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权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采取的不抵抗政策，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性影响，对国府的权威也是当头一棒。对此，无论1930年代的有识之士，还是建国后的历史研究，都早有定论。但奇怪的是，今天的舆论场上却刮着一股“理解风”，认为不抵抗政策“没啥不对”，还是什么“深谋远虑”，为抗战争取了准备时间……
他们的主要论据，就是所谓“黄金十年”中民国的经济发展，说什么不抵抗政策再延续5年，抗战会更好之类。既然说到了经济，今天我们就从经济角度出发，看看不抵抗、假抵抗、或者说局部抵抗，到底给抗战前的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经济后果。
众所周知，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政治又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因此，经济主权是一个国家生死攸关的核心利益。而海关关税的税率、税则，因为能够调节进出口货物的比例、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历来就被看作经济主权的最重要防线。自鸦片战争以来，《中英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长达8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进出口货物一律只能收5%的低关税，再加上子口半税的规定，洋商真正需要承担的关税实际上仅为2.5%。
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反而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承受着沉重的负担，严重束缚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虽然多次试图提高关税，但始终没能突破5%的上限。直到五卅运动爆发，列强目睹了国民大革命的威力，才觉得有必要让统治半殖民地的代理人有点财政实力，否则经常天下大乱，自己也没法挣钱。
因此，国府在列强的许可下，于1929年实施了7.5%-27.5%的七级关税，到1934年，中国的平均关税税率提高到了25%-27.2%，部分奢侈品、酒类的关税甚至涨到了50%-80%。
关税的提高，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蒋公对此欢欣鼓舞，把它作为自己最大的政绩。同时也带来的巨大财政收入：1928年，海关进口税折合7200万大洋，1929年就暴涨75%，达到了1.67亿银元，1930年进一步上涨为2.1亿、1931年更是达到了3.15亿银元的最高峰，出口税也上涨了30%，这让南京政权的实力大大增强。
因此，始终有不少人认为，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只要给国府更多的时间，实现真正的统一不是梦。而“九一八”事变后，国府诸公之所以齐刷刷的选择不抵抗，就是为了争取时间，如果忍辱负重到1943年，国军就能准备充分，秒杀日寇。
想法倒是很美好，可惜别忘了，你会出招，敌人也会出招。这时候日寇祭出的招数，虽然很low，但却绝对有效，那就是进行官方走私。
以往，无论哪国都没有向中国走私的必要，因为正经关税就只有2.5%，何必费那个劲？但1929年后不一样了，27%的平均关税大大降低了进口货的竞争力，面对中国民族工业品的竞争时，走私逃税就显得非常有利可图了。1931年前，日本其实已经开始对华走私，但那时候每月走私货值只有200万大洋，由于大多是从大连出发，64%要在山东登陆，只有16%能在河北登陆，山东的海关查得严，走私船的沉没成本居高不下。因此，1929年到1931年的情况还能控制。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丢失，1932年，日军又进犯热河，1933年5月逼迫国府签订《塘沽协定》，把冀东22县划为“非武装地带”，使华北门户洞开。
日寇获得了一个最佳的走私根据地，从此开始有意识的主动利用和鼓励武装走私，局面就开始急转直下。
1933年8月，日本单方面宣布废除了大连港的“出港预纳金”制度，这个协议原本规定，中日双方出口商品在出港前就得预交一半的关税，回港时，凭对方海关的纳税证明退钱，目的就是防止走私。废除它，几乎等于明示各路不法商人——放狗出笼，你们可以开始放手大干了。国府甚至还被迫在姿势上配合，于1934年7月1日和日本签订了《北平-沈阳通车协定》，让未沦陷的国土和已沦陷的国土正常通行火车，又打开了陆地走私的通道。
