走私程度的某些迹象可在一些国家向日本递交的强烈抗议中见到，这些国家的贷款和赔偿都有中国海关的收据担保。

全国走私网

战时的中国，按理分成国统区和沦陷区，中间穿插着走私犯出没的路线，它们通过盗匪的中转市场将这两个区域互相连接起来。位于河南与安徽两省交界处的界首镇便是这样一个非法的集市。“这里是边界，但人们并未感到是在敌人的枪口下生活。这里充斥着能赚且赚的人：这类奸商只能在一个发生战争的国家里见到。你在那里遇到的每一个人似乎不是商人就是某种代理。人们从沿海地区来，穿越黄河与长江从内陆省份来。这个城镇令人难以置信地繁荣。”

于是，戴笠专门去了一趟界首，因为他想瓜分汤恩伯将军从走私贸易中强占的大笔“收入”。据说，戴笠在走访那里之后对汤将军建议说：把时间少花在贸易上，多花在军事目标上，这样会更加有益（梅甘主教对艾佛锐特·德伦姆莱特提起戴笠去界首的事，说：“当然，众所周知，这些贸易的油水极大，所以许多中国军官（尤其是汤恩伯将军）都以各种方式参与这些贸易，而且这种贸易是在与中国傀儡政府（也许还有日本人）达成默契的基础上进行的。”主教（他在华北有自己的情报网）还补充说，他“听说”戴笠对汤将军在这个行当里的角色不满意）。

其他地区，如产棉区，纺织原材料被用来交换沦陷区的成品货物，比如无线电电子管和其他必需品。另外，河北东部大量的走私活动，主要是围绕着毒品交易进行。自东北落入日本人手中之后成为走私中心的大连，也把毒品经营与其他走私活动结合起来，并派船不时在华北沿海一带上岸活动。

尽管各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但走私网却是全国性的（当时的文件表明，邮政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继续正常地进行，在国统区、沦陷区和共产党地区之间进出相对容易）。正如界首将安徽和河南连接起来那样，位于长江三峡口上的宜昌把四川和湖南及其下游各省连在一起，使那些省份能够向前者提供上游地区所没有的药品、棉线和染料。上游地区的港口也是如此，如万县和巴东，上游地区的盐、桐油、猪鬃、草药等通过那里运送到下游来交换棉纱、布匹、缝纫材料和家用五金等。

 

江西是一个尤其重要的原产地，因为除了具有丰富的稀有矿物质（钨、锑、锡、锰、钼和银）以外，还出产大量的稻米和其他农作物（茶叶、苧麻纤维和菜籽油），以及来自已被日军占领的景德镇原皇家瓷窑的奢侈陶瓷。浙江沿海城市如宁波和温州，除了作为江西物资的转运港口以外，还往内地运送了大量的交通物资（如机动车、卡车、轮胎、工具和汽油）；（珍珠港事件之后，上海出现汽油紧急短缺。尽管上海人非常喜欢汽车，但那时却很难弄到汽油。虽然许多车的引擎很快改装成烧木料和木炭，有许多车仍然使用汽油，于是那些在自己的后院里埋藏了一桶桶汽油的“新贵”们，便在黑市上大发横财）而体积不太大的物资则用货车从东北沿京绥铁路穿过包头、兰州和陕西运到华中地区。

走私与情报工作

日本人对走私的部分理由是，这为他们的中国特工装扮成商人打入国民党控制的地区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些特工人员为日本人服务的前提是：能够穿越敌人防线进行贸易。他们接受的命令是，既要打入中国的特工机构，又要向军统和中统递送假情报（给日本人当特工的酬劳之一是提供向旅行者敲诈勒索的机会）。

自然，中国人也如此办理。他们甚至比日本人更严重地依赖走私的赢利来向政府缴税，尽管他们对暴露官方卷入海洛因交易不无顾虑。（1941年4月5日在军统总部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军统领导们注意到了从走私点穿越敌人防线的方便，于是把它用来作为派遣军统的特工进出敌占区的有利机会）于是，阻碍公开在日占区和内地之间进行贸易的战时条件本身，使双方的特工人员得以从非法贸易中牟取暴利。而双方对这种非法贸易则以采购必需品（对日本人来说，主要是农产品和土特产，对中国人主要是医药和轮胎）或者情报工作需要为借口（日本一旦控制了贯穿华中的南北铁路线，就能在中国的国统区和沦陷区之间制造障碍，而假如日本取缔在日本军队中的贸易和贪污行为，从而形成对国统区的有效封锁的话，那么国统区的经济便会陷入真正的困境）。

