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全面爆发以后，鉴于日本军国主义力量的强大和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及关头，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根据协议，南方八省游击队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后来我们熟知的新四军。陕北红军则经过与蒋介石多次谈判之后，整编为115、120、129三个师，以第十八集团军的番号开赴抗日战场。115师是由原红一方面军改编过来，有原师长林彪担任师长；120师是由原红二方面军改编过来，有原师长贺龙担任师长；129师由红四方面军改编，但是其师长不是原师长徐向前，而是刘伯承，徐向前成为副师长，这就让人有点意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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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徐向前的资历，威望与战功也都十分出色，红军时期就曾担任四方面军总指挥，最多时麾下有十数万之众。徐向前完全有能力、有资格担任抗战初期八路军主力师军事主官。那么，中央为何任命刘伯承为129师师长，而以徐向前担任辅助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徐向前在张国焘密分裂中央的关键时刻，没有选择跟随中央北上，不可避免地使其本人在党内产生了负面影响。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主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当张国焘得知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转战之后总兵力仅万余人之后，便开始了阴谋夺权，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张国焘对中央令其北上的命令置若罔闻，继续坚持南下的错误方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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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革军委把两个方面军的红军主力混编为左、右两路大军。中革军委随一、三军团所在的右路军率先北上，此时，张国焘加快了背叛革命，策划分裂的步伐。他一方面坚持左路军南下入川，拒绝执行中央北上路线。另一方面公开亮出獠牙，公然鼓吹南下是"进攻路线"，污蔑北上是"机会主义"。原本在毛尔盖会议上支持北上的陈昌浩，因张国焘的一封电报改变了主义。而右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为避免红军分裂，甚至发生红军打红军的悲惨结局，只得在张、陈的裹挟下，率右路军余部南下（此前，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已连夜北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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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面军南下进入四川之后，张国焘提出"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蒋介石急调川军刘湘部在雅安和成都之间的咽喉要道百丈关阻击红军。1935年11月3日，四方面军组织15个团，经过一天的激战，拿下朱家场、太和场一带阵地。5日后，国民党军集结10多个旅，在空军和重武器的掩护下，向我红军指战员疯狂反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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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连续7个日夜的反复拉锯，四方面军击毙、击伤敌人15000多人，但攻击兵力所部也遭到极大伤亡，无奈之下，只得退关据守。百丈关战役之后，四方面军兵力由八万多人锐减到4万余，宣告了张国焘南下策略的彻底失败。
徐帅在晚年曾回忆道，在当时，没有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去看待南下和北上两种方针的根本不同。在张国焘执意南下时，没有坚决支持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结果导致四方面军遭遇了惨重的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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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阴谋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成为我党我军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徐向前也因此事件，遭遇了一些批评。
第二，西路军全军覆没，给随后不久红军主力改编时，主力部队军事主官的选择蒙上了阴影。四方面军剩余部队到达陕北之后，于1936年10月奉中共中央命令，以主力20000余人西渡黄河。目的是占领宁夏、甘肃西部，打通与苏联的交通。由于中央的命令不甚明确，加之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在张国焘事件之后对中央的命令亦步亦趋，绝对服从。西路军被迫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最终，西路军在没有援兵的情况下弹尽粮绝，西路军将士共牺牲7000多人，余者几乎全部被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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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的惨败，固然有中央指令不明，情报不准，援助不力等不可忽视的原因，但徐向前作为西路军总指挥，毕竟是打了败仗。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根据国共协议，红军主力整编成三个师。此时距西路军失利仅一年之久，中央在此时任命徐向前担任129师师长，恐怕在党内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服，甚至提出反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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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与国民党谈判红军改编问题时，毛主席和中央致电负责具体谈判的周恩来，博古等人，红军要争取到四个师五万人左右。当时，在向国民党方面通报的四个师长人选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如果此条件达成，徐向前就可以在抗战初期单独指挥一支部队。但是国民党坚持只给3个师的编制，无奈之下只能按序列由林、贺、刘担任师长。由此可见，无论红军如何改编，徐向前都不可能挤掉刘伯承师长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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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除了徐向前个人本身的原因之外，129师由刘伯承担任师长也是有十分明显的优势的，显示了毛主席和中央的知人善任。
早在青年时期，刘伯承就对军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是一位既深通中国古代兵法，又谙熟热兵器时代战争的优秀将领。刘伯承不仅有古名将风范，现代军事理论水平在我军也是少有的。早在青年时期就接受过较为完整的军事理论知识。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一步系统地熟练掌握了现代军事思想和战术，是我军少有的博古通今、中西合璧的军事理论和指挥人才之一。红军时期，翻译整理了大量的苏军军事资料和理论著作，有力地促进了红军干部素质，增强了各级指挥员的军事理论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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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直至湘江血战之后，刘伯承对红军革命斗争形势和毛主席游击战思想产生了巨大改观和深刻理解，总结编写出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多篇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与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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