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暂时规范了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调整了资本主义各大国之间的关系，国际政治权力格局达到相对的平衡。
然而，从整体世界发展进程看，战后世界并没有彻底改变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政治经济构架。世界经济仍然在表面的整体发展下维持着殖民势力范围分割的局面，极大地阻碍了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空间，蕴藏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与问题。
1、华盛顿体系的局限性
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全部问题就突出表现出来。在国际关系中负有国际安全重大责任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固守殖民地势力范围，采取排他性的经济手段，设置经济壁垒欲求自保，造成世界范围内的关税战、金融战、贸易战等经济大战。
英美法等国纷纷利用自身的优势，在其势力范围内设置排他性障碍，以应对经济危机的冲击，从而激化了本来就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潜藏着的矛盾。对现存国际体系存有不满的德意日等国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法西斯主义和集团由此得到迅猛发展，并获得政权。
法西斯主义是殖民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最为反动、最为极端、最为落后的产物，主张对内进行野蛮的独裁统治，对外精心策划疯狂侵略扩张战争，建立起统治全人类的更为落后的殖民大帝国。法西斯是世界战争的谋划者与挑动者，而这一挑动是从东亚日本武力侵略中国开始的。
华盛顿体系在战后东亚利益分配上没能满足日本获取新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需要。
在华盛顿体系框架中，美国与英国迫使日本在海军军备上接受了主力舰吨位5：5：3的比率，迫使日本与中国签约，把日本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归还给中国。1922年2月6日签署的《九国公约》，规定各缔约国需尊重中国的主权、领土与行政完整。
同时也规定必须遵守“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的传统原则。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通过各种手段分化了近代以来东亚国际关系中重要一环的英日联盟，代之以1921年12月31日美英法日签署的《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与领地的条约》，即《四国同盟》条约，并规定缔约国相互尊重、共同维护各自在太平洋区域的权益。
可以说，建筑在上述条约基础上的华盛顿体系，更多地是限制了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势头，形成英美日共同支配东亚的政治格局。
对于英美的妥协，日本并没有止住脚步，反而直接对华盛顿体系条约规范公开提出挑战。
1934年10月，日本在英美日伦敦有关华盛顿会议海军条约续订问题的会谈中，提出各种军舰的吨位与英美均等的要求。12月29日，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照会美国，宣布日本将于1936年12月31日终止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签署的海军条约。1935年，日本财阀狂妄叫嚣：“以军事力量确保东洋市场。”
1936年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
“帝国鉴于内外形势，认为帝国当前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洋发展。”
2、日本突破华盛顿体系的动作
但是，华盛顿体系的建立并没有消除西方国家与日本之间的深刻矛盾。受到条约制约的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规范极为不满。
在表面上，20世纪20年代，日本奉行所谓与美英西方国家的“协调外交”，但是在“协调”外交的背后则是在垄断资本集团支持下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埋头发展军备，突破“协调外交”的框架，准备在英美主导的东亚秩序中以武力的优势弥补经济竞争与势力范围上的弱势。
日本制定的国防方针把美英两国作为未来打击对象，并把美国列为第一假想敌国。
1930年春，经济危机风暴波及日本，1931年日本处于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其工业总产值从1929年的74.2亿日元降到1931年的49.9亿日元，下降32.9%。煤产量下降30.7%，生铁下降30.5%，钢下降47.2%，石油下降41.9%，铜下降29.6%，造船下降88.2%,棉织品下降30.7%，对外贸易总额及生产总额都有了大幅下降。
日本为摆脱经济危机，对内加强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外一开始走的是武力和经济外交结合的双重路线。日本从1918年就开始传播法西斯理论，20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兴起民间法西斯运动和军部法西斯运动，鼓吹法西斯化的“国家改造”和“军部法西斯化”，并在发动全面侵略中国战争前建立起完备的法西斯体制。
早在1927年，日本内阁就根据“东方会议”精神制定了《田中奏折》，集中表明了日本对华盛顿条约体系的看法：
“华盛顿会议成立九国公约，我之满蒙特权及利益，概被限制，不能自由行动，我国之存立，随亦感受动摇。此种难关，如不极力打开，则我国之存立即不能巩固，国力自无由发展矣。”
