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 4 月 18 日是传奇的杜立特突袭 70 周年，这场突袭涉及个人牺牲、工程独创性、人类同情心和致命复仇。日本轰炸珍珠港后的几个月里，日本继续取得军事胜利，取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1] 尽管政府言辞如此，但由于美国政府似乎没有能力对日本进行反击和侵犯损害，美国民众的士气非常低落。值得称赞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与美国军方一起提出了一项乍一看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派遣轰炸机对日本进行突然但非自杀性的袭击，向日本投掷炸弹。结果就是杜立特突袭。本文讨论了这一“不可能”的使命及其对美国和中国的影响。
不可能的任务成为现实
大家都认为最好的策略是美国对日本主要城市发动突然炸弹袭击，但一开始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日本距离如此遥远，美国在日本附近没有任何重要的空军基地可以驻扎轰炸机，这些轰炸机可以飞去轰炸日本，然后安全返回基地。[2] 此外，这次袭击必须是突然袭击；否则，这将是一次无用的自杀式任务，因为日本战斗机和高射炮可以在美国轰炸机投弹之前将其击落。让轰炸机从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怎么样？第一个问题是所需的轰炸机通常使用 2,500 英尺的跑道起飞，而航母的跑道不足 500 英尺。而且，在轰炸袭击之后，轰炸机需要降落在其他地方，因为从技术上来说，这些轰炸机不可能降落在航母的甲板上。另一个问题是航母不能距离日本太近，否则日本战斗机和日本附近许多日本海军舰艇的火炮可能会摧毁美国航母及其护航??舰艇。[3] 日本的防御范围位于日本境外约 400-500 英里。如果航母不能距离日本太近，那么轰炸机将需要比当时设计的轰炸机最大燃油容量更多的燃油。
这些都不是小问题，美国发挥了最大的聪明才智才将这一不可能的任务变为现实。杜立特突袭任务由吉米·杜立特中校指挥和领导，尽管使用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远程轰炸机轰炸日本的最初想法来自欧内斯特·J·金海军上将的幕僚弗朗西斯·S·洛上尉，海军作战部长。杜立特上校不仅仅是一名普通飞行员。他也是一位一流的航空工程师，拥有硕士和博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位。他已经作为创纪录的长距离速度飞行员、航空工程研究员和最先进飞机的试飞员而闻名。二战初期，美国政府认为他太有价值，不适合派往前线，而是将他留在前线担任战斗机飞行员教官。由于附近没有可供轰炸机起飞的机场，任务必须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因此，杜立特和他的团队制定并实践了从短于 500 英尺的跑道起飞的新方法。为了保密任务，杜立特袭击的飞行员从未有机会练习从真正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尽管在计划阶段其他飞行员已经证明了其可行性。他们调查了所有可用的轰炸机并选择了 B-25。然后他们对 B-25 的设计进行了一些修改。为了给三个额外的油箱腾出空间，将其燃油容量从 646 加仑增加到 1,141 加仑，轰炸机的武器装备被减少，并且由于任务期间需要无线电静默，230 磅重的联络无线电被拆除。机身腹部安装了钢制防爆板，以保护炸弹免受高射炮的攻击。因为这个任务被认为是极其危险的，所以他们只选择志愿者，而人们自愿做志愿者，除了知道任务极其危险之外，并不知道任务是什么。
由于轰炸机在技术上不可能降落在航母甲板上，因此计划是轰炸机在日本上空投下炸弹后飞往中国东海岸的机场并降落。规划者本来希望轰炸机降落在距离朝鲜北部数百英里的苏联东海岸符拉迪沃斯托克机场，但苏联刚刚在四月份与日本签署了中立条约1941年，从而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为了保密这次任务，除了杜立特之外，所有其他轰炸小组成员直到任务前不久才知道任务的目标和性质，除了几名分队领导是在任务前几天才得知的。任务小组的其余成员。他们不被允许与任何人讨论训练的任??何方面，包括他们的妻子，甚至在他们自己之间也是如此。事实上，由于轰炸机机组人员登上“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的时间是1942年4月1日，他们就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愚人节玩笑。就连中国政府首脑蒋介石将军也不知道这次任务。回想起来，这一决定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包括美国将军克莱尔·陈纳德在内的许多人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和驻华美国高级军事领导人得到通知，他们可能可以拯救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轰炸机。注定要前往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成为驻华美中空军的一员。
