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486/j.cnki.11-1936/tj.2020.16.010
在旧中国，上海滩的“国际化”进程与国际风云变幻息息相关，像众所周知的欧洲犹太人来沪就与上世纪30年代纳粹排犹浪潮有关。而比犹太人更早抵达上海的还有一批“不请自来”的外国人，那就是因俄国革命变成难民的白卫分子（即白俄），因其“愿为任何雇主服务”的特性，大批白俄壮丁得到帝国主义豢养，充当公共租界卫队，并在上海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扮演了奇特的角色。
大革命“救”了白俄弃民
1927年初，中国大革命的洪流冲击到长江流域，高举“反帝反军阀”旗号的北伐军相继拿下武汉、南昌、安庆等重镇，驻上海的英美法等国领事产生强烈的敌意，特别是在已被北伐军解放的武汉，因为汉口英租界水兵无故打死打伤中国海员，1月4日，30万武汉民众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夺取英租界，这起事件令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惶惶不可终日，慌忙决定加强租界内的防御力量。然而无论从英属马来亚、美属菲律宾抑或法属印度支那抽调援兵都有些缓不济急，有什么快捷的解决方式呢？
正所谓“瞌睡遇上枕头”，正当欧美列强焦头烂额之际，一个神秘的人物登场了，他就是旧俄将军F.L·格列博夫。格列博夫，1887年6月25日出生在西伯利亚，其家族属于哥萨克军贵族阶层，世代为沙皇东征西讨，格列博夫就作为骑兵军官参加了一战。当1917年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推翻后，他跑回家乡，1918年6月组建起“西伯利亚哥萨克兵团”并自任团长，追随高尔察克的“鄂木斯克执政府”与苏维埃红军对抗，后来高尔察克落得兵败身死，格列博夫则带着残兵败将从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乘船出逃。
起初，他们栖身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元山，但日本人害怕这批白俄落地生根，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千方百计加以圈禁和刁难。无奈之下，1923年9月4日，格列博夫率746名死党分乘“扎希特尼克”号、“鄂霍次克”号和“蒙古人”号军舰前往上海，希望寻求一线生机。但当白俄军舰抵达吴淞张华浜附近时，无论中国政府还是上海两大外国租界都视其为洪水猛兽，拒绝接纳，中国海军甚至派舰进行监视，结果这批“无主之军”一直在船上漂泊到1927年1月。
正是看准了租界方面对中国大革命的恐惧，格列博夫经前俄国驻上海总领事格罗谢牵线，找到公共租界工部局负责人，邀请其观看手下的军事训练。列强大员发现这些剽悍的哥萨克尽管漂泊多年，但尚武之风依然未减，天天进行军事训练。有一名工部局警务处（SMP）的英国籍警官回忆，他曾尝试与一名格列博夫的手下进行“桑搏”格斗（俄语“无武器自卫”的首字母缩写），结果仅几秒钟就被对方撂倒。
俄国联队正式成立
公共租界当局如获至宝，立即拨出专款，授命格列博夫从哥萨克青壮中挑选人手，组建俄国联队，纳入万国商团的序列。万国商团又称“上海义勇队”，是公共租界内的一支准军事组织。它成立于1853年，早年是为了抵御太平军，由英美领事馆招募外国侨民组建，因这些侨民多为洋行职员，所以当地华人习惯把义勇队称作“万国商团”，他们与驻沪欧美正规军一起成为保守租界的重要军事力量。
1927年1月16日，俄国联队正式成立，军官被授予英国陆军军衔，随后俄国联队成为公共租界工部局下属的常备机构，也是万国商团中唯一的正规军。顺便提一下，如果按照俄文原意，俄国联队的标准称呼应为“上海俄国团”，军官与士兵都是23～27周岁的年轻人，其中90%参加过俄国内战，同苏维埃红军战斗过，拥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它成立的基础是格列博夫领导的远东哥萨克骑兵大队，当时只有40人。2月5日，联队成员骤增至250人（主要是从哈尔滨、北京、汉口等地投奔来的白俄），被分成了两个连，每个连125人。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欧美列强暂时松了一口气，但公共租界的战备并未放松，仅仅两天后，俄国联队的第一任团长N.G·福明海军上校因被公共租界的“包打听”发现秘密与苏联驻上海领事有来往（当时英国因苏联支持中国大革命而视其为头号敌人，两国在5月27日宣布断交），结果以“战斗意志动摇”为由强制解职，接替他的是G.G·吉姆上校，不久又由S.D.伊万诺夫上校接任。需要强调的是，此时英美各国仍对蒋介石不太放心，仍希望租界保持足够的“防卫能力”，尤其避免所谓“共产主义意识”渗透到自己豢养的万国商团里。
1928年10月，根据万国商团在同年6月28日发布的第25/T459号命令和公共租界工部局决议，俄国联队更名为“万国商团独立俄国联队”，决议刊登在10月19日发行的租界报纸上。此时，联队成员已达300多名，从两个连扩编至四个连，其中第三连为志愿兵。每个连辖有四个排，每个排辖两个班，其中第二班是机枪班，配备英军提供的维克斯机枪。1932年5月，俄国联队开始执行英军步兵建制，每个排下辖四个班，其中第一、三班为步兵班，第二、四班为机枪班，每个班包括班长在内共8人，每个排不少于33人，排长由军士担任。俄国联队官兵着蓝色军服，装备李恩菲尔德手动步枪，在全盛时期，俄国联队最多时有90名军官和438名士兵。
保持“白卫军”的本色
