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在胡适纪念馆
（胡适生于1891年12月17日。今天是先生诞辰125周年纪念日。特重发这篇三年前在台湾写的文字。）
对我来说，台北最应该去看看的名人纪念场所不是“国父纪念馆”，也不是“中正纪念堂”，而是“胡适纪念馆”。上次来台湾就想去看看胡适纪念馆，但随团旅行没能如愿。这次台湾自由行的最后上午半天，我专程去“拜见”了胡适，让我这次台湾之行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不，应该是叹号。
我从“百度”搜索到胡适纪念馆位于台北南岗区研究院路二段。台北交通非常方便，从住的酒店出发，乘地铁坐公交，四十分钟后我来到了研究院路。研究院路以“中央研究院”命名，而胡适纪念馆正坐落于中央研究院里。
走进“中央研究院”大院，我心砰然。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从抗战到内战，从大陆到台湾，中国最优秀的一群知识分子和民族一起艰苦卓绝，辗转前行。这个院子的许多大学者大科学家不但成了我们民族的骄子，而且也成为人类天空中永远不灭的星辰。胡适，正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
胡适纪念馆由三部分构成，一为故居，这是胡适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期的住宅；二为陈列室，是1965年有美国美亚保险公司史带先生捐赠建造的；三为胡适墓园。
我先踏进陈列室，映入眼帘的是迎面墙上胡适的巨幅照，儒雅睿智的胡适笑眯眯地注视着我。这笑容，我太熟悉了，因为我在许多不同时期不同年龄的胡适照片上都看到过，但今天在这里看到这笑容，我感到格外亲切。
陈列室里有胡适先生的著作、手稿、照片、遗物、纪念品及纪录片。这一切，都展示着先生在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领域为20世纪的中国所做出的开创性杰出贡献。我仔细看着玻璃柜里的一件件物品，无论是先生的文稿，还是他用过的笔墨，戴过的眼镜，还有放大镜、领带夹，都无声地诉说着先生生前的日常生活、工作和治学。玻璃柜里有许多先生的手迹，写着一句句一段段振聋发聩的真理——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沉默的自由”比“言论自由”是更基本的人权！
……
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是我一直感兴趣的问题，而陈列室正好有一这个专题。书信、日记、文章、图片……向我们客观地展示了胡适与蒋介石这“文武双星”特殊而复杂的关系——“道不同而相为谋”。
从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中国开始，胡适就对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党文化公开撰文予以尖锐的批评，因而遭到了国民党党报党刊的“围剿”。但国难当头，面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胡适对国民党的态度渐渐由批评转为不敌对，进而以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身份为民族抗战尽自己的力量。1949年，蒋介石政权大势已去，但反共的立场使胡适选择站到了国民党政府一边，他公开说：“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但到了台湾，他依然多次公开批评蒋介石。1958年4月10日，在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典礼上，胡适当场对蒋介石的致辞表示异议，令蒋介石气愤之极，在当天的日记中批评胡适“真是一狂人”。身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在1949年之后，把实现民主和自由的理想寄托在号称“自由中国”的台湾，但胡适向蒋介石提出的许多建言，收效微乎其微。在著名的“雷震案”中，胡适更是公开支持雷震，并向蒋介石的专制叫板。
有人说，在大多数时间里，胡适是蒋介石民主路上坚定的道义支持者和独裁路上顽固的“麻烦制造者”，也是蒋介石口里誉之为圣人而心里斥之为仇雠的人。我同意这个分析。
陈列室有这样一段文字评价胡蒋二人的关系——
在胡适与蒋介石两人的终极关怀里，固然都构筑出一幅“理想中国”的图像，对自己的憧憬各也思考不懈，奋力以进。只是，对于中国国族的现实处境与未来前景，双方自有认知：如何建构理想的政治社会秩序，塑造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思想传统，彼此各有蓝图设想。两人之间，或是同声共应，合作无间；或是冲撞激荡，时有矛盾。
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
其实，蒋介石骨子里并不喜欢胡适，胡适逝世后，他虽然亲手写下“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挽联，却又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但是，蒋介石不但总体上容忍了胡适，而且始终善待甚至尊重胡适。尽管他曾经给胡适扣上过“反党”（当然是反国民党）的帽子，但并不因此而送他去劳改或干脆“把他给做了”，相反，还多次请他担任党国要职。如果说1948年蒋介石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实属虚伪”的话，那么1958年，蒋介石邀请胡适从美国回台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则是真诚的——今天我所见到的胡适故居，正是蒋介石当年的馈赠。当年胡适从美国回台应蒋介石之邀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蒋介石将自己《苏俄在中国》的版税拨下，再由中研院补足余款，为胡适盖了今天我所见到的这座小洋房作为住宅。
这说明蒋介石毕竟还不是斯大林。如果胡适留在大陆，情况会怎样？真是不堪设想。当然，他也不会留在大陆的。毛泽东曾经希望他留下来，许愿让他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但胡适拒绝了。如果他答应了毛泽东，他就不是胡适了。
先生的故居紧邻陈列室。这座小洋房坐北朝南，屋内的公共空间是以水泥为底，而私人的部分则以日式垫高地板设计，兼具防潮与防蠹功能。尽管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这里依然大体保持着先生生前起居生活的风貌。会客厅、卧室、书房……洁净而简朴，洋溢着浓浓的书卷气。先生为人热情好客，上至学者、官员，下至贩夫走卒，皆可结交，所以他的客厅里经常访客不断，高朋满座。1959年4月先生曾定下“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三点至四点半为会客时间，周六周日则为休息时间不会客”的原则，但却从未遵守，因为他的客人实在太多。让我感动的是，在这客厅里和先生交谈的，不仅仅有学者教授，也有农人贩夫。有一次，一位买芝麻的小贩正与胡适谈话时，几位院长和教授前来拜访先生，小贩原要离开，先生却留他下来共用午餐，并向众人介绍“这是我的朋友”。刘禹锡曾自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胡适先生却“谈笑有鸿儒，往来兼白丁”。