顺便说一句，挡不住鬼子要求关内和伪满通车的要求，让蒋公丢尽了脸，心中那股邪火总得找地方出，于是通车十天后，他老人家亲笔手令：“华北日报刊登通车消息，请即将该报编辑及负责社长迅速秘密解拿南昌行营”，所谓“秘密解拿”，约等于绑票，因此这两位新闻人的结局估计相当不妙——居然敢阴阳委座，我治不了洋人还治不了你？
这一下，华北掀起了日货走私的狂潮。一开始，走私贩子还比较胆小，只是用帆船运输，从大连、旅顺出发，在秦皇岛一带沿岸登陆，经铁路运到天津乃至江南分销。后来逐渐发展到使用汽船和百吨级的轮船，到1935年，甚至千吨级的轮船也可以在大白天靠岸卸货。
1936 年，大连日占区港口，跑冀东走私航线的船舶中，有日本船145艘、9348吨，伪满船39艘、6825吨，连汉奸们也搞了24艘、7168吨的船舶，另外还有多达12000艘帆船，海上来来往往，灰色航运堪称一片繁荣。
陆地走私则沿长城一线展开，由于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以及何应钦的“自动办理”，国军退出长城各口，入关通道完全失控。从1934年开始，携带武器的日、韩浪人武装护卫走私车队，浩浩荡荡的进入华北各省，深入山东、安徽。
根据韩复榘的报告，当时山东商河、惠民、临邑、阳信各县，每天都可以看到武装走私日货的队伍，昼夜不停的穿城运输，连蚌埠这样的内地交通节点，也有大批日韩浪人携带武器招摇过市，武装押运走私货物，运量之大可想而知。
不过，1933年至1935年的走私虽然规模已经很大，但这时候日军还没有明目张胆的介入，国府海关还能有效的行使职权，让走私商贩不能不有所顾忌。但1935年6月，关东军通知秦皇岛海关，不准国府海关在执勤时携带武器。9月，日本海军通知海关总税务司,要求自芦台到秦皇岛海面巡逻的海关缉私船不得安装机关枪，几天后，又命令缉私船必须退出冀东沿海3英里内——你以为这就够霸道了？
并没有。10月，日本海军公然否认中国的海关有在中国领海内缉私的权利，只要缉私船对挂着日本旗帜的船只有任何干涉，日方就将“视为海盗行为、采用对待海盗的办法对付”。
这下好了，从此之后，海岸线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缉私、什么检查，缉私船反而要小心翼翼的躲着日籍走私船。陆地就更危险，由于缉私员不准携带武器，反而成了孙子，别说扣留走私货物，哪怕多嘴问了一句，就会遭到走私贩的群殴——山海关一带甚至长期有日、韩浪人组成的殴打团，保护走私货物的搬运，国府海关人员一旦接近，往往被打成重伤，由于浪人们有领事裁判权护体，即便打出人命，行凶者也很快会被日本外交官救走，完全零成本，使海关根本无法正常缉私。
据最保守的估计，1933年走私大规模展开时，海路走私的日本人造丝价值900万日元、白糖700万日元、其它商品400万日元,共计2000万日元。东北沦陷区和国统区通火车后，在1934年10月至1935年8月不到一年时间里，陆地走私总值就突破了3000万日元。1935年，日寇扶植了伪“冀东自治政权”,这帮汉奸果然孝不可言，1936年2月主动规定，输入冀东的货物，只需要缴一笔查验费，即可合法运往各地。而这个所谓的查验费仅相当于国府关税税率的1/4、甚至1/8。于是大批的走私货物合法涌入中国市场。
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从冀东上岸的走私货物就有人造丝403吨、卷烟纸118吨、白糖4313吨、布匹1.2万包、各种杂货1.1万包，秦皇岛、北戴河、昌黎、滦县等地，海面上走私船只出出进进,火车站台上货物堆积如山，仅八个月，国府在这一个地方，就损失关税2550万银元。1936年春季，华北走私进入全面高潮，按照国府给英、美等国的情况通报，从冀东上岸的走私货值，1935年约为3000万元、1936年暴涨到1.65亿元，4月一个月就损失了800万元的关税。
1929至1931年那种海关关税连续上涨的趋势，被彻底打断——1932年，海关进口税直接跌了25%，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恢复到1931年的水平，海关税收在国府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连年下降，从近60%跌到了1936年的33%，可谓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1934年6月，美国实施购银法案，引起世界银价的飙升，1934年，每枚中国银元的价值，在国外比国内高出25%，到1935年高出一半。国府抓获的韩籍浪人承认，日本银行以最高贴水引诱中国银元走私，偷运100枚银元，美国银行给贴水5元，而日本银行则给6元，如果被捕，还有生活补贴和安家费。