俄国联队组建的目的是保卫英、美、法等国在上海的工商企业和基础设施，防止中国爱国民众的攻击，尽量缩小北伐战争对上海租界的不良影响。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俄国联队主要负责保卫租界靶场、军营、桥梁、发电站和街区等，司令部内还有一些士兵担任军械库警卫、话务员和司机职务，或在靶场与营房从事后勤工作。因为“表现卓著”，事后租界当局和蒋介石集团准许他们成为上海的合法市民，还把早年没收的旧沙俄三色国旗作为一种荣誉还给他们，作为俄国联队的队旗。20世纪30年代中期，俄国联队逐渐发展成一支正规军，在训练、内务、制度、服装和武器等方面与英国驻扎在公共租界内的正规军没什么区别，于是它成为万国商团中继英国（A大队）、美国联队（B大队）之后的C大队，是公共租界赖以自保的嫡系。
俄国联队延用沙俄军队的军事条例，只要是不值勤的军人，每天都要进行6小时的军事训练，同时还要学习英语。进入俄国联队的白俄必须签署13个月的合同，一旦出现违反军纪、私自脱岗或擅离部队等情况，立即开除。从一张作息时间表中就可以看出俄国联队在管理与训练方面的严格程度：早上5时起床（冬季为6时），然后是早操、早饭；上午三节训练课，每节一小时，训练内容包括武器应用、战术授课和体能训练等；午饭后休息1～1.5个小时；下午14时开始再进行3个小时的训练；19时开晚饭，20时30分点名（总结一天工作，安排第二天任务），晚上22时15分熄灯休息。
为了振奋官兵士气，俄国联队广泛开展体育运动。每个连都有自己的足球队、排球队、拳击队、体操队和田径队。1934年，俄国联队建立自己的体育俱乐部。在文化与艺术方面，俄国联队也开展得不错：拥有自己的艺术/音乐团体、乐队和图书馆等，经常组织晚会和舞会。每个连都有自己的节日，这一天全连官兵首先到教学里做礼拜，然后是正式的庆祝大会，接下来就是宴会了。官兵必须信奉东正教，所有人都要欢度东正教的复活节。
俄国联队所有成员都要立场坚定地站在“白色”阵营中，身体言行必须以“白色”民族传统和东正教为基准。绝不准许擅自改变信仰或加入苏联阵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布尔什维克，特别是要反对“红色”苏联政府。根据团长伊万诺夫的命令，联队中任何人不得与任何支持苏联政府的俄国逃亡者有任何形式的接触与合作，违规者将被开除。因此，俄国联队一直保持“白卫军”的本色。
俄国联队就驻扎在万国商团的营房里，统一配发军服与装备。不论军官还是士兵，每个月都可以领到薪水，免费用餐，每年可以带薪休假。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严峻岁月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严格限制财政支出，但从来没有降低过俄国联队官兵的生活标准。于是，俄国联队成为当时许多白俄向往之所，有些人还专程从满洲（中国东北）赶到上海。
欺压谢晋元孤军
作为一支驻扎上海却又不受中国政府支配的武装力量，俄国联队的地位是尴尬的，而它的命运又不可能与上海的形势脱钩。1929年4月9日，华德路监狱中的59名中国籍死刑犯暴动，趁租界看守进囚室提押犯人去洗澡的空当，夺了看守的枪，试图越狱，期间有四名印度籍看守毙命，一名英国籍看守受伤，事发后俄国联队率先反应，在监狱外围设置隔离带，并且随后帮助监狱管理人员平息暴动。也正是这起事件后，俄国联队开始承担监狱警卫、街区巡逻和大规模搜捕行动。有重要人物访问公共租界工部局时，俄国联队还会派人负责警卫工作。另外，还有大批官兵被派到吴淞口，保卫外国船只。
1932年和1937年日军两次侵略上海时，俄国联队就驻扎到公共租界边缘，昼夜值班，防止中国与日本军队越过黄浦江进入租界。1937年10月，中国团长谢晋元率领一营官兵（共411人，为迷惑敌人，对外称“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四天，掩护主力撤退后，奉命退入公共租界，而迎接他们的却是充满敌意的俄国联队，因为日军向租界当局施压，要求将这支孤军缴械，后来谢晋元所部被安置在胶州路的一座废弃军营（史称“孤军营”）内，交由俄国联队看守。1938年8月11日晨，为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一周年，“孤军营”全体将士举行升国旗仪式，却遭到租界当局和俄国联队的干涉和围攻。为保卫国旗，战士们赤手空拳与敌肉搏，结果四人倒在白俄枪口下，当日下午孤军被送往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幽禁。为反抗租界当局的暴行，谢晋元发动绝食斗争，最终在上海爱国同胞的积极声援下，租界当局被迫做出让步，将他们送回孤军营，奉还国旗，抚恤死难壮士，并公开道歉。
1941年1月15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与万国商团谈妥，将俄国联队第一、二、四连脱离万国商团，编入工部局警卫队，命名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卫处俄国预备队”，继续由原团长伊万诺夫上校指挥。第三连则以志愿兵身份继续留在万国商团，编入美国联队。同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珍珠港，法西斯轴心国向美英宣战，早已占领上海的日军立即闯入公共租界孤岛，占领所有街区及工部局大楼，随后宣布包括俄国联队在内的工部局警卫队由日军接管。1943年8月1日，工部局警卫队被更名为“军事训练警察学校”，其中俄国预备队成为军事训练警察学校第四中队。
1945年上海光复后，依照之前中国国民政府与英美达成的收回租界协议，正式宣告这一“国中之国”的怪胎消亡，而俄国联队的残余分子则被收编入国民政府警察局，其独立性与完整性也不复存在，成员也日益减少。1947年6月底，苏联政府号召居住在中国的白俄侨民回国，此时人数已经很少的俄国联队宣布解散，大多数成员返回苏联，少部分人去了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