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的书，还有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学》，是我在北师大读研究生的时候，喜欢看的几本理论著作。
后一本虽是译著，但文字如行云流水，丝毫看不出译者的笔墨痕迹。作者既有思想和激情，又有文采，译者把他的明快、雄辩、优美的文风，十分有力而又充分地表达了出来。这让人在佩服作者的大手笔之余，对译者的出色译文，也叹赏不已。
书中有些词语和句子，熟稔到已经能够背诵。如“萧索时期的天才”;如“笑有时暴露和刺伤人，可是有时也能安抚人，使他对沉重的噩梦似的现实加以容忍”;又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中篇和长篇小说)都是一道倾泻他的亲身感受的火热的河流。这是他的灵魂奥秘的连续的独白。这是披肝沥胆的热烈的渴望……”
还记得，“灵魂奥秘的连续的独白”，后来还被上海的一位同行，借用来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对郁达夫小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可见，卢那察尔斯基的这本《论文学》，在当时的影响有多么大。
因此，译者的名字——蒋路，也被我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很久以后，才知道，有的翻译家在刚刚起步的时候，是把蒋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学》作为“学习的范本”的。
蒋路在东中街寓所全神贯注地伏案工作。儿子蒋艾悄悄地为父亲拍下了这张照片（摄于1984年）
1984年4月的《光明日报》，刊登了《“我虽然少翻译一两本书，读者却得到了更多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蒋路》的人物通讯。读后得知，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学》的蒋路先生，是人文社的编审。
早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他就已经是知名的翻译家和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了。他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新人的故事》、屠格涅夫的《文学回忆录》、卢那察尔斯基的《论俄罗斯古典作家》，与孙玮合译的布罗茨基主编的三卷本《俄国文学史》，与夫人凌芝合译的《巴纳耶娃回忆录》，都获得了文学翻译界的称赏，译文品质堪称一流。他为上述译本撰写的序言和后记，因较高的学术含量，在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令人对他刮目相看。
然而，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在俄罗斯文学翻译方面达到的较高水平，以及在俄罗斯文学研究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就轻视和厌弃无名无利、琐细平凡的文学编辑工作。他把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到了“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平常而崇高的编辑出版事业中。他的精审细心，他的异乎寻常的严格，他的极端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作风，是闻名遐迩、有口皆碑的，赢得了社内同事、社外同行的广泛尊敬和由衷赞誉。
当有人为蒋路先生全身心地投入编辑工作，因此影响了自己的翻译事业而为他感到遗憾时，他却说：“我虽然少翻译一两本书，读者却得到了更多的书。”看了这篇通讯，不由得你不感叹：蒋路的精神境界、学术造诣和翻译水准，如此之高，如此之深，真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啊!
那一年年底毕业，我就分配到了人文社，蒋路当时还没退休，但他在外国文学编辑室工作，由于部门不同，所以无缘很快与他相识、亲近，并向他求教。
某日，和我同时毕业分到人文社外编室工作的L，指着一个拎着个口袋、急急忙忙赶路的人，告诉我，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蒋路先生。只见蒋路先生行色匆匆、步履矫健，转瞬间就远去了，连他长得到底什么样儿，也没看清。
不久，忘记了是在什么场合，有幸再次见到了蒋路先生。他身材不高，着一身中山装，结实，精干，衣服干净利落，须发修理得特别整洁，闪动在眼镜片后面的，是一双漾溢着微微笑意的眼睛。
我告诉他：“您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学》，我们在学校时真喜欢读啊!”他略感意外，似乎是半信半疑地说：“是吗?”脸上仍是笑吟吟的，温文尔雅，谦和，诚朴。就这样，我结识了心仪已久、钦仰已久的蒋路先生。对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
蒋路先生是专家学者型编辑，凡是和他合作、共事过的人，无论是社外的著译者，还是社内的编辑，对他的敬业、博学、谨严、精审，几乎没有不心悦诚服的。
