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联邦调查局的窃贼浮出水面 (Cointelpro)

1971 年的一个晚上，费城附近的联邦调查局 (FBI) 办公室的文件被盗。他们证明该局正在监视数千名美国人。此案至今仍未侦破。

作者：马克·马泽蒂
2014 年 1 月 7 日

费城——没有人在场的时候，完美的犯罪会更容易实施。

因此，在大约 43 年前的一个晚上，当穆罕默德·阿里 (Muhammad Ali) 和乔·弗雷泽 (Joe Frazier) 在全球数百万人观看的电视转播冠军赛中互相殴打超过 15 个回合时，窃贼拿着开锁器和撬棍闯入了联邦调查局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办公室在费城郊区，几乎偷走了里面的所有文件。

他们从未被抓获，他们匿名邮寄给报纸记者的被盗文件是联邦调查局针对持不同政见团体的广泛间谍活动和肮脏伎俩的大量揭露的第一滴水。

1971 年 3 月 8 日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米底亚的入室盗窃案如今已成为历史的回响，前国家安全局承包商爱德华·J·斯诺登 (Edward J. Snowden) 的披露给政府间谍活动带来了又一个不讨人喜欢的曝光，并引发了一场关于适当限制的全国性辩论政府的监视。到目前为止，窃贼们一直对自己在这次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保持沉默。他们很高兴知道自己的行为对这个在埃德加·胡佛长期担任所长期间积累了巨大权力和声望的机构造成了第一次重大打击。

“当你与运动之外的人谈论联邦调查局正在做的事情时，没有人愿意相信它，”其中一名窃贼基思·福赛斯 (Keith Forsyth) 说道，他终于公开了自己的参与情况。“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人们相信这是真的，那就是把它写下来。”

现年 63 岁的福赛斯先生和该组织的其他成员不能再因当晚发生的事情而受到起诉，他们同意在本周出版一本由第一批收到被盗文件的记者之一撰写的书之前接受采访。作者贝蒂·梅兹格（Betty Medsger）是《华盛顿邮报》的前记者，她花了数年时间仔细审查联邦调查局关于这一事件的大量案件档案，并说服参与入室盗窃的八名男女中的五名结束了沉默。

斯诺登将数十万份国家安全局数字文件下载到计算机硬盘上，而媒体窃贼则以 20 世纪的方式开展工作：他们围攻 FBI 办公室几个月，在将文件装进手提箱时戴着手套，然后将手提箱装进逃亡汽车。行动结束后，他们散去。一些人仍然致力于反战事业，而另一些人，比如约翰和邦妮·雷恩斯，决定在继续自己的生活之前，这次危险的入室盗窃将是他们抗议越南战争和其他政府行为的最后行动。

“我们不需要关注，因为我们已经做了需要做的事情，”80 岁的雷恩斯先生说。他和妻子一起安排家庭成员抚养这对夫妇的三个孩子，如果他们被送进监狱的话。“60 年代已经结束了。我们不必坚持当时所做的事情。”

缜密的计划

这起盗窃案是威廉·C·戴维顿 (William C. Davidon) 的主意。他是哈弗福德学院 (Haverford College) 的物理学教授，也是费城反战抗议活动的常客，这座城市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已成为和平运动的白热化中心。戴维顿先生感到沮丧的是，多年来有组织的示威活动似乎收效甚微。

1970 年夏天，理查德·M·尼克松 (Richard M. Nixon) 总统宣布美国入侵柬埔寨几个月后，戴维顿先生开始组建一支由一群积极分子组成的团队，他开始信任这些积极分子的承诺和判断力。

该组织最初有九名成员，后来一名成员退出，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试图闯入费城市中心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风险太大，那里的安全戒备森严。他们很快就选定了该局位于梅迪亚的卫星办公室，位于县法院对面的一栋公寓楼内。

这一决定本身也存在风险：没有人能确定卫星办公室是否有任何有关联邦调查局监视战争抗议者的文件，或者一旦窃贼打开门，安全警报是否就会响起。

该小组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对这座建筑进行勘查，在夜间随时开车经过它并记住其居民的日常生活。

“我们知道人们什么时候下班回家，什么时候灯灭，什么时候上床睡觉，什么时候早上醒来，”当时是坦普尔大学宗教学教授的雷恩斯先生说。“我们非常确定我们了解该建筑物内及其周围的夜间活动。”

但直到雷恩斯女士进入办公室后，该小组才确信办公室没有安全系统。入室盗窃案发生前几周，她冒充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学生参观了办公室，研究联邦调查局女性的就业机会。