这就导致大量日韩浪人成群结伙，偷运现洋出关，并且由伪满警察沿途保护，不准中方在火车上执法。因此，每月通过北宁线流失出境外的银元就高达400余万枚。1935年4月14日起40天内，国府的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兑出银元168.2万枚、北平交通银行20天内兑出银元162.9万枚,使华北的库存硬通货降到了最低点。整个1935年，每天就有15-16万银元从山海关被偷运出境！仅秦皇岛海关4、5月查获的走私银元就有17.8万枚之多，1934年10月到1935年8月冀东方向总共流失白银约3000万两，民国的经济陷入了严重失血中。
白银的大量外流，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失灵，而冀东走私运进的货物，又主要是棉纺织品、人造丝、糖、卷烟纸、煤油、五金等，恰好与民族工业形成直接竞争。根据蒋公智囊杨永泰的分析，1926年，中国进口白糖1200万担、1928年进口1408万担，而1932年却只进口了478万担，还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三分之一，而广东、福建等地的国产糖也卖不出去，但市场需求不会凭空消失，唯一的解释，就是大部分市场都被走私白糖占据了，这还是1932年的情况。
到1935年，天津市场上的国产白糖每包（135斤）售价为23.5元，走私的日本白糖售价却仅仅18元，国货完全无法竞争；国产人造丝市场价为每百磅192.8元，而走私日本人造丝价格竟然仅为83元，比国货最低成本还要便宜40%。
这么高的差价，已经不是靠爱国热情、发动几场抵制日货运动，就可以抵消的了。国货无人问津，民族企业大多亏损严重，再加上市场上银根紧缩、借贷无门，日本资金此时趁机以苛刻条件发放高利贷，或者直接收购，无往不利，大量刚刚发展起来的民族工业，要么落入日资之手，要么宣布破产。
到1937年双方正式摊牌前，华北半数的纺织厂已被日资收购；1930年还有60多家制革厂，1937年只剩12家；1935年前上海有21家人造丝厂、2万部织机，本来发展不错，但在走私冲击下，到1936年6月，仅有6家中国人造丝企业存活、织机也只剩三千部；同样，在走私日本白糖的打击下，历史悠久的“粤糖北上”，在1935年5月初就被迫全部停止，五月中旬以后，广东制糖业大面积歇业，导致十几万制糖工人失去生计。
除了普通货物走私外，日寇占领东北后，每年种植的鸦片面积达17.7万英亩，旅顺旧城年产某种化学制品60万两以上，大部分都经走私路线贩运入关，严重毒化了华北地区。
多重打击之下，国统区内百业凋敝、民心士气进一步离散，国府财政困难进一步加剧，从塘沽协定签署、日货走私扩大的1934年起，国府的财政赤字以每年5000万银元的速度飞速增加，到1937年，全年财政赤字高达3亿元，走私导致的财政收入损失，和巨大的开支叠加，已经压得国府难以喘息。
确实，每个国家在加入一场全面战争之前，都需要争取时间、进行准备，但争取时间的前提，是自己的实力能够比敌人增长得更快。很明显，九一八事变后的日货走私，不是司法问题、更不是贸易问题，而是经济领域的战争行为。日寇先用武力割裂领土、再用武力破坏缉私、最后以武装走私强行冲击中国市场，把华北全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变成日本的经济殖民地。而国府却完全找不到任何的防御手段，因此，九一八后，时间并不在中国一边。
日寇的官方走私行为，从一开始就严重破坏了国府的战争准备：1935年，国军第一师全年的经费276万元，地方军一个师经费只有210万元，蒋公重点关照的教导总队，把演习费、汽油费都加上，全年也不过花了290万。
也就说，冀东8个月里损失的2550万元关税，可以养8个教导总队或9个第一师，而1933年到1937年4年间，日货走私造成的、1亿法币以上的关税损失，相当于鬼子一枪不发，就让国府减少了20个师！如果按照1936年关税损失的趋势发展下去，每年可以减少国军10个师以上的作战力量，比打一场淞沪会战划得来得多！
而日本不但可以赚取高额利润，推动经济发展，持续更新武器装备，同时还能利用走私利益绑定了大批汉奸，一步步实现以华制华、不战而胜的目标。正如法肯豪森所说，当时的国府在日本情报系统面前，完全就是透明人，越想拖延时间、越是会被日方针对性破坏，因此无法追求一个所谓的“准备就绪”；
而且，在国府自己都不保卫自己的情况下，更不用指望什么国际干涉，必须立即抵抗，才能凝聚民心，只有全力自卫，才有获得国际援助的可能，才能阻止对手不战而胜的企图。
所以，面对外来侵略，不抵抗就是死路一条，只能一点一点的从昏睡堕入死灭，根本就没有任何合理性可言！
面对1930年代刮向我们民族的这场暴风雨，有的人如同鸵鸟、如同企鹅，胆怯的把自己肥胖的身体藏到悬崖之下，希望能苟延残喘。而有的人如同海燕，从雷声的震怒里听出了困乏，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他们带着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第一个向侵略者发起了挑战，最终也与人民一起，走向了完全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