杨周翰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的作者们，看了蒋路先生加工过的书稿，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整部书稿都被改得密密麻麻，所有史实和细节都已核实订正过，结构欠合理之处得到重新调整，有的段落几乎是重写的。他们据此认为，蒋路先生做的已不只是编辑工作，而且参与了写作，应请他正式署名。这一合情合理的要求，却被蒋路先生断然谢绝了。
1960年代人文社编译所同志合影。左起：纳训、方白、陈迩冬、梁均、顾学颉、刘辽逸、金满成、高宗禹、张友鸾、麦朝枢、蒋路、黄薇、谢素台
50年代，人文社拟出版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的旧译本，此书是周扬根据英译本转译的，这次重出，他主动提出请蒋路先生据俄文本校订一遍。这项工作比自己翻译，还要繁难得多。《生活与美学》是英译本的书名，蒋路先生校订时恢复了原来的书名《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译文周扬看后很满意，把蒋路作为译者写到了他的名字后边，却被蒋路先生毫不犹豫地勾掉了。周扬看校样时，又在“译后记”里提到他的名字，还是被蒋路先生一笔划掉。
类似的例子，还有曹靖华主编的《俄国文学史》、朱光潜翻译的《歌德谈话录》等。
《巴尔扎克全集》的责任编辑夏珉，刚接手这套三十卷的大书时，心里没有底，怕搞砸了，于是，想请蒋路先生做复审。因为，一般人发现不了的问题，他能发现;别人可能放过的小毛病，在他那儿通不过。由他来做复审，这套大书的质量，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蒋路先生在复审过程中对夏珉的“指点和启发”，让她感到“终身受益无穷”。他让责编先起草方案，从总体规划、分卷篇目、图书规格、编译体例，到译者队伍的组建，都要写出书面意见，然后组织了两次专题会议进行讨论。“全集”全到什么程度，零配件(如序文、年表、题解、勒口、插图等)的安排和要求，各种专有名词按何种标准统一，阿拉伯数字的使用范围，注释的格式，标点符号的用法，异体字和外文字的处理，乃至街道名称用音译还是意译，都做了详细的研究，从而确保了书稿的质量。夏珉说，研究蒋路先生在复审中提出的问题，是一种“最好的学习方式”。
对于年轻编辑所编的书稿，包括正文、前言后记、注释以至标点符号，蒋路先生总是从头到尾，几乎逐页加以审核和修改，其耐心细致可同任何语文教师相比。他审稿的时候，从不用红笔或其他有色墨水笔，从不在原稿上画杠打叉，而是用淡色细芯铅笔，在疑难或不妥处打上问号，或者把修改意见写在草率、讹舛或文理不通的字句旁，让责任编辑自己斟酌处理。
著名翻译家、《静静的顿河》的译者金人先生，1953年3月与蒋路先生一起，从时代出版社调入人文社，他对于蒋路先生“在翻译工作上非常认真”的态度和作风，表示“很佩服”。
与蒋路先生相识、共事四十年的绿原先生，对蒋路先生的高风亮节和真才实学也非常敬佩。他说：“蒋路的知识水平和文字功力，是目前一般写作者望尘莫及的。”
其实，蒋路先生并没有太高的学历，更没上过什么名牌大学。他是在家乡广西全州安和乡读的小学，在县城读的初中，1935年考入长沙明德中学高中部，后因抗战爆发，没能完成学业。1938年8月，他曾入设在关中的陕北公学分校学习。后因患疟疾，1939年6月未能奔赴敌后，前往华北联大工作，而于10月返回了桂林。30年代末、40年代初，他进入桂林中苏文化协会所办的俄文专修学校，用两年时间学完三年的课程，毕业考试全校第一。
他在俄文翻译、学术研究和编辑业务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和他夙兴夜寐的钻研、不辞劬劳的努力、年深月久的累积，分不开的。
外编室的老同事还记得，70年代末80年代初，身为编辑室负责人的蒋路先生，就在出版社四楼最西头那间既狭小又不安静、夏晒冬寒的412室办公。每天早晨，别人一到社里就会发现，蒋路先生早已坐在办公桌前，开始看稿子了。夜幕降临后，人去楼空。只有412室的灯光，兀自亮着，久久不熄。
他经常为了书稿中的一则典故，或者一条注释，带一瓶水，几片面包，从他所住的东郊十里堡，跑到城西的国家图书馆去，一待就是一天。
我与蒋路先生不在一个编辑室，彼此亦无工作业务上的联系，不经常见到他，但总盼着能有接近他的机会。只要看到他，我都会设法上前和他说几句话。他始终是笑微微的，令你亲切、温暖，如沐春风。
不知为什么，作为晚辈，对他，我始终怀有一种敬畏之感。
我觉得，蒋路先生最突出、最典型地体现了“人文之魂”，堪称编辑行的圣徒——他身上有一种内在的非凡的宗教精神，有一种献身于一项神圣的事业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气质。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令人肃然起敬。
他1990年7月惠赠的第二次重新校订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新人的故事》，1998年6月惠赠的研究专著《俄国文史漫笔》，我视若无价之宝，珍藏起来。他在扉页上的签名，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可谓是字如其人。
由《怎么办?——新人的故事》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以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翻译工作的。而《俄国文史漫笔》，则集中反映出他作为一个俄罗斯文学编辑、译者和研究者，对于俄国历史、文化和文学的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