“若夫华盛顿九国公约，纯为贸易商战之精神，乃英、美富国欲以其富力，征服我日本在支那(中国)之势力。即军备案亦不外英、美等国欲限制我国军力之盛大，使无征服广大支那领土之军备能力，而置之那富源于英、美富力吸引之下，无一非打倒我日本之策略也。”
“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它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日本在东亚殖民地与势力范围的占有极为不满，并以此为标准划分出所谓“富有”与“贫乏”国家，认为世界斗争无非是“富足”,的国家和“贫乏”的国家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在极不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的，假如这种不平等不能予以矫正，“富足者”坚持拒绝将已获得的特权转给“贫乏者”，那么，“除战争之外，别无他法”。
3、日本军力的持续扩张
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之后，在准备侵略中国的同时，还逐步将太平洋上的南洋群岛变成了军事要塞。在中国台湾、琉球、库页岛、千岛群岛和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上修建了许多海、空军基地。1936年，日本进一步把“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定为国策。
从日本总纲领和战略意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侵略中国只是日本争霸战争中的第一步，目的在于寻求未来扩大战争中的“立足点”。
而在迈出这一步的同时，日本作好了与美英为敌的充分思想与政策准备，最终走向挑起与美英的战争冲突是日本达到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目标中的关键步骤之一。
可以说，侵占中国仅仅是日本战略目标的第一步，而更大的战略目标则是侵占美英的太平洋领地，彻底摧垮华盛顿体系，以建立起日本东亚殖民大帝国。同时，日本将美国作为未来主要打击对手也是明确的。因此，日本具有挑动战争的主动性。经济大危机的形势极大地推动与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使其恶性膨胀与进一步变异为极端的法西斯集团，其对外侵略的构想也就逐渐演化为一场全面更改现存东亚格局的大规模战争的规划。
1931年到1936年，日本军费支出增加了一倍以上，在国家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从30.8%上升到47.2%，6年中日本用于发展军事的支出达70亿日元。从1934年到1937年，日本军队总人数达到107.8万人，增加了一倍以上。
1930年时日本海军的发展速度就超过了美英，达到华盛顿海军会议所定比率的96%。到了1936年，日本海军主力舰吨位增长了45%,而同期美英主力舰却分别减少了12%和5%。
日本为了实现其“海洋政策”，20世纪20年代就把它委任统辖的南洋群岛变为军事要塞。很明显，在同日本的对峙中，美英处于不利境地，其受到日本攻击的危险性较之苏联更大。可以说，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就选择了军事实力相对不足的美英作为主要打击对象。
进攻中国东北，向中国华北渗透，退出国联，废除海军条约等，都是日本向美英疯狂挑战的具体表现。
4、美国海洋战略的萎缩
英国在“一战”后东亚格局中的地位恰如其在全球的地位，勉强维持“日不落”帝国，维护近代以来在东亚的传统势力范围与权益是英国的主要战略目标。
由于英国整体实力在“一战”后明显下降，因此，在东亚日本需要认真对待的是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美国。美国在华盛顿体系中基本上获取了希望的所得，因此与英国一样也是战后东亚既定秩序的维护者。
美国“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传统原则在“一战”后的再确定，有利于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美国通过经济竞争达到国家目的。但是美国及英国在未来日本的挑战与冲击面前并不占绝对优势。特别是世界经济大危机到来之时，更是迫使美国在日本的挑战面前处于守势地位。
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中，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全国工业生产下降了55.6%，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钢铁工业仅开工15%。
英国工业生产从1929年到1933年下降了16.5%，铁产量下降了27.5%,钢产量下降了46%，造船工业下降了91%。
而经济危机的冲击必然影响军事力量的提升。
美国在东亚方面能对日本构成威慑的是海军。
从1916年开始至1918年，美国就修订了主要针对日本的海军扩军计划，20世纪20年代，美国海军也曾将日本视为“假想敌国”，1921年由美国陆海军部长批准的“橘计划”中规定要尽快在西太平洋掌握制海权，并以海军为主承担对日进攻战。
但是美国上层在国内呼吁缩小庞大军费开支的压力下不可能完全实施计划所需要的海军舰只建造。
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将扩张性军备收缩为防卫性军备，并在太平洋海军方面一度放弃视日本为“假想敌国”的军事战略。1932年，美国总统胡佛将海军裁减从1/4增至1/3，甚至放弃了6艘新驱逐舰的建造。
罗斯福就任总统后，提出大规模扩充海军的提案，由于国会反对没有成功。1934年5月，驻守马尼拉的美国陆海军司令联名向上司提出：对付日本的“橘计划”不可能有效实行。
罗斯福承认，“同日本海军相比，美方处明显劣势”。
据美国《亚细亚月刊》报道，1935年美国仅在主力舰方面接近于华盛顿条约所规定的吨位，而在其他舰艇的实力对比上，美国为10，日本为14.4，美国比条约规定的数字要少430500吨，明显落后于日本。
同时，地处两洋的美国，海军力量分散。到1938年，美国国会才通过了美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卡尔·文森1934年提出的大力加强海军建设的提案——《文森海军法案》。