入室盗窃本身基本上进行得很顺利，除了当指定的开锁者福赛斯先生发现联邦调查局在大门上安装了一把他无法打开的锁时，他不得不闯入与计划不同的入口。挑选。他用撬棍撬开了第二把锁，即门把手上方的门栓。

将文件装进手提箱后，窃贼们纷纷钻进逃亡汽车，在一处农舍集合，整理他们偷来的东西。让他们松了口气的是，他们很快发现大部分内容都是联邦调查局监视政治团体的确凿证据。窃贼自称是联邦调查局公民调查委员会，向几家报纸记者发送了精选文件。入室盗窃案发生两周后，尼克松政府试图让《华盛顿邮报》归还这些文件，但没有成功，梅兹格女士根据这些文件写了第一篇文章。

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其他收到这些文件的新闻机构随后也发表了自己的报道。

梅兹格女士的文章引用了可能是缓存中最致命的文件，这是一份 1970 年的备忘录，让我们得以一窥胡佛对压制异见的痴迷。该文件敦促特工加强对反战活动人士和持不同政见学生团体成员的采访。

来自联邦调查局总部的消息称：“这将加剧这些圈子里普遍存在的偏执，并进一步让人们知道每个邮箱背后都有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 另一份由胡佛本人签署的文件显示，联邦调查局对大学校园内的黑人学生团体进行了广泛的监视。

但对控制 FBI 国内间谍活动影响最大的文件是一份 1968 年的内部路由表，上面有一个神秘的词：Cointelpro。

无论是媒体盗贼还是收到这些文件的记者都无法理解这个术语的含义，直到几年后，当 NBC 新闻记者卡尔·斯特恩根据《信息自由法》从联邦调查局获得更多文件时，轮廓才得以显现。 Cointelpro——反情报计划的简写——被揭露。

自 1956 年以来，联邦调查局开展了大规模的监视民权领袖、政治组织者和共产党嫌疑人的行动，并试图在抗议团体中散布不信任。在一连串可怕的揭露中，联邦调查局特工匿名向马丁·路德·金牧师发送了一封勒索信，威胁说如果他不自杀，就会揭露他的婚外情。

“这不仅仅是监视美国人，”佐治亚大学公共和国际事务教授洛克·K·约翰逊(Loch K. Johnson)说，他是爱达荷州民主党参议员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的助手。“Cointelpro 的目的是摧毁生命并毁掉声誉。”

丘奇参议员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调查进一步揭露了联邦调查局数十年来的滥用权力，并导致国会对联邦调查局和其他美国情报机构进行了更严格的监督。教会委员会关于国内监视的最终报告是直言不讳的。“太多的人被太多的政府机构监视，太多的信息被收集，”它写道。

当委员会发布报告时，胡佛已经去世，他在联邦调查局建立的帝国正在逐步瓦解。他指派去调查媒体入室盗窃案的大约 200 名探员空手而归，联邦调查局于 1976 年 3 月 11 日结案——入室盗窃指控的时效到期三天后。

FBI 发言人迈克尔·P·科坦 (Michael P. Kortan) 表示，“那个时代发生的许多事件，包括媒体盗窃案，改变了 FBI 识别和应对国内安全威胁的方式，导致 FBI 情报政策和政策的改革。司法部制定调查指南。”

根据梅兹格女士的书《入室盗窃：发现 J. 埃德加·胡佛的联邦调查局秘密》，在案件结案之前，联邦调查局最终的可能嫌疑人名单上只有一名窃贼。

回归沉默

在联邦调查局调查期间，这八名窃贼很少互相交谈，并且再也没有作为一个团体见面。

戴维顿先生去年年底因帕金森病并发症去世。他原本计划公开谈论自己在入室盗窃案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三名窃贼选择保持匿名。

在那些挺身而出的人中——福赛思先生、雷尼斯夫妇和鲍勃·威廉姆森——对人们如何看待他们的决定持谨慎态度。

岁月的流逝已经磨掉了约翰·雷恩斯和邦妮·雷恩斯曾经激进的政治观点的一些棱角。但他们表示，他们对斯诺登有一种亲切感，他们认为斯诺登对美国国家安全局间谍活动的揭露是他们很久以前披露的事件的书挡。

他们知道有些人会批评他们参与了一些事情，如果他们被抓住并被定罪，可能会让他们与孩子分离多年。但他们坚称，如果他们不相信自己能逃脱惩罚，他们永远不会加入窃贼队伍。

“看起来我们是非常鲁莽的人，”雷恩斯先生说。“但华盛顿绝对没有人——参议员、国会议员，甚至总统——敢于追究埃德加·胡佛的责任。”

“对我们来说，很明显，”他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没有人会这样做。”

（谷歌翻译：Burglars Who Took On F.B.I. Abandon Shado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