该计划是让特遣队 [4] 在到达距离日本海岸约 400 英里时启动任务。然而，1942年4月18日早上7点38分，当特遣部队距离日本仍有约600英里时，一艘日本哨兵船发现了它，并向日本发出了攻击警告 。美军指挥部必须迅速做出决定：取消任务，还是在执行任务前继续接近日本，或者然后再执行任务。最后一个选项被采纳。击沉日军哨兵艇后，攻击任务开始。虽然距离日本还有大约 600 英里，但杜立特驾驶的第一架轰炸机于上午 8 点 20 分从航母上起飞，其他 15 架轰炸机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全部起飞。由于它们比原定出发点提前约200英里起飞，这意味着它们可能没有足够的燃料到达中国。此外，由于它们是早上起飞而不是晚上，所以轰炸机到达中国海岸时将是夜间，而不是白天的早晨。为了减少被日本雷达发现的可能性，轰炸机飞到了水线上方，到达日本后就在林木线上方。令人惊讶的是，相对而言，他们遇到的防空火力较少，日本战斗机的数量甚至更少。显然，即使哨兵艇发出了发现特遣部队舰艇的警告，要么日本政府仍然没有预料到轰炸机可能会飞离航母并轰炸日本，要么是日本海军之间的通讯中断了。对美国特遣部队舰艇以及东京和其他城市防空官员出现的早期警报。事实上，当看到轰炸机时，许多地面上的日本人都向他们挥手致意，以为这是日本空军的又一次演习任务。16 架轰炸机中除一架外，其余所有轰炸机均成功对东京的 10 个军事和工业目标、横滨的 2 个目标以及横须贺、名古屋、神户和大阪各 1 个目标投掷了炸弹。[5]
投下炸弹后，除了一架轰炸机外，其余 16 架轰炸机均转向西南方向飞往中国浙江省，那里的几个机场本应准备好用寻的信标引导它们，然后加油，以便继续飞往重庆。[6] 已经是晚上了，他们又遇到了雨雾的恶劣天气。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企业号航空母舰指挥官威廉·哈尔西中将没有向华盛顿发送计划中的信号，将信号转发给中国，以提醒这些机场的地面人员打开寻的信标。也许哈尔西上将担心任何通讯都可能被日本人拦截，从而给轰炸机和随行的海军特遣部队带来额外的风险。轰炸机在轰炸日本后确实遇到了顺风的运气，从而大幅提高了速度。不然的话，他们在到达浙江沿海之前，肯定就已经耗尽燃料了。飞行约13小时后，轰炸机抵达浙江沿海，油箱显示为零或接近零。由于没有任何寻航信号寻找着陆场并引导着陆，加上天气恶劣，又没有燃料寻找着陆场，15架飞机全部在浙江省及其邻近地区沿海或境内迫降或跳伞。门江西省。
对美国的影响
在他的飞机坠毁后，杜立特知道他的团队的所有其他飞机都会面临同样的命运。因为这些飞机注定要飞往重庆，成为美国/中国驻华空军的一部分，他认为他的任务失败了，他将被送上军事法庭。
两架轰炸机的两名机组人员在飞机迫降后溺水身亡，另外八人被日本占领军俘虏。他们在上海受审，其中三人（两名飞行员和一名炮手）被判处死刑，并于 1942 年 10 月 14 日被执行。其余五人先是在上海，然后在南京，条件极为恶劣。其中一人死亡。后来待遇稍好一些，还送了一本《圣经》和其他几本书来读。他们一直是俘虏，直到 1945 年 8 月被美军释放。其中一名俘虏雅各布·德沙泽 (Jacob DeShazer) 下士最终成为一名传教士，并于 1948 年返回日本，并在那里服役了 30 多年。他最大的成就可能是在 1950 年，当时他让渊田光夫皈依了基督教。渊田是 1941 年 12 月 7 日对珍珠港进行第一次空袭的领导人。德沙泽于 2008 年 3 月 15 日去世。我教会的一位老年女传教士（现已去世）是德沙泽在太平洋的同学西雅图圣经学院。
另一架轰炸机上只有一名男子在跳伞时死亡。总共，80 人中只有 7 人直接死于这次任务。
即使在轰炸之后，由于美国船员仍然面临着被日本占领军俘虏或杀害的危险，因此这次任务并没有立即为美国公众所知。后来在中国当地和中国军队的帮助下，轰炸队总共80名机组人员中剩下的64人（7人被杀，5人被关押在苏联，4人是日本俘虏）全部逃脱了追捕。并被日本占领军安全运至重庆。
尽管杜立特空袭对日本目标的实际损害相对较小，但对美国人民的士气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展现了美国可以反击的精神。这向日本发出信号，表明他们自己的国家不是避风港。这也是杜立特空袭后不久，日本决定发动大规模海战，试图夺取夏威夷附近的中途岛的部分原因。他们认为，如果能够再次对美国海军造成重大打击，夺取中途岛，那么美国就不太可能有能力对日本发动更多攻击，而日本也可能对夏威夷发动更多攻击，或许甚至美国本土。众所周知，美国在中途岛海战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从海军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二战对日战争的转折点。
与杜立特对杜立特空袭的直接评价相反，罗斯福总统和美国军方对杜立特空袭以及杜立特在整个任务的规划和执行过程中的领导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以至于在东京空袭的第二天，他被提升了两个级别晋升准将，跳过上校军衔。大约一个月后，他还获得了罗斯福总统授予的美国最高军事勋章——荣誉勋章。杜立特突袭行动的全部 80 名成员均获得了杰出飞行十字勋章。
对中国的影响
飞往中国的 15 架轰炸机（除去飞往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那架）全部在浙江省或邻近的江西省坠毁。一些机组人员在坠机时着陆，一些机组人员在坠机前跳伞。坠机产生的噪音将当地华人带到了坠机地点。几乎立刻，当地的中国人要么找到了美国船员，要么美国船员找到了当地的中国人。经过最初的犹豫并确定这些人是美国人[7]后，当地华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美国人免遭日本占领军的俘虏。例如，一位名叫赵小宝的 19 岁中国年轻女子新婚不久，找到了一个剧组的四名成员，并邀请他们到她家做客。她和她的丈夫给了他们衣服、食物和温暖的火。杜立特找到了当地的一所房子，一边敲门，一边说着他唯一知道的中文短语“我是美国人”。但中国人不理解他，把所有的灯关掉，把房子锁得更牢。后来杜立特通过其他方式才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向他敞开了大门。飞机失事降落时，任务中唯一的医生与医疗包失散。他一直没有找到他的医疗包，他对此感到非常遗憾，因为那个包里装着一些药物，可以稳定另一名机组人员脚部的严重受伤，导致脚部截肢。
