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离休的陈士榘和家人们一起看电视时，看到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故人”——李德。
李德是德裔奥地利籍人，比陈士榘大9岁，参加过第一次界大战，他应征入伍的时候只有14岁。在俄国作战的过程中，李德被俘虏了，十月革命后，他就加入了苏联红军，成了一个红军战士。
由于作战勇敢，李德一直升到骑兵团团长、旅参谋长的职务。后来他奉命回到德国搞革命，在柏林两次被捕，是德共劫狱才把他救出来的。
逃出囹圄的李德逃到了莫斯科，被送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2年，上海租界发生了轰动国际的“牛兰事件”——牛兰本名雅各布·马特维耶维奇·鲁德尼克，是共产国际联络部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人，是共产国际援助中国共产党活动的重要枢纽，为了营救他出狱，苏联派李德带着2万美元赶到上海疏通关系。
然而，李德在完成任务后，却并没有返回苏联，而是和他的朋友博古一起辗转去了中央苏区，随后他就成了国人熟知的“德国顾问”，在他的错误指挥下，红一方面军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李德从此也成了刚愎自用、不善指挥、阻碍中国革命的反面教员。
在中央苏区期间，陈士榘和李德有过一些接触，在他看来，李德并不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的那个“草包”。
陈士榘回忆说，当时的中国革命非常艰难，大家又相信“苏联的和尚会念经”，所以对于这个有外国军事指挥官，大家一开始是非常重视的。尽管当时苏区的条件很艰苦，但大家还是想方设法满足他的生活需求，专门给他在中央机关的驻地里盖了一所三间房子的住宅。
其实，共产国际并没有给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力，但是由于王明、博古过于信任他，他才渐渐接过了军事指挥的权力。而作为一个从一战中走出的指挥官，他迷信阵地战的致命缺点也成了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士榘认为：“李德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才作了错误的决策；而博古则是把平时的积怨带到了工作中，为了显示的自己的能力，却险些断送了中国革命。”
他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不应该全部由李德负责。
如今，也有党史军史学家如黄道炫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不全然是人为原因，也有其客观原因：在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重重围困下，在他们的步步推进的堡垒主义战术下，在中央苏区长期被封锁，只有消耗而难以补充的情况下，中央苏区的失守有一定的客观原因甚至必然性。当然，不管怎么说，在主观方面，我们确实可以做得更好，减少更多的牺牲。
在遵义会议后，李德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在中央和张国焘的斗争中，坚定地站在了中央这一边。红军到达陕北后，李德在红大从事军事教育和研究工作，期间，陈士榘还当过他的学生，听过他的课。
据陈士榘回忆，在红军大学的李德心态相当平和，很多红军学员都觉得，他能从一个指挥千军万马，实际权力一度比毛主席、周总理还高的位置淡然退下，在被剥夺指挥权，并受到严厉批评后还能如此平和，实在是不简单。当时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可敬的德国布尔什维克。
陈士榘说，李德的课讲得很不错，有很多知识性很强的军事术语，他用一个德国人的视角，让红军的高级将领们领略了现代军事技术的魅力。他的军事理论水平，作教官完全称职，遗憾的是他之前不知道，好的军事理论必须和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才能迸发生命力。
但李德是一个知错就改的人，他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后，坦荡地承认了错误，他说：“我听了毛泽东的课，他很伟大，中国红军也很伟大……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他们在本国进行革命战争时，如何正确地使用战略战术。”
至少相比明明错了还死不认账的王明，李德还是要强不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