他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说，俄国文史是一个广阔的领域，方家学者无暇顾及而又值得采掘的题材甚多。他着意寻求一些“新的选题和切入点”，不避舍本逐末之讥，将手头积累的资料和自己的一得之见，加以归纳抉剔，敷演成篇，以求阐明俄国文史的若干侧面或片断。仅从以下例举的一些题目，如《混血作家》《评论家的失误》《非婚生作家及其他》《出版业和稿酬制》《修道院》《西伯利亚流刑史话》《第三局和舒瓦洛夫》《哥萨克》等等，就可以看出蒋路先生对俄罗斯文史领域涉猎之广、研究之深了。
牛汉先生对《俄国文史漫笔》倍加赞赏，说此书“文笔简约隽永”，“堪称是一本品位很高、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著作”，“浸透了作者的心血和人生感悟”，“每一篇从题旨到内容都强烈地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显示出一个个深远而庄严的学术境域，既有历史的不朽魅力，又有逼人深思的现实感”，“饱含着真诚的醒人警世的人文精神”。
很早的时候，蒋路先生就对俄罗斯的社会、历史、文化及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注意搜集、积累相关资料。他的书柜里，摆放着一部美国俄裔作家库尼的《俄罗斯：最后来到的巨人》。这部生动、有趣的俄罗斯历史著作，是他40年代就阅读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曾以几乎一个月的薪水，购买了从上海原法租界俄侨俱乐部里流散出来的二十二卷本的《俄文百科大辞典》。这是一套沙俄时代自由派知识分子编辑，汇集了俄国文化、宗教、制度、司法等方方面面知识的非常珍贵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成了他从事翻译和研究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
由于蒋路先生所达到的专业水准和学术造诣，《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聘请他担任编写和审定工作。这标志着学术界对他的学术水平和研究实力的认可。
此外，人文社编辑出版的几套有影响的大型丛书，如“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以及六卷本的勃兰兑斯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等，都无不凝结着蒋路先生的心血、汗水和劳作。1990年春，蒋路先生在七十岁寿辰的那一天，收到了外编室十五位同事签名的一张生日贺卡，上面写道：“是您使我们懂得了出版工作的意义，是您教我们懂得了编辑的责任。”
曾在人文社外文资料室工作的史佳，对蒋路先生的勤奋、认真、温和、谦和、严谨、谨慎，印象非常之深。
她对我说：蒋路先生是最常到资料室来借书的人，而且借的多是大部头的工具书、多卷集的百科类辞书;他对外文资料室书库里的书如数家珍，对自己常用的书放在什么位置、哪一排书架，更是了如指掌;每次来，都是自己搬梯子，爬上爬下，亲自到书架上去找、去拿;而且，他来借书的时候又特别安静，几乎没有什么声音，似乎怕打扰别人、惊动别人，给别人带来不便;他特别爱惜书，翻书，查阅资料，都是小心翼翼的，借书、还书时，对书极在意，唯恐把书弄脏了、弄破了。
史佳清楚地记得，直到2002年12月9日——蒋路先生去世前半个月，他还曾到外文资料室来借过书。
蒋路先生过世后，我曾到家里拜访他的夫人，凌芝女士仍深深地沉浸在对丈夫的无限怀念之中。书房一如蒋路生前，没有任何变动。书柜里的书，也一仍其旧。
我看到书柜里有一本纸张发黄的旧书《狱中二十年》，很醒豁，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2月初版，巴金翻译，作者薇娜·妃格念尔是俄国著名女革命者，曾参与了1881年3月1日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事件，因而被捕判刑，在狱中度过了二十二年的生命岁月。巴金把这部回忆录译成中文的时候，曾说此书像火一样点燃了他献身的热望，鼓舞了他崇高的感情，每读一遍，总感到勇气倍增。凌芝女士告诉我，《狱中二十年》是蒋路最喜爱的书之一，几十年一直带在身边，对薇娜·妃格念尔，他始终怀着由衷的敬仰和崇高的敬意。
作为最了解丈夫的人，凌芝女士十分感慨地对我说：“像蒋路这样不为名，也不为利的人，真是太少见了!”是的，在蒋路先生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境界，与俄国革命者薇娜·妃格念尔的理想、信念和献身、牺牲之间，是存在着一座桥梁的。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翻译界，在人文社，有人称把自己“引入译苑”的蒋路先生为“良师益友”;有人因为在编辑工作中得益于蒋路先生的悉心指导，而把他看作“提灯引路的老师”;还有人认为蒋路先生是真正的“君子”“贤者”“严师”和“畏友”，大家都对他怀着一种无限深厚的感念之情。
有人说，在人文社外编室半个世纪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难忘的“蒋路时代”，它是埋藏在许多人心底的一个“永远的情结”。
蒋路先生逝世后，在人文社举行的一次纪念座谈会上，一位来自社外的翻译家发言时泣不成声。他说，蒋路先生的逝世，“意味着一个出版时代的结束”。敬业、博学、谨严、精审的蒋路先生，令人钦佩、令人敬畏的蒋路先生，步履匆匆的蒋路先生，已然离我们远去。
然而，那个令人难以忘怀、不胜神往的“蒋路时代”，真的一去也不复返了吗?
选自《朝内166号记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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