日本人正在积极寻找这些美国人以及帮助美国人的中国人。因此，中国人必须迅速将美国人转移到更安全的避难所。当赵小宝转移她救下的美国人时，她看到附近的一个小镇，日本人已经把该镇所有帮助美国人的中国人烧死了。然而，这并没有阻止赵小宝继续她富有同情心的人道主义努力。
由于这些美国船员轰炸了他们的国家，日本政府对帮助这些美国人免遭俘虏的中国人尤其愤怒。日本派出大批军队进入浙江省，并发动了六百多次空袭，掩护前进的军队。他们发动了恐怖统治，对村民（有时包括美国传教士）提供或怀疑提供庇护并帮助美国船员逃跑的整个村庄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屠杀。蒋介石将军向华盛顿发出的一份紧急电报中反映了这一点，电报中写道：“这些日本军队屠杀了这些地区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让我再说一遍——这些日本军队屠杀了这些地区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那些地区。” 美国船员送给当地中国人的降落伞、手套、五分镍币和一毛钱等小礼物，作为对他们的营救和款待的象征性礼物，几周后就成为了他们存在的证据，并导致了酷刑以及他们的中国朋友的死亡。
日本人的报复是笼统的，并没有考虑他们所杀害的人是否实际上对帮助美国船员起到了任何作用。例如，居住在中国的比利时传教士查尔斯·米尤斯牧师（Reverend Charles L. Meeus）写信给他的主教“……他们把数百人扔到井底淹死。他们摧毁了附近所有的美国使馆（31 个中的 29 个）；他们亵渎了所有这些传教士的坟墓；他们毁坏了所经过的各个村庄的祖先牌位。吃人是他们让江西中国人民免受的唯一恐惧。” 在追踪日本人的复仇踪迹时，米乌斯估计，仅在他所经过的城镇中，被杀害的中国人就有 25,000 人。
此外，日本军队还多次在中国多个地区发射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这些武器包括炭疽、鼻疽、黑死病和霍乱。两位美国医生迈克尔·弗兰兹布劳教授和马丁·弗曼斯基博士（医学史学家）对浙江省数十名细菌战受害者进行了研究和采访。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弗曼斯基博士发表了一篇论文《日本侵略者炭疽和鼻疽袭击受影响地区的调查》。[8] 这是本文的一段话：
“我们到达村庄并开始采访 1942 年日本入侵的幸存者，我们一次又一次听到同样的说法。当日本人逼近时，大多数村庄的居民都逃到了乡村或山上，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留下来，将会发生可怕的暴行。他们躲避日本人的过程中经历了艰辛，但直到日本人离开、中国人回到自己的村庄后，大规模的流行病才开始出现。然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发烧、腹泻、皮疹，以及第一例烂腿。死亡率是可怕的：许多家庭至少失去一名成员，有时整个家庭都被消灭了。整个村庄都人烟稀少。”
根据日本人的供述，日本人在离开这些村庄之前所做的就是故意污染饮用水井、清洗池塘和稻田，并为饥饿的返回村民留下受污染的食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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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生物武器外，中国还有许多被遗弃的化学武器（毒气武器多达数十万件）埋在地下或倾倒入河流中。许多已开始泄漏并导致平民伤亡。联合国《化学武器公约》要求日本收回并处置这些武器，但任务还远未完成。
尽管日本实施其大规模杀伤性生物和化学武器，包括在活人俘虏身上进行研究和试验，犯下了大规模、悲惨的不人道暴行，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最高军事领导人、科学家以及他们的生物/化学战实验室/工厂（例如中国哈尔滨的 731 部队）的医生从未受到审判。Furmanski 博士在他的论文 [8] 中写道：“日本投降后，日本的生物袭击很快就被遗忘了。在与日本生物武器战犯达成的一项可耻协议中，美国提供免于战争罪起诉的豁免权，以换取日本从谋杀中国公民以及其他国家公民的实验室和现场收集的科学数据应用程序。美国和日本的官方政策变成了否认日本生物武器计划的存在。”
