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克武简历，1918年5月30日生于广西陆川县大桥镇瓜头村。1934年4月在陆川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八桂、培桂、长城等中学从事学生运动。抗日战争初期回陆川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任县战时工作团秘书、战时教育团政治部主任。1940年至1941年冬，在南宁我党领导的进步报纸《桂南日报》任总编辑。1942年春，到桂林继续从事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43年，被敌追捕，转移到粤北建立党的临时支部，继续从事秘密活动。1944年春，奉调到广东东江纵队，任东纵军政干部学校政治指导员。1945年春，调任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教导营负责人、第三团政治处主任。1945年秋，带领广西籍十多位同志潜返广西，分散隐蔽活动。1947年5月，带领这批同志及在广西联络到的同志，返回粤桂南边从事武装斗争。9月，任中共陆川县工委书记（后改县委），发展党组织，建立和壮大游击武装队伍。1949年1月，任中共粤桂南地委常委、宣传部长。3月，任粤桂南边人民行政督导处主任。新中国成立初，兼任玉林县长和北流、容县军政委员会主任。1950年1月，任中共玉林地委副书记，后历任容县地委副书记、书记。1953年奉调援越抗法，任中国援越土改顾问团顾问。1955年秋回国，历任中共广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区党委统战部部长、区党委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革”后任广西区政协副主席。1979年任广西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1年兼任广西区党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被选为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从北京来的红卫兵，把批斗的矛头，首先对准区党委的领导人韦国清等人。当时，我曾去找韦国清同志，请教他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他那时思想也有抵触，说：你不了解“文化大革命”，我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于什么的。这是陈伯达那帮人搞的。我当时的思想，认为1958年南宁会议周总理反冒进受批，庐山会议彭德怀受批，受贬，“文革”是“左”的路线的发展，因而对“文革”是有抵触的。随着，北京红卫兵来广西串联，冲击区党委，冲击韦国请，第一次在公园体育场开大会批斗韦国清等区党委领导人，红卫兵来勒令我去批斗韦国清，说我是他的秘书长、知情人，我表面服从，说“马上去”，我便坐单车出去，按计划到公园，登上山顶上看。我不愿去参加批斗区党委领导人的大会，骗过了红卫兵，红卫兵也无处再寻找我了。后来我自己也被批斗，成了“走资派”、“牛鬼蛇神”……只有别人斗批我，我不批斗别人。
我被批斗前，开始是铺天盖她的大字报，接着是游斗亮相，挂牌戴高帽，最难受是批斗阶段，这时，由区人委办公厅造反派来管制。我被关在一闻破旧的黑房里，和同样受批斗的农康（原区人委副秘书长）做伴。我们白天挂着一块重重的写着“走资派”的大牌，戴着高帽到区人委大楼接受批斗，或搞卫生，很多人围观。对此，有人低头而过，有人偷偷讲两句安慰的话，有人冷嘲热讽，有的小孩还拿石头来砸我；晚上睡觉没有蚊帐，被蚊虫咬，精神上非常痛苦。当时我兼职很多，批斗我的单位也多。人委批斗我，统战系统批斗我，通志馆、区直机关大学等所有兼了职的单位或有点关系的单位也要批斗我。不管怎么斗，我都不认“罪”，曾被踢了一脚。区直机关有的被批斗干部顶不住，自杀了。如教育厅副厅长李晓光、区科委副主任谭敏等。我爱人很担心，托人带话给我，要我顶住，放宽心，不能自杀。我顶住了，我抱着只要留住这条命，冤屈总会有人知道的，至于将来做什么都不在乎。
1969年，我们集中到江滨医院，搭起草房，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住在那里。因为被批斗的人多了，我就无所谓了，精神上放松了一些。批斗我的人，主要说我是“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国民党”、“假党员”等。在批斗我的人当中，多数 人感到理亏，找不到打倒我的“证据”；有的趁造反而起家，捏造事实，妄图将别人打下去，自己爬上来，将来由他们坐江山。其实他们对“文革”也莫名其妙。当时广西两派都批斗我，哪一派我也不支持。陆川有位在某院读书的红卫兵，是我老家附近的人，来找我，要我支持他们“四·二二”一派，说区党委有些领导已到广西大学支持他们了，叫我也去广西大学。我说我现在什么也不懂，不懂的事我就不做，也没有权利去做。
