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视频：瞿秋白之死之3 // 蒋介石的爱才和吃瘪 // 叛徒不等于叛变 // 应该感谢几句那个行刑队//绝美的死是从容的归去 //《多余的话》在说什么)
中共元老沈定一政治转向之谜
瞿秋白的浪漫婚恋与中共元老沈定一的政治转向揭秘（3）
不同于大陆主流文化中那一幕幕高洁而浪漫的故事， 瞿杨的爱情传奇 ， 在’转进“到台湾的国民党文化圈中， 流传的是另一个更香艳的版本。
台湾的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曾出版了万亚刚的《国共斗争的见闻》一书。万亚刚是国民党中统的老人，1928年19岁时进入中统，直到59岁退休，在中统一干40年。 书中一篇文名为《瞿秋白“就义”之谜》的文章有这样的叙述：
“瞿、杨之结识，是在‘上海大学’……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杨之华长得非常漂亮，有‘上大校花’之称。但那时她已是个有夫之妇，……‘上大’师生的思想都很前进，校风开放，所以瞿、杨的交往不大避人耳目。等到二人发生恋情，同学间就纷纷传扬，沈剑龙也有所耳闻。某次，沈剑龙走过瞿秋白的房间，听到里面有嘻笑声，推门进去，见杨之华坐在瞿秋白的膝上。杨见他进来，急忙站起来解释：‘正在和瞿老师排演话剧。’沈剑龙将她按回原位：‘你们继续排演吧！’说完掉头就走。隔了几天，沈剑龙在寓所请瞿秋白和几个‘上大’同学吃便饭，沈定一夫妇也在座，酒至半酣，沈剑龙站起来说：‘之华和瞿老师相爱，我理当成全他们，今天请诸位做见证，我把之华交给瞿老师。’说完将瞿、杨二人的手拉在一起。这一幕突如其来，大家为之怔住，沈定一夫妇更怒气冲冲，愤而退席。次日，沈、杨离婚，瞿、杨结婚，瞿、沈结为朋友关系，三则启事并排刊登在上海‘民国日报’上，社会人士诧为奇闻。此为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之事。这段故事，初见于‘中统’外围刊物‘社会新闻’ 上，后来笔者又从沈剑龙口中证实。”
文中还提及，沈定一“只因受了这幕三角婚恋的剌激，才一怒而投身到反共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行列。证据之一是，在写个陈独秀的退党信中，有“共产党现在已经变成了拆白党， 拐走了我的儿媳”一类的愤懑之语。
然而， 如果把中共元老之一的沈定一的政治转向简单地归因于这场不期然的家变， 则未免有点“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了。
沈定一是何许人！他出身于“文峰毓秀、甲科济美”的世家望族， 幼儿聪颖， 长而勇毅， 为了信念他两次离国流亡、 两次破家抒财；他发起了衙前农民运动、 发起了萧绍公路的建设、 发起了湘湖师范学校建立。。。 这在当时都是轰动中国的大事。 民国著名文人曹聚仁曾描述沈定一的生平为人， 说他学识渊博、爱心博大、志行勇毅，是一个一生“扶弱抑强的革命者”。 沈定一兼目光如炬的慧眼和舌灿莲花的口才于一身， 是非常有感召力的一代人杰， 这种人的心灵家园又岂是一场家变就可以冲垮的！
考虑到沈定一多次破家革命毁家纾难的壮举，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理想主义的真诚和热忱。在这个前提下分析沈定一后来退党反共的真相，显然用冲冠一怒为红颜来解释是说不通的。
造成沈定一政治立场转向更具有说服力的原因， 可能是由于理想主义梦想的幻灭。
许多知识阶级理想主义者， 当他们真的亲身经历理想主义带给他们的现实时， 往往会惊讶的发现，他们追求的主义其实并不值得他们信奉， 甚至认为应该坚决反对。 尤其是那些具有极强集体主义理念的理想， 现实中表现出来的往往都是对个人尊严个人自由的毫不吝惜的践踏，这恰恰是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
