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来说,比较有人性一些。
58年,王父被补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解除军籍,降低工资级别。组织上找王母谈话,要求离婚。在那样的政治气氛中,这样的选择似乎是大多数人的想法。那时候,王母的创作正处在上升期,《百合花》刚刚面世,茅盾予以肯定。两个年幼的女儿面临无法预料的未来,离婚似乎已是她最好的选择。但是王母顶着压力,技巧的对应:“我不相信一个共产党员教育不好一个右派。”从而维护了他们的婚姻。
从我知道的情况来看,这是她本性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