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千里跃进，机械化程度在缅甸战场无人能。且战力之强在日军驻缅军中亦拔头筹。
防守腊戍的中国远征军马维骥部本来就是新建弱旅，且多数将领根本没有料到日军会如此快地从东线穿插迂回而来，远征军总部也根本没有料到日军竟会有孤军千里跃进的决心和行动。
没有人催督马维骥师全部进入预定防守区域，该师仅有部分人马稀稀拉拉地在预设阵地上做样子，4月27日，有人在国境线附近看到马维骥的主力部队在向腊戍方向进发，此时，日军已准备向腊戍发动猛烈的攻击……
日军机械化兵团肆虐缅甸战场
事后，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回忆道：
“中国军队有三个军，第六十六军的孙立人师系财政部税警团改编；刘伯龙师系别动队改编；马维骥师是临时拨来的新兵。第六军虽比第六十六军强些，但也强不了多少。惟第五军比较强大，也不过抵得上敌人一个师团而已。……马师皆系新兵，未经战阵，马师长既无决心，尤无勇气。”
张轸将军在其回忆中充满一声声无可奈何的叹息，他觉得六十六军在缅甸打的是糊涂战，进去糊涂，被打出来也糊涂：
“......我军部无一张缅甸详细地图，师以下更不用说了。地图上有的，实际上没有，实际上有的，而地图上没有。特别是腊戍到棠吉的道路，图上是一条小路。4月25日腊戍情况预感有些紧急时，我与工兵指挥马崇六乘车侦察道路及阵地，走了两个钟头，都是柏油路。最重要的细胞以南小河的桥梁，地图上都没有。”
“要破坏公路，只有步兵用的小铲、小镐，对于坚固的柏油路，其效力实在可怜，……”
“以新成立的六十六军参加远征军，是应付英美两国，实际上也就是把六十六军作为牺牲品。”
“……友军从来没给我一个通报，上级从来没给我一个正式命令，纵有命令也是口传，只听说昨日第六军某地失陷，今日第五军某地失陷，或者是敌人进到某处，始终也不晓得敌人是何番号。糊里糊涂地在缅甸参加了对日作战。”
日军的战略意图在作战进程中得到了上下一致的坚决贯彻，而中国远征军核心决策人物却在强敌当头时仍争吵不休，当某个战术意图的实施影响到自身的利益时，利益双方绝不在乎翻脸相向。
当史迪威坚持要让二OO师离开平满纳去乔克巴当向敌攻击时，杜聿明却声明乔克巴当没有日军，中国军队应去保卫棠吉和梅苗。史迪威认为杜是逃避战斗，便讥骂道：
“中国军队吃饭不打仗吗？”
杜回敬说：
“我吃的是中国饭，而不是英国饭。”
在史迪威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则满是对中国高官们的不满和不屑：“俞飞鹏（交通部长）让我吃了一惊。让这个胖子负责交通运输难道是马格鲁德的主意吗？我相信他只不过是个贪吃的家伙。”
“5点30分去‘前线’。二OO师在彬马那以北编队。许多士兵看上去情况良好，我的讲话很简单。罗（卓英）喊叫了30分钟……去九十六师……余 (韶）是指挥官，他是个学校老师模样的人。不果断，看上去有些瘦弱。去二十二师，廖（耀湘）讲起来没完。讲得很快，尽是废话……”
“杜（聿明）又有了勇气：他们有大炮，他们有后备力量，他们可以做这做那。他在为28师哀嚎。他是个爱哭的孩子，不是一名指挥官。罗（卓英）没有为他的废话所动，但罗也一样应该被枪毙。”
“去梅苗，一路上过去了许多满载汽油和大米的卡车。问题：中国的指挥官们发财了吗？这正是我们在前线得不到卡车的原因。”
“大约在4月18日，65万加仑的汽油和850辆卡车到达腊戍。105辆卡车来这里运大米和汽油。55辆是俞飞鹏的，50辆是他从中央银行负责食品的官员那里借的。而我正需要卡车调动军队。”
“晚上10点30分，狗Z种杜（聿明）来了。还是老一套的废话。”
“余（韶）是个可鄙的家伙。他把他的部队完全抛在了脑后，一边品着茶，一边摇着扇子，大喊大叫了一通。”
“昨晚罗（卓英）的火车与另一列火车相撞，不幸的是，罗竟没有死。”
这是美国式思维的结果吗？也许吧！
实际上这是美国人宣泄不满的某种惯用方式。
一位美国观察家指出：“虽然史迪威的愤怒是有理由的，但他却不能理解，这支看上去各方面都不太理想的国民党军队与日军作战了四年，牵制了将近一百万日军，否则，日本有可能利用这支百万大军去攻打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中国人付出的代价实际上远远高出从租借法案中得到的援助。”
史迪威与远征军将领合影，左七为杜聿明
“史迪威确是一位骁勇善战的野战军人，而且也是美国军官中能够接受最艰巨的外交任务的唯一合格人选。但是史迪威除了积极的素质而外，他还有某些消极观点和保守性格，这些观点和气质最终将给他的工作带来损害，总的来说，史迪威瞧不起中国人，认为他们没有美国人的指导就无法开展工作。”
他对人的好恶很受情绪的支配，他不懂美军里本不存在的“派系”的深层影响，所以他不能得心应手地使用现成的中国军队。
“史迪威是个典型的‘清教徒’，他有着和奥利弗·克伦威尔相同的道德观——纯洁，绝对地纯洁，憎恨贪婪、通奸、说谎、偷窃或任何违反十诫的行为。”
其实，史迪威憎恶一切“坏脾气”、“烂性情”、“不干净的贼事”。
当1942年底，第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们在昆明的大小窑子里成批地染上了性病，“那些姑娘使陈纳德丧失的战斗员比日本人毁掉他的还要多”。
于是，陈纳德设立了一所妓院，他派出一架军用运输机载着一组医务人员飞越驼峰去印度，带回12名健康的印度妓女以保持旺盛士气并维护飞行员们的健康。
“小伙子们反正要往那里跑。”他对《时代周刊》的撰稿人这样说：“让他们进干净的妓院，总比进肮脏的妓院好。”
史迪威知道这件事后，几乎把天骂得翻转过来。
他说：“美国军队从来没有给他们的士兵设妓院的先例。陈纳德是个彻头彻尾的皮条客……美国军队里不能有这个，就像人眼里永远不能有沙子。”
“他是个标准的流氓，他最适合的工作，是去迈阿密统帅所有卖淫的烂货。”
而此时的陈纳德，是美国空军堂堂正正的少将，美国公众眼里一位无所畏惧的战争英雄。
大多数美国人在正常状况下，都不习惯忍耐和把话留在肚子里发馊，而中国人则奉行这些避免被伤害的，虽不光明正大的，但确实有用的潜规则。
所以，初到中国远征军中工作的史迪威是注定不能与中国将领们合拍的。
一个不和谐的指挥部又怎能合力浇灌出灿烂的战争之花来呢？
所以，当日军夺下腊戍，截断中国远征军的归路时，中国人被迫撤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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