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的中学岁月
有时看到年轻人回忆中学时期的校园生活，感觉原来中学生活可以是那样美好而充实。而我所经历的中学生活是完全不同的。
军训，学工，还有批斗会
1968年秋，原来中学的六届学生都上山下乡去了，中学瞬间都空出来了。我们二十四中附小文革前四到六年级的三届小学生直接升到二十四中学。文革前，这可是省重点中学，如今我们不用考就进来了。不过很快我们就知道其实什么重点不重点的，反正就是学工学军再加上批斗会。真是可惜了那些优秀教师，也浪费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当时还没意识到这些）。
记得刚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教室里空空荡荡的。据说是文革武斗时，把桌椅当柴烧了。学生席地而坐（还好是地板地）。后来我们女生都背个书包，里面一本书也没有，只装着坐垫。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姓陈，原来是语文老师，每天给我们读一段报纸。这时学校里既有军宣队又有工宣队。刚开始每天都有军训。其实就是队形操练。军宣队只看到队长，军训是由留校的原中学生主持。军训的好处就是让散漫了好几年的学生又重新建立起纪律观念。过去的班现在叫排，三个排组成一个连。这样就能列队参加各种批斗会了。那时的批斗会已经是有组织的。学校有群专小组，都是出身好的红五类子女在里面。他们负责把批斗对象押上台。我们早早就按连排列队坐好。没有文革初期的乱象，一切按部就班。标准配备是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名字被划上叉，每个被批斗对象由两个群专的按住。我那段时间大脑都处于游离状态。批斗的是谁，有什么罪状？我一概不知。可能大部分学生都和我差不多。有时还会参加市里的批斗大会。记得在市体育场批斗过市委书记。现场人很多，看不见也听不到，就是去充个数。我们还有一项重要的革命任务，就是一有重大新闻（一般都在晚上的新闻联播播出），就要到学校集合，然后步行去市里的广场参加庆祝活动。例如，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九大开幕和闭幕等。我印象最深的是九大闭幕。市里放了烟花，我们抬头看烟花，结果烟渣就落到眼中。那时社会治安完全没有问题，我们都是半夜三更一人或两三个小姑娘在去学校的路上。因为学校的工宣队是从罐头食品厂来的，我们还到罐头食品厂劳动，算是学工。这个学工是个很愉快的经历。中午食堂的汤，没肉的一分钱一碗，有肉的三分钱一碗。工人师傅都特别好，学生也不用特别做什么事情。
我记得在我们班发生了一件比较出格的事情。不知是谁把班里两个女生揪到教室前面批斗。（这俩同学都是很有文艺天赋的，后来都发展的很好。）说是她俩在公园荷花池的冰上玩溜冰（我们学校在公园的边上，可以穿过公园到学校），是资产阶级思想。这件事有点触动到我，就是说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没干什么坏事也有被批斗的可能性。
后来学校按家庭住址重新分了班。我们班主要是南山枫林街道和青泥洼桥街道两片的学生，叫N连三排（忘记是几连了）。这时终于恢复了文化课。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姓薛，是政治老师。二排班主任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只记得他的姓不太常见），说话行事很有激情。我们连经常唱的“四个伟大”这类适合行进中合唱的歌曲都是他教的。出去开批斗会或誓师大会时，语文老师就会牵头和其他连拉歌。教数学的靳老师（她是一排班主任）在文革前教过我姐姐。我姐姐在她仅一年的中学生涯中，在期末考试中数学得了108分（满分是100分+10分选做题），是全年级第二名，因此给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靳老师认出我是她的妹妹，可能我们姐妹长得相似，倒不是因为我本人有什么特别优异的表现。那段时间学校里官办的红卫兵组织取代了过去的少先队。在班里讨论发展红卫兵时，对我的评语是走白专道路。实在是莫名其妙！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不知这专是从何说起？文革中学校几乎不学习，学那么点东西也能叫专？真是让人贻笑大方。我终于在几乎每个人都加入红卫兵后，也成了一名红卫兵。红卫兵是有组织活动的。我记得我参加过两次活动。一次是跟着街道的造反派去他们挑选的某些人家，半夜叫门，然后把人喝斥一顿。估计就是不让那些“坏人”过安生日子。我跟在后面看，心里觉得很害怕，因为造反派训人的声音实在太吓人。还有一次就是全体红卫兵半夜出去拉练。在学校集合，每人背个小行李，然后走夜路到海边。