在这种悖论中， 有些人或者真诚、或者自欺欺人的找出了理由说服了自己， 于是硬着头皮接受了现实； 有些人则认定自己被现实完全惊醒， 从此远离了过去的理想之梦，这时候， 他们的心灵上的人格， 就已经成为他们原来的理想和信念的叛徒，——这种心灵上的叛徒与实际社会上那种屈辱失节的叛变完全不是一回事 ，相反， 敢于否定自己的过去， 常常是一个特立独行、有个性尊严的人格的觉醒者应有的品质。
戴季陶、蒋介石、沈定一都曾在某种程度上对共产主义抱有好感， 但在1923年到苏联考察之后， 他们或早或晚都不约而同地坚定地走上了反共的道路， 估计应该就是上面所说的原因。(按： 从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一书来看， 瞿秋白似乎也正走在这条怀疑自己原有信念的道路上)
值得一提的是， 也恰好是在1923年到1924年，沈定一与孙中山的接触明显增多，24年底他还受命为孙中山的北京之行打前站、做宣传，这种受到领袖亲近和信任的经历，也应该是强化了沈定一抛弃共产主义而信奉三民主义的决心。
当然， 这并不是说， 瞿杨恋爱结婚的情事对沈定一就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杨之华与瞿秋白恋爱结婚， 与沈剑龙离婚，沈剑龙又与瞿秋白高调结为朋友， 在当时都在民国日报上登了启示， 而且登一次不够， 3天后又重复登出。一时成了上海滩最热的谈资。 沈定一虽然一直是激进的革命者， 但作为在传统文化浸染中长大的人，觉得这是有辱家风的丑闻是当然之理。 而且从个人经历上， 杨之华又曾那么崇拜他追随他， 他对杨的成长也倾注了大量心血， 现在一拍两散， 而且从儿子手中夺走杨志华的还是自己党内的同志， 沈定一心意难平是很自然的。 在这一点上沈定一做的远没有他儿子的超脱大度。万亚刚文中描述的“沈定一夫妇更怒气冲冲，愤而退席 ”正是这种心态的具体表现。
既然意难平， 当然就不免假以辞色。 所以杨之华回沈家探望女儿， 沈定一就表现冷漠，有阻拦之意， 虽然最后还是让她见到了女儿， 但女儿却天真的告诉杨之华：“爷爷说妈妈死了”，由此可见沈定一对杨之华的恼恨。 中共早期党员，曾任瞿秋白秘书，后来成为托派领袖的郑超麟也曾回忆说：“玄庐（沈定一字）背后骂秋白，说这个人面孔狭窄， 可见心中奸诈”， 并说， 沈定一不久之后退党， 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由此可见，瞿杨的恋爱结婚，肯定是沈定一做出退党和政治转向的催化剂，甚至说它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不夸张。 历史有它必然的规律， 但却是偶然的巧成造就了真实的历史。
沈定一脱党后， 就加入了国民党极右的西山会议派，1927年北伐军占领浙江后，他任国民党浙江省清党委员会主任兼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秘书，开始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士。后任浙江省反省院院长（实际上就专门对付共产党的机构）。就这样，沈定一不仅从思想上告别了他曾经为之奋斗的理想， 行动上也由建党元老转变为反共先锋。
1928年8月26日，沈定一为家乡农民利益诸事项， 从衙前村出发，到莫干山拜会在那里避暑的戴季陶、朱家骅等人。 两日后沈定一返回衙前。
时当晚暮，大雨滂沱，沈定一甫一出站，突然三声枪响，沈定一应声倒地。杀手并不遁去， 而是趋近补枪多发，沈定一身体多处被洞穿而身死。
现在大陆通行的说法是，沈定一因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而被剌杀。但说法而已，并不实据。 剌杀疑案， 至今成谜。
沈定一一生事业论其大者， 无过于在家乡破家输财办免费农校和从事的反封建反迷信主张男女平等的农民运动。而在“文革”中，炸毁其墓葬， 并将其抛尸荒野的，也正是他家乡的这些农民。
历史有时候很冰冷很讽刺， 而值得深思的是这种讽刺和冰冷现实后面的文化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