说到底，是加强了特工机构的收入来源，同时也给了关系广泛的人和投机商们一个挣大钱的机会（军统湖北站的400个特工原来的办公处在武汉，这些人一直在搞走私。到了1938年11月，武汉办公处搬到了在恩施县的省办公处内，把游击队活动和走私贸易结合了起来。与此同时，武汉警察处于日伪武汉警察总监刘翰如的控制之下，直到他被傀儡市长张仁蠡（张之洞的儿子）解职为止）。

国民党要员们通过各种由中国情报机构控制的运输公司中饱私囊。也就是说，战时的官僚资本主义导致了个人得利，同时也使中国间谍头子们——尤其是军事情报头子戴笠将军有望创建起巨大的非法王国：它从缅甸和阿萨姆邦（印度东北部的邦）延伸到云南、广东和福建（沿海地区的走私贸易主要是那些从舟山岛沈家门开出的海盗船只在进行。其中有一些是日本人许可的“傀儡海盗”，以此来促进有利可图的运送鸦片进入国统区的业务，并换取木材、稻米、桐油、纸张和黄金到沦陷区出售。除此之外，他们还把上海的旅行者运送到浙江、福建和广东的港口），光是往国统区走私汽油，参与者就达50万人之众。

稽查警察

戴笠的走私王国创建在一个索税制度的基础上，这种制度可以追溯到30年代早期税警的成立。1931—1932年在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国民党政府创建了一个由王赓领导的“税警总团”（宋子文原来命令西点军校毕业生曾锡桂训练税警部门。据说蒋介石把这视为宋争夺权力的象征，于是解除了这两人的职位，并让孔祥熙接替宋任财政部长）。在一·二八事变中，王赓在上海被日本人逮捕，日本情报官发现了王身上携带的军事地图，从而泄露了第十九路军的部署，结果日军利用该情报在浏河登陆，挫败了十九路军的上海保卫战。

王赓因此丢了官，而严重受挫的税警总团由张学良东北军的“讲武堂”学生补充。1936年，税警团由黄杰任团长，但这支部队在1937年8月的淞沪抗战中被日本人击溃。上海沦陷后，幸存的税警团人员被调至宝鸡整训，并由孙立人任总团长。

税警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军队的“交通监察局”，当时由长沙国民党警卫司令酆悌控制。1938年10月15日，长沙燃起的一场灾难性大火（文夕大火），使酆悌失宠，蒋介石一怒之下命令行刑队将酆悌枪决。（这场大火也许是蒋介石制定的“火烧”政策的一部分。长沙被烧了三天三夜，十几里以外就能见到冲天的火焰。有5万多家住宅被烧毁，无数人被烧死。但大火并未能吓住日本人，他们绕过了长沙，继续前进。蒋介石看到这场损失后，一怒之下决定牺牲部下，枪决酆悌和省警察署署长。）

这位丧命官员的“交通检查局”立刻被戴笠接管，两年后被改编成“战时货运管理局”，亦称“运输统制监察局”。何应钦将军被任命为局长，而戴笠则负责该局的检查处。实际上，戴笠因为该局在整个国统区的80多个“检查所站”而真正掌权（“这个局有350个控制单位和60个检查单位。戴笠颁发运送货物的许可证。通过公路、火车，或飞机输送人员、货物是在他的管辖之下。”）。

这个部门是用来与敌人进行秘密走私交易并向军统提供其他财源的（这种活动后来扩展到了航空检查（包括对机票发行的控制），在汪精卫逃跑之后，航空检查归军统负责。这个航空检查机构最终归军事委员会下的水陆空交通统一检查处领导。军统战时的机构当中，空运部门是最大的肥缺，它的检查员们参与黑市的机票交易，并与重庆最大的珠宝商和黄金走私商直接做买卖。）。戴笠的人员在各省创建了“货运管理处”，而这些处又转而搞了个货运网叫“货运管理站”，在当地的商号掩护下（如兴隆庄、协昌庄、振兴庄等）与日本特工部门操纵的中国傀儡商业机构勾结往来。

国民党利用中央银行拥有的美制印刷机，伪造东北日本军队的临时证件和汪伪政府的纸币，在沦陷区购买物品。然后，“忠义救国军”的单位同交通管理站的雇员一起，再把买来的物品走私到内地卖掉，从中牟取暴利。