不过拉练后班里又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有一位根正苗红的女同学Z，平时喜欢阅读一些革命报刊。这一次Z突然站起来声泪俱下地控诉另一女同学Y把红卫兵拉练的时间和路线透露给非红卫兵同学，结果导致一名红卫兵同学被打。那名“间谍”Y立即被揪到教室前面批斗。根据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的理解，这是一桩旧事，发生在重新分班之前。刚巧“间谍”Y与我是邻居，偶尔一起上下学。我难免在下面替Y抱不平。来自原来班的朋友都奉劝我不要乱说话。但我心中自此对那位根正苗红的Z同学有了成见，后来一有机会就刺一刺她。几年后再见到Z，感觉已经原谅她了。
再啰嗦几句班里的美少女。我在幼儿园认识的小朋友很多都住在南山枫林街道，现在都到了这个N连三排。小时候幼儿园的公主现在就坐我前面的座位。相处起来觉得她性格开朗大方说话幽默风趣。她小时候在市体校体操队训练过，在水中扎猛子时，两腿在空中竖的笔直，就像表演花样游泳。放现在就是女神。难怪当年是幼儿园公主呢（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文革前她父亲是市委秘书长，是个有实权的职务）。还有一个女生不知是从哪个小学来的，长得像洋娃娃一样，个子倒是高高的。我们原来班里的美少女也有来到这个班的。在公园荷花池溜冰的两名女同学都住在青泥洼桥街道。不过我记得只有其中一名女同学在这个N连三排。另一女同学的父亲57年被打成右派，那时可能已经全家下乡了。班里还有更多美少女，就不在此一一介绍了。
这是我待过的第一所中学。有全省最好的师资，可惜文革中也不学习。
这里有安静的书桌
1969年底，我们全家到农村走五七道路。1970年春节后，学校的老师派屯里的学生来问我的上学事宜。我们所在的公社，文革前是没有中学的，邻近公社有一中学，Z县二中。那个学校离我们屯有十几二十里路。但我们的生产大队有带帽中学，离我们屯子只有不到两里地。于是我母亲带我去大队带帽中学注册。当时学校只有两个年级。高年级的学生当年夏天就毕业。剩下另一年级就是唯一选择（我就这样阴差阳错地降了一年）。这样我就在乡下学校上学了。这里受文革冲击很小，也没有受教育革命浪潮的影响。春秋季学校会放农忙假。有段时间学校在碱滩的农场有新开的水田，学生也要去那儿劳动。每年夏天还要打猪草交到学校（一次性的）。冬天要参加学校的积肥比赛。没什么批斗会之类，学校里还是师道尊严当道。美中不足的是学校师资不行，好多本地文革中的高中毕业生在学校当老师。我从小学就和老师讨论学习上的问题，还受到老师的表扬。一不小心就把城市学校的革命风气带到乡下学校。有时喜欢对老师“吹毛求疵”（有点小错就指出。因为师资差，就有很多机会发现错误）。结果是表面上老师说向革命小将学习，实际上有的老师很不高兴。那时候我脑袋里少一根筋，我以为如果我不指出老师的错误，那不是其他同学都学了错误的概念？后来我想明白了。其实需要这些知识的人，一定会在某个时间点搞明白的，而不需要这些知识的人，对还是错都无所谓。后来公社在我们大队又办了高中，是从原来中学的两个班中选出部分学生组成高中。我们高中的数学老师都不错，是从师范学院数学专业毕业的。化学老师也是师范学院毕业的。他们都是后来分配到学校的。记得物理课是城里来的五七战士教。那段时间学校都是正常上课，课本上的东西也都一板一眼地学过了。我后来能考上大学，最应该感谢的就是这几位乡下学校的数理化老师。不知道历史是否有课本，老师讲的全是农民起义，都是受农民的阶级局限，Bala-Bala，最后失败了。语文不知是课本，老师，还是我的问题，反正就像是什么都没学一样。
同时班里的学习风气也不错。初中时另一个班有两个五七战士的子女学习都特别好，上高中后大家都在一个班里了。他们的父亲都是技术干部，很快就回城工作了。因为高中开学没几天我就得了阑尾炎，住院和在家里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和这两位同学相处的时间不长。有个本地的男生J学习也不错，过去都是跟着那俩五七战士子女一起学习的。我阑尾炎康复回校后也常常和这位J同学一起讨论问题。据说这位J同学77年考上一大专。如果有人和他在一起复习的话，应该会考的更好些。顺便说一下，那两位五七战士的子女，77级都考上了大学。其中之一因不满意录取他的大学，退学重考。78级考入一所985大学。
我在班上算纪律不好的，有段时间经常上课讲话，其实是吃了我同桌的瓜唠。她特别喜欢和后面的男生讲话。坐我后面的男生是个帅哥，据说是差一点被选到三军仪仗队，最后因为脸上有个小疤没成。不过我倒是觉得可能是太呆了所以没选上。我的同桌不同意我的理论，认为仪仗队应该越呆越适合。我们这块儿一讲话，老师就点我的名。其实我不用听课也都懂。可能这正是让老师生气的地方，所以每次都批评我。通常人们能自学的文学，历史，政治，哲学，我都没表现出任何兴趣，家里也没有书可读。文革初期，父亲把家中藏书都当作封资修上交了，姐姐哥哥都只学到初中一年级，也没什么课本。我本质上是喜欢学习的，可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可学的东西，就让光阴蹉跎。
