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血色黄昏》源于杨沫之子老鬼在内蒙古兵团8年的真实经历。本文试图通过阐述《血色黄昏》诞生的背景缘由以及出书的坎坷曲折，使作品的内涵及价值得以深刻全面的展现。
一、老鬼的血色经历
老鬼，本名马波，作家杨沫之子，他在父亲的打骂、母亲的冷漠中长大，形成了敏感叛逆的性格特质，又受17年革命文化的教育影响，思想极左。为抗美援越，他率领红卫兵打砸抢了自己的家。学校分配他去山西插队，他和同学偷跑到反修第一线的内蒙古，渴望在茫茫草原上干一番事业。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积极投入“挖肃”运动，由此和当地牧民关系恶劣。老鬼及北京知青在开门整党时，给指导员提意见，遭领导嫉恨，后因老鬼与指导员的一亲信打架，被抓到把柄，随后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老鬼被抓，其言论行为被上升为政治问题，定为“现行反革命”，开批斗会游斗示众。
老鬼去内蒙古近八年，有5年都在“现行反革命”的悲惨严酷折磨中度过。母亲杨沫最终对老鬼施以援手，给周恩来写信，后由总理办公室转内蒙古一把手尤太忠进行复查，老鬼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从“现行反革命”改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污蔑江青）。1975兵团撤销，老鬼在父亲马建民的战友大同市原劳动局长高万章的帮助下，得以在1976年调到大同矿山机械厂当工人。
二、写书的艰难坎坷
老鬼在多年“现行反革命”的残酷经历中不仅没有丧失理智，反而觉醒。他发现现实与学校教育完全不同，极左思想得以纠正。老鬼在1975年的内蒙古草原就开始着手写《血色黄昏》，他的作品是纪实性的，写的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1976年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母亲杨沫得知老鬼在写《血色黄昏》，认为写这部书稿很危险，是“控诉无产阶级专政”，会被批判，坚决反对。为中断老鬼写作，父亲马建民偷走手稿。老鬼写信索要，说了威胁的话，马建民和杨沫认为儿子过河拆桥，声明与他断绝一切关系。迫使老鬼不得不凭着记忆从头写起。直到老鬼在1977年高考中以大同市文科第一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父母才与他恢复正常往来。
到北大后不久，老鬼又因为与外国记者接触，向法新社记者介绍了知青和下层百姓在“四人帮”时期的苦难，上了内参。杨沫担心其受到牵连，给北大中文系写信表态，与老鬼划清界限。又因西单民主墙事件，老鬼认为不能对《探索》刊物主编、民主运动激进发言人之一的魏**以言治罪，与父亲再次发生争论，导致被赶出家门。这却激发起了老鬼的力量，义无反顾的埋头修改书稿，以宣泄胸中苦闷。
三、出书的辛酸曲折
《血色黄昏》原名《八年》，源于老鬼在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76年结束，历时八年。作品于1978年完成，从此，老鬼走上了漫漫出书路。
《今天》的朋友赵一凡读完手稿后大为震撼，写了长篇读后感，建议老鬼保持真实本色，少进行艺术加工，将自己的缺点变为优点。校友陈建功也对此手稿表示肯定，将其推荐给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吕果审阅，吕果认为书稿须大改才能出版，又将书稿介绍给《十月》编辑田增翔，田增翔认为这部作品不出版实在可惜，又将书稿推荐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室副主任许岱。许岱等看后决定出版，后因形势有变，书稿被迫搁置。老鬼的岳母带老鬼找《清明》主编陈登科寻求支持，但《清明》以本刊是发表中篇小说为主的刊物，将稿子退回。陈登科爱莫能助。
与老鬼均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张曼菱，流泪读完书稿，将其介绍给《收获》杂志的编辑李小林，但因作品过于粗糙幼稚而被婉拒。老鬼的同事，张天翼之女张章主动帮老鬼将书稿推荐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依旧被拒。母亲杨沫得知后，又给老鬼介绍了花城出版社，但《花城》的编辑看后认为作品写一个知青受迫害，没典型意义。
书稿一路漂泊，张曼菱又推荐给《黄河》副主编郑义，他读完手稿后大为感动，但增刊申请无法批下，此事便不了了之。《今天》的徐晓后又将书稿推荐给作家出版社，亦未成功。老鬼的朋友还推荐给香港的三联书店，依旧被退稿。老鬼向十四家出版单位投稿，皆被拒绝。
幸而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副主任南云瑞调到中国工人出版社任副主编，他想起了多年前看到的老鬼手稿，让岳建一去找，岳建一对书稿一字未改。《八年》书稿运作到最后阶段，老鬼的姐姐徐然将其定名为“血色黄昏”，开创以“血色”打头命名作品的先河。1987年初冬《血色黄昏》终于出版。老鬼从1975年动笔，1978年写出初稿，直至最后定稿出版，历时12年。
四、《血色黄昏》的得与失
《血色黄昏》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是一部探索性的“新新闻主义长篇小说”，老鬼通过原始、本真的语言，记录了自己亲历的事件，小说几乎没有虚构，也没有艺术加工，它的结构完全是随老鬼的经历而直线式展开的。很多批评家指责其语言粗糙、文学性不足，而这些所谓的缺点恰恰是见证文学的优点。见证文学的最高原则是客观性、真实性和可靠性，它突出的不是文学性而是新闻性和纪实性，任何艺术加工都会损害见证的客观性。这就要求作家必须超越意识形态话语，真实记录个人在历史中的深切感受。
《血色黄昏》作为文革中的个体见证叙事，在很多方面丰富、补充、超越了同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叙述模式。其震撼力来自老鬼对伦理道德和法治彻底崩溃的极权环境下，意识形态教育洗脑作用的揭示。它不像同时期的知青小说带有过多的理想色彩。有些评论家认为作品的描写过于粗蛮，但正是如此，才能显现出它的见证力量和认识价值。《血色黄昏》出版后一炮而红，引起巨大震动，不仅大陆读者抢购如潮，香港、台湾、北美各地也骤然刮起“老鬼旋风”。
但它也有不足，老鬼受17年革命文化教育，虽然极左思想观念在多年“现行反革命”生涯中得以矫正，可他仍缺乏一套独立于革命文化的价值标准，这决定了他只能用革命文化逆反革命文化，最终的效果自然差强人意，并不深刻，从这个方面讲，《血色黄昏》没有超越当时的“伤痕文学”。
参考文献
[1]《血色黄昏》新星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2] 陶东风/见证极权环境下的人性变异——《血色黄昏》解读/文化研究.第17辑(2013年)
文章来源:《品读》杂志/2018年8月；文章原题:《血色黄昏》诞生的血泪史
本文经老鬼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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