联络人

国民党的走私活动依赖于在敌后淳安的一个由20多个主要的进出口商人组成的复杂网络。1942—1943年期间，这些公司联合组成了“进出口商联合会”，由前杭州市长赵志游任主任，掌管中美合作所诸多业务的汪烈炎任副主任。这个协会以联合企业的形式垄断了大米、大豆、桐油、猪鬃、松香、苧麻、毛竹和木材，以此与日本和汪伪特工机关组织的“岭南公司”（属日本梅花机关）、“吉记庄”（另一个日本特工机关）、“联成公司”（属汪伪政治保卫局）和“东南贸易公司”（属汪伪特工总部）勾结贸易，交换西药、棉布、卷烟、橡胶轮胎、五金和其他日用品（1938年后，在中国活动的最重要的日本特工单位是“竹社”或土肥原贤二，其中有最精通中国的“中国老手”坂西利八郎）。

国民党公司与戴笠的交通审计员们密切合作（1943年春，在财政部交通管理处工作的朱惠清向戴笠建议，成立一个上海办事处来采购棉布和其他物资运到国统区。这个办事处由杜月笙的门生徐采丞和万墨林负责，他们与梅花社有密切联系）。例如“美丰公司”实际上是苏—浙—皖边区管理处处长张性白成立的（管理处由张性白的副手陈清贤（音）负责，坐落在淳安境内。1943年春，在财政部交通管理处工作的朱惠清向戴笠建议，成立一个上海办事处来采购棉布和其他物资运到国统区。这个办事处由杜月笙的门生徐采丞和万墨林负责，他们与梅花社有密切联系）。

1943年，任中美合作所淳安办事处主任的张性白，向“美丰公司”与“震烈公司”（经理汪烈炎，由浙江银行资助）的合资企业私人投资100万元（总投资1100万元），来垄断苧麻、松香和桐油贸易（管理处由张性白的副手陈清贤（音）负责，坐落在淳安境内。1943年春，在财政部交通管理处工作的朱惠清向戴笠建议，成立一个上海办事处来采购棉布和其他物资运到国统区。这个办事处由杜月笙的门生徐采丞和万墨林负责，他们与梅花社有密切联系）。

浙东货运管理处处长赵世瑞也是如此。他与负责当地监督的副处长们一起组织了“兴隆庄”，用他们三大仓库里储存的浙南地区的木材、松香、猪鬃、大米、黄豆、桐油、柏油等，与敌占区的日伪公司交换香烟、龙头细布、五金、西药和橡胶轮胎等（赵世瑞的绰号为“赵万万”，而他在温州的侄子赵子清被称为“赵千万”。他的副处长们是临海黄岩货管站站长童襄、龙泉货管站站长寿廷）。这些货物由“忠义救国军”张惠芳及其兄弟张俊良（音）率领的浦东地区行动总队以及陆安石的浙东沿海部队往返运送到国统区（绰号为“阿毛”的“张上校是个小个子，勇敢过人，在进入上海这类城市中心时，经常装扮成船夫或乞丐。他在本地被人们敬为英雄。战前他是个普通公民，虽然他目不识丁，却是普通老百姓当中最优秀的代表”）。

赵世瑞在浙江走私中大发横财，直到他私自牟取暴利的事被戴笠的部下通报到戴笠那儿。戴将军怒火万丈，在1945年将赵抓起来，关进了建阳回龙寺（福建）的美军招待所，并用14辆道奇牌卡车把从赵那儿没收来的当时价值4000万元的物资运走。赵本人被一个军事法庭判处5年徒刑，但他未服满刑期，因为戴笠的接班人毛人凤于1946年将赵释放出狱（赵世瑞被释放后，进入陆大将官班受训）。

缉私

货运管理处是个军事单位，最终向蒋介石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汇报。那么，负责稽查走私的政府机关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1940—1941年间，英国顾问们劝告委员长以创建更有效的控制走私的方法来增加政府的收入。