先生所居地处郊外，青山脚下，田野之上。晨间散步，常常遇到路过的普通百姓，先生总是和颜悦色主动问候。不认识的人往往感到好奇，为何常见到这位老先生在此与人打招呼？有一次，一位买菜的妇人与先生互相问好后，听到有人叫“院长该吃早饭了”，才知道这位长者就是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胡适先生。这种亲和力与先生所说受母教影响而“学得一丝一毫的好脾气与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有很大的关系。可见，在他的心目中，所有朋友是没有身份高下之别的。而这正是先生之平等理念和民主精神在生活中的自然流露。
从胡适故居出来，我向胡适墓地走去。穿过中央研究院的一幢幢大楼，我突然看到了“傅斯年纪念室”“李济纪念馆”。傅斯年、李济……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我以前只在书上读到，今天却离我这么近。尽管时间紧迫，我还是忍不住走了进去，领略时代风云，感受巨人的风范。
傅斯年，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但他的名字最早是和五四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潜心学术与教育，曾担任北大代理校长，后任台湾大学校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李济，则是著名的人类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是中国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学者。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李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
原计划只是来看胡适的，没想到还“见”到了傅斯年和李济，虽然只是匆匆浏览，但我已经感到，今天的我格外幸运。
胡适的墓园在故居不远处的半山腰，我拾阶而上。天下着小雨，满目青翠，宛如油画。远远地，我看到先生的半身铜像在细雨中微笑。这座铜像是胡适先生逝世周年的时候，由中国公学在台全体师生敬献的。铜像旁边便是胡适先生的墓。此刻，这里静寂无声，庄严肃穆。
站在墓前，我想象着当年胡适先生葬礼的隆重。我从纪念馆中的纪录片中看到，胡适先生猝逝之后，整个台湾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党政要人、学者大师纷纷凭吊自不必说，无数普通的老百姓也自发表示哀悼。下葬那天，涌上街头追随先生灵柩的普通民众不计其数，不论男女，不论老少，不论职业，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尤其是南岗区的民众，更是对这位平易近人的老邻居表示了极大的敬意，他们摆设香案举行路祭。
墓前有一块用大理石镌刻的墓志铭，铭文由胡适学生、著名学者毛子文撰写——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
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在先生墓旁，还矗立着小儿子胡思杜的纪念碑和长子胡祖望的墓碑。“胡思杜纪念碑”几个字让我心里刺痛，因为碑下并无墓冢，故只能“纪念”。1949年胡适离开大陆时，胡思杜执意不愿随父离去而留在了大陆。在五十年代大陆清算胡适“反动学术思想”时，胡思杜不但加入批判的行列，而且公开撰文表示和“反动父亲”划清界限。到了1957年，他仍然被划为“右派”，最后不甘受辱，自尽身亡。而胡适的长子胡祖望曾在美国康乃尔大学主修机械工程。毕业后服务于美国斯都德贝克汽车厂，后担任中国航空公司的工程师、台湾驻美国机构经济参事等职，一九八〇年退休。2005年，胡祖望在美国因病去世，享年八十六岁。
同为胡适之子，命运如此迥异。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先生去世后，遗体上覆盖着“中华民国国旗”和北京大学校旗。胡适曾经是北大校长，一生对北大一往情深。1948年底，在那风雨飘摇的时刻，胡适将其手稿、文件、书籍一律装箱，共计102只大木箱，全部寄存于沙滩松公府北大图书馆，但后来却没来得及带走。1957年6月4日，胡适曾在美国纽约立下遗嘱，其中有这样的表示:“确信中国北平北京大学有恢复学术自由的一天，我将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离开北平时所留下请该大学图书馆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
不知今天的北京大学的师生们是否还记得他们的老校长。
就思想创建和文化贡献而言，胡适无疑是一位巨人。作为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他是中国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之一。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他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就凭首创白话文这一点来说，说胡适是“伟人”都不过分。
但在我小时候读的教科书上，胡适却是“反动文人”和“战犯”。当然，撇开政治上的评判不说，即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世纪以来，围绕胡适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这种争议还会继续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胡适的思想生命所在。
在众多的评价中，我比较同意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中文部主任周质平教授的观点——
就社会改革而言，从丧礼改革到妇女解放，从个人主义到“好人政治”，这些口号和运动都是和胡适分不开的。他几乎成了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新思潮的总汇；因此，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种种结果，都或多或少的归结到了胡适的身上。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中，胡适成了一个不是“首功”就是“罪魁”的两极人物。
在浊浪滔天，充斥着杀伐革命的中国现代史上，胡适代表的是清流和理性。他不相信权威，不相信捷径，不相信有“包治百病”的“万应灵丹”，不相信社会主义，也不相信“知难行易”的三民主义。他相信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他相信“功不唐捐”，努力不会白费；他相信“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在胡适的著作中，虽不乏对中国文化严厉的批评，和对西洋文明的热烈颂扬，但这种种都丝毫不影响他对中国文化的依恋和爱护。他一生的终极关怀始终是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再造。
胡适思想在今日依旧是所有独裁和暴力的死敌。我们深信：只要中国人对自由、民主、理性、科学的追求不死，胡适思想就有它不死的时代意义。
2014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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