1970年，我们到了武鸣壮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学习，变相劳改。有徐麟村（原区党委农村部负责人）、尚持（原区党组织部部长）、钟枫（原区人委副主席）等100多人。在那里管得很严，不准出去，不准互相交谈，不准与家里联系。学的是《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把我们当作敌人看待，这不是敌我矛盾了吗？还学习郑洞国的投降书，要我们投降，认为我们是“走资派”，是敌人，只有投降才有出路。除了学习，每天要参加劳动、种菜、捞水草喂猪。最难受是去灵泉捞水草，冬天最冷的时候，水深处有一丈多，要潜下去才能把水草捞上来。我们只好在岸上烧一堆火，烤火后下去捞，捞上来又烤火，徐麟村、尚持、钟枫受不了，后来要我一个人下去捞。再后来，搞一个竹排，用竹夹捞水草，由我捞上来，交徐、尚、钟他们洗干净。我们这些人按系统分队管理，我这队由区党委的工人来管理，要我们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某最高管理人员找我谈话，说我是走资派，是完了的，没有什么可幻想的，要在这里劳动改造，将来取得宽大，翻身是不可能的。另外有个副主任，是个老红军，他却应付了事，什么也不管，得过且过，他对我们为人比较了解，过去关系也较好，因此，他对我们的态度就好些。管我的一个办公室主任，姓王的处级干部，对我也比较好，暗中对我说，你要安心在这里学习，你的问题，我们会如实调查，将来会解决的。经过长期调查，我的所谓“假党员”问题弄清楚了，我的入党介绍人还在。我的直接领导人有两个死了。原广西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领导我的彭维之（“七九”事件后叛变）好在他还在广东劳改，调查人员找到了他，他证明我是党员（当时国民党要抓我，也是他供出来的）。原东江纵队政治部主任，时任广东省副省长杨康华也证明，“七九”事件广西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后，我到东江纵队找党，经过审查，恢复了我的党籍。
在武鸣这个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也是一次人心的“展览”。谁是坚决搞“文革”的，谁是应付的，谁把被斗对象当作敌人的，谁是对我们有同情心的，我看得清清楚楚。我自己受迫害，但我相信我历史上没有问题，所以我很自信，很乐观，在劳改中，跟徐麟村、尚持、钟枫等有说有笑。有人警告我，说我不思改过，还爱说说笑笑，我是“大走资派”，要好好改造。我在那里虽然受难，但也结交了一些患难的朋友。有一次饭堂要包饺子，要我们这些改造对象去包，我说我不会包，我是广西人，吃惯白米饭，家里从不包过饺子：但有的人就骂我，说：林克武是真正的走资派，连饺子都不会包，扬言不给我吃饺子。我说我不吃饺子，我吃饭。有个炊事班的工人对我很好，常常将好饭好菜打给我吃，并说：“林克武，多吃一点，保重身体为上”，可见，工人也有好的，也有同情心的。
林彪事件发生后，我们这些“劳改”的人看不到文件，但我从《广西日报》上看到报头改成印刷体了。过去我知道，原《广西日报》是林彪题的，我由此事推测林彪完蛋了，心里很高兴。
开始不准我家里人来武鸣探望我，后来放宽了一些，小孩可以来，两个最小的(-个八九岁，一个十来岁)来看我，说他们被认为是“走资派”的儿子，两个哥哥都不准进中学读书，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本人受迫害，还株连小孩的读书问题，实在令人气愤。我在被迫害期间，被红卫兵造反派多次抄家，抢走了许多东西，我收藏难得的书法、名画、端砚全都被抄去；后来到“解放”，被抄的东西也没有归还，说“不知去向了。”
1973年，我从武鸣“解放”出来后（当时凡审查无政治问题、被释放回家的，都称为“解放”，似对国民党人一样），回南宁等候处理。一家人住的是破旧的房子。我每天读书、写诗、练书法，还到邕江去游泳。首先来探望我的是梁仰云和田子进同志，使我非常感激。他们都是南下的同志，过去只是工作上的一般关系，对我这样关心，我能不激动吗？后来陆续有人来探望我，但在谈话中，对“文革”的问题，仍然害怕，不敢谈论。统战部有几个干部来找我，说： “欢迎我回统战部工作。”我说：“我过去对统战工作没搞好，我不会回统战部了。”因为我知道，我要是再回统战部，就免不了要跟当时的领导人、造反派一起来批斗民主党派人士，这样，我将要变为罪人，我是不干的。我从武鸣回来不久，怀着个人的感情，曾去找原南宁市副市长、南宁市民革主委黄梦醒，想不到，第二天就有人警告我，说黄梦醒还未“解放”，你找他干什么？我才明白，“文革”还未结束，我不好随便访问他人了。
此时，我写了一首代表我思想感情的诗，题为《邕江重泳》，诗曰：“三载灵泉惯泛舟，归来又向大江游。浮沉风雨知航道，变化沧桑识世眸。砥柱何曾惊恶浪，年华莫叹付东流。宜将余志酬汪海，不破重滩死未休！”
林克武回忆录《风雨历程》（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节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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