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
1973年夏，我随母亲回到城里。我不知道按照规定我应该上那家学校。最后通过我舅舅的关系，我当年秋天去了市二中上学。这个学校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我是在九年一班，班主任是女老师姓门，教物理的。语文老师是二班班主任。上课时总喜欢扣他的鼻孔。所以上语文课大家都低着头不看老师，因为实在看不下去。六班的班主任老师是我们的化学老师。不过我并不是通过化学课认识的这位女老师。好像有什么活动我们两个班一起搞，由此知道六班有两位美女班干部，也知道了化学老师。数学老师只有很模糊的印象，看上去比较年轻，不记得是几班的班主任。我在那里一共也就呆了不到一年，这期间还常常下厂下乡劳动，根本没上几天课，各科老师的脸都没混熟。经常上课时就有外班的学生猛地拉开教室的门，大叫一声“某某某，你妈叫你回家剁鸡食（由于当时副食供应差，有条件的居民在家养鸡很普遍）！”老师也不维持课堂纪律，随便学生干什么。当然也没有考试。
最早是班里的团干部L来和我攀谈。这位L同学是从湖南转学过来的。不过没几天她就消失了，好像是为了逃避上山下乡，在家休长病假。老师考虑到我是从乡下来的，可能学习跟不上，还给我安排了学习好的C同学坐同桌。她也很快消失了。据说也是因为上山下乡的缘故。不过我还是很快和班上女同学混到一起。我记得是一位积极要求入团的Y同学把我引入班里女生八卦的小圈子。喜欢八卦的同学一般都是在班干部LY同学的家里闲聊。LY同学的父母都是教师，她有一年纪较小的弟弟，由她母亲带着上下学。平时只有LY在家。LY同学特别能干，别人坐那儿闲聊，她就在收拾卫生。到处擦来擦去。一天光地板就不知拖多少次。积极要求入团的Y同学手上总是有正在钩的东西，桌布啦，窗帘啦。我不想光坐那儿听闲话，因此开始学习钩东西。后来发展成为多产“编织家”，就是从这里起步的。班里有个男生，女生叫他卡西莫多（就是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平时在学校，坐他周围的同学都把桌椅搬离他远远的。据说是因为这个男同学说过他要娶LY同学为妻，因此被班里同学定为流氓罪。现在回头看，这位卡西莫多同学明显是被班中大多数同学bully，不知心理上是否受到什么伤害。班里有个有趣的现象，同学之间比较推崇有才气的人，没气质的就算是美女也没人理睬。先说说班里的才女D同学。D是学校文宣队的，能歌善舞。她还会自己编舞。传说长影曾来学校选小演员，D同学差点中选。她父母都在警备区后勤部工作，父亲是后勤部副部长。她既有军人子女洒脱大方的气质，又没半点干部子女傲慢自大的坏习气。另一位警备区后勤部的子女G同学也是班里有名的才女。那时大家经常坐在教室里闲聊（不知道为什么不上课），G同学常常给大家讲故事。其实她讲的好多故事我都读过原著。不过她总能绘声绘色地讲出来。她对写作也很有研究，还曾经向我传授过文章的起始和结束。我们毕业那年，知青上山下乡的青年点不再按毕业的学校安排，而是改成由家长工作单位协助管理。这是一个好的变化。因为学校没有力量来经营知青点，而各单位既有财力也有人力来做好这件事。这样知青就不再是三不管的散兵游勇。D和G都下乡到警备区后勤部协管的青年点。不知过了多久，据说有一天她们青年点突然知青全部消失，都去当兵了。后来听说G常常给电视台投稿，没有让她的才华埋没。D考上部队的护校，毕业后在我们那儿的部队医院工作。本来一直和D保持联系，我出国以后就断了音信。
在二中这一年我们到工厂参观劳动两次，时间都不长。一次是在一家离学校很近的工厂，我是跟着车工师傅打杂。还有一次是到肥皂厂和工人师傅一起批林批孔外带着参观学习。记得工人师傅给我们讲了用凸形圆切割肥皂的原理。还在校办工厂劳动过，我是在机械制图车间描图（描好的图才能去晒蓝图）。春天还到郊区农村帮社员收获蔬菜。这样算下来就没有多少时间学习文化课了。此外，听了不少八卦，学会了钩东西。
那时候中学毕业不能继续升学，而毕业后上山下乡又迫在眉睫，使得学校完全没有学习的气氛，有人还把精力用在如何逃避上山下乡上面。我本人按当时的政策留城，因为我姐姐哥哥那时都在青年点。当年的留城政策是：病残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独生子女；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中国籍外国人子女。上大学后才感觉我们中学阶段的大好时光都浪费了。文革中像我这样的中学经历应该并不少见。想在它淡出记忆之前记录下来，所以写了这篇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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