蒋介石因此便在财政部下设立了一个有6万名雇员的“缉私署”，由戴笠本人领导。（戴笠的副手是曾养甫，他的主任秘书是涂寿眉，运输组长是张炎元，政训组长是陈世贤，警卫组长黄毅夫，毛宗亮为经理组长，杨隆祜和郭斌先后为总务组长，胡子萍为交通组长，陈一白为无线台总台长。）缉私署在国民党统治的各省设有缉私处，在它下面又设有查缉所哨（稽查人员训练班设在重庆、衡阳和西安，由陶一珊等负责。他们来自军统的特工人员，被调到稽查部门当基干）。这使戴笠在那段时间里全面控制了政府的秘密走私机构。

在中国控制走私（除了由海关负责的关税征收外）是由戴笠手下的秘密警察掌握的。实际上，戴的组织凭着它的垄断地位，“控制”了不断增长的与敌人交易的大部分，而其他经营者只有在他们肯付费的情况下才获准参加进来。戴的手下发了横财，其组织本身也盈利数亿元，用于供给和扩展它邪恶的网络。这种“贸易”成为其资金的主要来源，而这笔资金如此庞大，以至于到了1944年，人们估计戴笠的工资单上约有50万名军官、特工和密探。

然而，戴笠对缉私署的控制并非一帆风顺。他的一个负责缉私任务的主要人员——金润生，被他任命领导点验团，并接收税警总团。但孙立人不愿交权，想方设法将该团隶属于自己领导的第三十八军。对此，戴笠在税警总团第一团内创建了与之相对垒的组织，驻扎四川，并将这个组织和另外四个由他任命的人指挥的税警总团扩充为新的总部。

更能说明问题，而且最终给戴笠惹出麻烦的挑战，来自于蒋介石本人的亲属们，他们在战时涉入走私的情况，被戴笠的缉私署通报到了委员长那儿。这些情况在追查著名的“林世良”案件中暴露了出来。

林世良案件

林世良是蒋介石的连襟、一度曾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的机要助理。林开始是通过上海青帮的地下关系与孔祥熙联系上的（青帮头子杜月笙在上海孔祥熙的家里参加了祈祷会，并于1936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孔祥熙在南京中华门外建公馆时，要同由帮会分子控制的励志社领导之一黄仁霖打交道。黄把李骏耀介绍给孔当建筑监工，孔又提拔李为中央银行货币发行局局长。然后黄和李又把林世良介绍给孔祥熙。

这个案子实际上涉及了一批与大成公司有关联的投机分子和奸商，该公司委托林世良的助手汪继方，把存在仰光的一批车胎和五金等运到重庆。这笔交易巨款的一部分被林世良转让给孔令侃和其声名狼藉的妹妹、惯于女扮男装的二小姐孔令俊。孔祥熙的大女儿孔令仪和女婿陈继思也有牵涉。这批货分几批装运，其中有两批被缉私署缴获。

戴笠把这一消息电告蒋介石后，委员长怒火万丈，认为林世良是在利用他大姨夫的名义为自己进行走私活动。结果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林被逮捕，并被判10年徒刑后关进重庆的土桥监狱。与此同时，那些被缴获的物资，从原价约总共1600万元，暴涨到6000万元。根据规定，缴获走私货物的官员们可得充公物总额的10%作为奖金，用来改善该组织。戴笠的人还收集了林世良吃喝嫖赌等等劣迹。蒋获悉这些腐化行为之后，盛怒之下，在原判上改批“立即枪决”（外国观察家们认为是戴笠下的处决令）。

林世良不愿替孔家负罪，于是他公开将走私阴谋归罪于孔令侃。孔令侃在父亲的怂恿下把此事整个闹到宋美龄那儿。这样，戴笠发现自己处于整个孔家和宋家的对立面，这两家要求蒋介石替他们解决此案（孔家的侍从们（从副官到抬轿子的家丁）都佩有特殊证章或在制服背后印有特殊印记，表示是孔祥熙的人，以此仗势欺人。他们和军统在南温泉虎啸口山上、孔的别墅旁边的稽查所密切合作）。于是蒋介石面临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家族利益（在公众的眼里，四大家族代表了“官僚资本主义”的私人利益），另一方面是戴将军所称的对军事当局权威的冒犯（该当局现在负责原属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和孔祥熙的职权范围）。

蒋介石最终站到了家族一边，尤其是当相互疏远的宋家和孔家现在因共同的敌人戴笠而联合起来之时。除了判决林世良以外，委员长还指责戴笠因心怀不满和泄私愤而越权行事。于是，1943年7月戴笠被免除了缉私署署长的职务，并由孔祥熙的人、戴笠“不共戴天”的敌人宣铁吾接替。与此同时，所有各省缉私处处长一概被撤换，军统的人统统遭到排斥。

