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正在寻找与巴勒斯坦目前遭受的破坏的历史相似之处，那么不幸的是，我们很容易想到纳粹对华沙犹太人区的夷平。虽然我们都同意这是令人震惊、不人道和深不可测的，但将加沙的妇女和儿童炸成碎片难道不那么可怕吗？
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一件事是，我们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也许这不是一个特别原创的观察，但在这个历史关头却具有令人沮丧的新意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我们确实研究历史——并虔诚地纪念这一血淋淋的历史——但我们似乎仍然注定要重复其最可怕的灾难。
例如，人们可能会认为俄罗斯人和他们的领导人会意识到，最好尽可能避免战争，特别是考虑到 1941-45 年“卫国战争”期间有 2700 万人死亡。然而，尽管当时苏联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但这并没有阻止弗拉基米尔·普京 暗示当前针对乌克兰的战争具有类似的逻辑和必要性。
大国特别容易出于选择而非必要而发动战争。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频繁地这样做。毫无疑问，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不是因为其领导人异常好战，而是因为他们可以。拥有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使美国能够采取其他国家根本无法采取的行动，或者至少在不冒一场无法获胜的灾难性冲突的风险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矛盾的是，对于像澳大利亚这样的美国大战略的热心支持者来说，这有助于确保全球稳定、维护世界民主安全等等——尽管美国一再发动毫无意义和不必要的战争，例如伊拉克战争越南，仅举最重要的几个例子。
回想起来，没有人认为这些冲突是个好主意。当时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说的。然而，就像现在一样，安全机构之外的人不可能 影响政策或自我参照的群体思维，而这些群体思维在所谓的国家危机或威胁时刻决定着生死攸关的问题。
就美国而言，其与主要盟友关系的性质意味着从属伙伴通常对美国战略思维的影响力也很小。相反，托尼·布莱尔领导下的英国和约翰·霍华德领导下的澳大利亚并没有发出急需的警告，而是敦促美国在伊拉克制造另一场自我引发的、不必要的灾难。
然而，目前我们被提醒，这一规则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著名“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以色列游说团”的活动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通过毒化与中东大部分地区的关系，损害了美国自身 的国家利益 。这种关系的恶劣后果日益明显。
虽然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以色列人，特别是在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日益独裁但不受欢迎的领导下，可能希望对其公民遭受的骇人听闻的袭击进行报复，但尚不清楚美国是否会全力支持以色列。最大利益。
虽然历史上对犹太人的迫害可能给了他们在捍卫自己的国家时某种程度的空白支票，但敦促他们保持克制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不是向他们提供武器和权力来对巴勒斯坦人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报复。平民。
然而白宫安全发言人约翰·柯比 声称，现在在加沙停火还为时过早，因为“追赶哈马斯领导层仍有工作要做”。鉴于这主要涉及夷平拥挤的郊区，而这些郊区被英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 令人惊讶但准确地描述为“一座巨大的开放监狱”，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冷血判断。
事实上，如果世界上有哪个民族应该认识到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无辜者是不合理的，那么这个民族就是犹太人。虽然我们应该承认他们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痛苦，但我们也有责任尽可能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无论这种情况发生在谁身上。
如果我们正在寻找历史相似之处和教训，那么不幸的是，我们很容易想到纳粹对华沙犹太人区 的夷平。虽然我们都同意这是令人震惊、不人道和深不可测的，但将加沙的妇女和儿童炸成碎片难道不那么可怕吗？难道我们没有义务抗议蓄意消灭其主要罪行是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吗？
好消息是，一些国家能够而且确实吸取了教训，尽管代价高昂。德国和日本拒绝接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摧毁其人民和经济的灾难性军国主义，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坏消息是，现在他们正被哄骗去承担“分担负担”和重新武装的责任。历史也表明了这可能会如何发展。
我不会重复呼吁澳大利亚政策制定者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具想象力、建设性、独立和人道的作用，这显然是徒劳的。虽然在这样的时刻可能迫切需要历史性的理性声音，但它们不会来自堪培拉。
然而，从长远来看，本能地与美国和以色列保持一致并不会给我们或他们带来任何好处。唯一的问题是需要有多少人不必要地死去才能使这一点不再引起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