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书。

但使欧洲与欧亚其他地方之关系产生革命性变化的直接原因，不是更高的经济效率，因为要到18、19世纪之交，工业化才开始；原因也不在于欧洲人对科技的运用较亚洲人更为纯熟。汽轮问世之前，欧洲科技并未赋予欧洲人多少优势，即使在战场上亦然，这一点，英国人在印度就有亲身体验。欧洲突然间称霸欧亚，不是商业成功或科学高人一等的结果，而是一连串非法强行闯入或强行推翻所致；每一次的强行闯入或推翻，根源都可归于闯入者和本地人之间的争执。它们共同构成了欧亚世界从克里米亚到广州的辽阔摩擦边界。但这也必须放在更大的环境里来观照，因为这一革命时代真正令人震惊的特色，是不只发生于欧亚且发生于全世界的地缘政治变动。这些变动在欧洲本身达到剧烈程度（从1750年到1830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欧洲战争不断），但有些变动是由与欧洲的活动几无关系的压力所触发的。我们也无法断定，这些变动所累积的冲击真能让欧洲得利；在1790年后欧洲最动乱的时期里，这些变动不利于欧洲，似乎反倒比较可能。但这模式于19世纪30年代出现时（当时许多人如此深信），它所揭露的鲜明事实，乃是欧洲的势力范围、占领区、统治区得到惊人的扩大；不只是欧洲在欧亚的地位改变，整个全球均势也改变了。《帖木尔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