戴笠被解除缉私署署长之职，被中国的盟国美国误解为是对军统过度行为的处理，其含义超过了表面现象。驻重庆的美国使馆向国务院汇报说，人们普遍认为“委员长的秘密警察和宪兵及情报组织声名狼藉的头目戴笠”被解职是由于：

1. 对高级官员的部下屡次擅自进行绑架、处决等，包括1942年秋天枪决中央信托储运处处长林世良，据信他把装运从缅甸到中国的政府供给品的卡车，用来替高级官员们装运“奢侈”用品；
2. 该组织本身腐败的“缉私活动”同“高级官员们”的“腐败利益”相冲突；
3. 国民党秘密警察内部发生的激烈争斗，其主要作用是对付“危险思想”领域；
4. 因为日本人成功的反间谍活动，戴笠在沦陷区的情报组织遭到破坏；
5. 对戴笠及其“盖世太保”的抨击。蒋夫人在她的访美旅程中对这些抨击有所耳闻，因此她得出印象认为，“美国人相信不是委员长，而是戴笠，通过对纳粹和日本警政制度的残酷应用而在实际上控制了中国”（但临时代办补充说，据戴笠的一个私人朋友说，戴将军并没有被解职，只是被命令从那以后得局限在军统合法活动内，即“在沦陷区的军事和政治情报及反间谍活动”。他以前的政警活动据说被他的前内弟毛人凤接替）。

戴笠的防卫措施

然而，在控制缉私署方面败给行政当局，并未能挫伤戴笠的整个运作机能。仅凭一点便可说明问题：他迅速确保了自己的王牌——军事必需——能胜于孔祥熙对财政部战时监控走私的依赖。1943年7月，戴将军把税警办公室直接置于军委会之下，并把它改名为“别动队”，它的11个纵队分散在国统区的各个战区，奉命专门监视所有的地面运输（别动队是从原奋勇队发展起来的。当初它们由蒋介石组建于1939年9月，主要被用作游击力量）。

其次，戴笠使国民党军队的运输和通讯部门隶属于统一指挥之下，负责地面巡逻、地区监察站、邮电，甚至还有飞机通讯业务。同月，军事委员会的运输统制局检查局被改为军委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由戴笠的部下吉章简任中将处长。（张炎元为少将副处长，并设立了两个交通训察总队，由石仁宠任少将总队长，而各地检查所／站仍保留原有建制）后来在1945年，交通巡查处的范围扩展到通讯和航空（原戴笠军统三处的业务），归邮航检查处领导，刘番任中将处长。

最后，戴笠抵制孔祥熙和行政官员急切想接管缉私监督的企图的另一个办法是在财政部内部扩展中美合作组织。1944年期间，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局运输处处长是黄荣华。在美国侨居了多年的黄荣华，同时也是中美合作所运输处的头目。他负责管理整个华南地区的活动，向前线游击队运送武器，并将从沦陷区傀儡公司那儿采购来的物资运送回来（鸦片的运输往往由杜月笙的武装匪徒押送）。

到了1944年至1945年间，这些车辆的装载便完全在戴笠的控制之下，他实际上拥有财政部货物运输局局长的头衔。这正如梅乐斯解释的那样：

任何一辆卡车都得出示载货单，准确地说明装载的货物，而且，在每一个检查哨所，必须出示货运单，卡车还要通过检查。而卡车司机常常通过让人搭乘来捞取外快，被称为“运输黄鱼”（一种贵重的佳肴），而戴将军本人的责任是对走私与间谍活动进行遏止（起码做到了限制）。

由此可见，中美合作所的美方领导直接了解甚至欣赏戴笠的走私王国，在日本投降时，这个王国已在战前的毒品贸易和战时美国的供给和运输资源的基础上创建了起来。它一时间盈利巨大，但这些盈利所滋养的社会因素，要么是促进了国民党当局的上层腐败，要么是促进了同样有害的秘密特务的高压政治，这种政治损害了内战前夕的政府合法性。许多年之后，历史学家们很快就看出在走私和秘密特工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越战争中非法毒品交易之间的联系。但在东南亚形成这种交叉关系的力量，早在美国秘密部队支持李弥的国民党九十三师在金三角区的鸦片买卖之前就存在了。在中美合作所的抗日游击战高峰期，在戴笠的支持下，这些关系首次在中国交织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