当地的中国人知道日本占领军可以而且将会对他们进行致命的报复。然而，值得赞扬的是，他们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向那些冒着生命危险轰炸日本并在他们所在地区迫降的美国机组人员伸出援手。为了帮助轰炸日本的美国人逃脱日本占领军的俘虏，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在这一地区有25万人因日本人对他们的报复而丧生。这些美国船员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的勇敢和牺牲。1992年，包括赵小宝在内的几位中国援助者被邀请参加1992年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杜立特重聚50周年纪念活动，以感谢他们拯救了他们的生命。鉴于当前许多美国政客和大众媒体对中国的敌对立场，回顾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这一历史性的伟大友谊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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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在威克岛和菲律宾战胜了美国人，在马来西亚槟城战胜了英国人，以及在印度尼西亚婆罗洲和新几内亚战胜了荷兰人。
[2] 请记住，1941年底和1942年初，中国大部分沿海省份至少部分被日本占领和控制，苏联与日本签署了中立条约，禁止苏联允许此类行为。被美国轰炸机使用。
[3] 事实上，轰炸机起飞后，航母及其海军护航舰艇必须远离日本，以避免遭到日本空军和海军的攻击和摧毁。
[4] 特遣部队由载有 16 架 B-25 轰炸机及其五名机组人员（飞行员、副驾驶、庞巴迪领航员、无线电操作员和炮手机械师）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航空母舰 USS企业号及其战斗机和其他 14 艘护航舰为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和 B-25 轰炸机提供战斗机和火炮保护。
[5] 一架轰炸机在炮塔发生故障后遭到战斗机攻击，在到达目标之前就抛弃了炸弹。
[6] 浙江省位于中国东海岸中南部。更北、更靠近日本的机场已经被日本占领。其中一架轰炸机燃油严重不足，降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飞机被没收，机组人员被拘留。
[7] 例如，一名船员会画一幅中华民国国旗。
[8] Martin Furmanski博士的这篇文章是李晓芳2005年出版的《血泪指控：炭疽受害者记录》一书中多篇文章的合集。
[9] 关于日本生物武器的更多描述，请参见《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的生化战》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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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杜立特空袭 70 周年，布鲁克代尔社区学院 (BCC) 的二战研究与冲突解决中心正在赞助一个项目“美国反击——1942 年 4 月杜立特空袭”。该计划将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晚上 7:00 在 BCC 学生生活中心开始。本次活动由“新泽西亚洲学习和保存二战历史联盟”（NJ-ALPHA）共同主办，该联盟将举办二战亚洲图片展。BCC 成人入场费为 12 美元，学生入场费为 5 美元，BCC 学生/教职员工和 NJ-ALPHA 会员免费入场。
5 对《杜立特空袭：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及其对美国和中国的影响》的回应
（谷歌翻译：The Doolittle Raid: Mission Impossible and Its Impact on the U.S. 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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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这么多关于日本人残暴行为的数据，真是太好了。然而，无论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了解这些事实的人并不多。
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唤醒他们。人们只有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另一方面，我们都生活在自己的小习惯领域里。于是，许多不幸的事件再次发生。
嗨，唐
我知道这次袭击的一些事实，但对日本对中国人民的反应，包括生物武器，一无所知。
日本人比德国人野蛮得多的另一个例子。
很高兴几个月前在 E. Brunswick 图书馆与您见面。
感谢您的文章。
富有的
很棒的文章，唐。太感谢了。并非所有香港华人都像您一样了解杜立特袭击的细节。是的，我完全同意一些读者的观点，即必须学习和分享历史，以避免类似的暴行重演。我又看了一遍1944年的电影，当时人们的心态（从演员身上可以看出）非常不同，即信仰；诚实; 自豪。伙计，这些天价值观可能已经改变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报告。感谢您透露日本的反应，我不知道有这么多中国人遭到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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