从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军事部署来看，美国应付日本武力冲突的准备也是不充分的。从北部的阿拉斯加,经中部的中途岛到南部的西萨摩亚的帕果帕果岛,是美国称为它在太平洋上的“进攻型”的、富有战略价值的势力圈。
但是，华盛顿条约规定，美国不得在阿留申岛、菲律宾、关岛等接近日本区域建立和扩建海军基地。美国“一战”以后几乎没有在这些地域设防和增防。
也就是说，在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时期，美国在太平洋上不仅没有一套所谓“进攻型”的体系，就连“防卫型”的体系也未建立。
因此，美国军方认为，由于美国过去一直忽视海陆军建设，它不可能在西太平洋上与日本打仗。菲律宾作为重要的军事基地建设迟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才开始仓促进行。
5、美国陆军的战略收缩
英国在东亚也处于类似状态。据统计，1932年是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防务开支最少的一年。由于海军实力有限，在“一战”中集中于英国本国海域的太平洋舰只无法重返远东。
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内维尔·张伯伦说：“我们肯定经不起重建我们的作战舰队。”
在陆军方面，美国更是大大落后于日本，从1922年到1935年，美国陆军现役人数只在14万人左右徘徊，仅达到1920年国防法规定人数的一半，而且装备陈旧，缺乏训练。
据1935年美国《幸福》月刊的报道，虽然美国步兵决定采用M1加仑德半自动步枪，但总数还不足装备一个团。
美国陆军主力部署在西半球，防御重点在欧洲方面。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陆军才由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14.5万人发展到19万人。
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其他种种因素，部队的装备陈旧，大多数人都还使用着“一战”时期遗留的武器。因此，在应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武力侵略挑战的初期，处于守势的英国与美国，对付日本军备扩张，更多地是谋求与日本一起进行所谓国际裁军，并采取各种方式尽量维护东亚既得利益和所坚守的“门户开放”原则的战略。
6、美国何以在经贸上纵容日本？
在日本开始侵略中国的过程中，美国仍然维持紧密的美日经济关系，尤其是给日本提供战争工业紧缺的战略资源，这是日本扩大侵华战火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1932年到1936年，美国对日本的出口超过南美洲，美国对日本出口的战争战略物资和原料占美国总出口的1/3；1936年到1937年间，美国对日本输出的石油和废钢铁增加了1倍。日本从美国进口战争所需资源占其战争所需资源总进口的情况是：废钢铁90%，铅45%，铜90%，石油和石油制品65%，发展制造飞机和坦克的工业所需的机床占70%。
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及之后的几年中，美国对华贸易大幅度下降。相反，美国战略物资却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1937年下半年，中国从美国进口额下降到7300万美元，1938年下降幅度更大。据显然缩小了的官方材料，日本1937一1939年间获得了7.609亿美元的各种美国商品，其中1937年至1938年获得5.28亿美元以上。
美国对日本战争经济所需资源采取如此的输送政策，是与其摆脱经济危机的需要相联系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经济危机打击之下，美国在20年代世界贸易中“独具魁首”的地位暂告结束。英国利用占据庞大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优势地位，在危机中与其他资本主义大国进行角逐，在英联邦的主要地区建立了“英镑集团”，从而加强了自身在世界经济中的统治地位。
以法国为首的“法郎集团”控制了中西欧市场。重新崛起的德国建立起东南欧、南美诸国在内的“广泛经济圈”，使美国对欧洲等地的商品和资本输出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美国对外贸易额急剧下降，国外投资由1929年的173亿美元下降为1939年的114亿美元，减少了1/3。
由于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已经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经济壁垒，美国不得不把主要视线集中于拉美和远东地区。在亚洲，日本则是美国加工工业的主要市场。
据美国经济学家安娜·罗伯特所著的《美国的统治者》一书记载，20世纪30年代美国国家资源委员会对美国最大的250家大公司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以摩根、洛克菲勒等财团为首的八大财团控制着美国的经济命脉，其中，摩根、杜邦、洛克菲勒等财团早就与日本财阀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它们利用中日战争贩卖军火和战争物资获取巨额利润，不希望罗斯福政府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它们支持的亲德派、亲日派及孤立派，在国会两院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决定着美国这一时期远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慑于它们的压力，罗斯福未能对日采取强硬的政策。
7、美国民间的正义力量
关于美国对日本经济支持与战争资源的供应，美国从民众到上层的一些人士从一开始就指出这是纵容日本的侵略，将来会危及美国自身。美国历史学家惠特尼·格里斯伍德和威廉·约翰斯顿谴责美国经济集团在援助亚洲潜在的敌人。中国问题专家弗雷达·阿特蕾指责美国商人默许日本控制亚洲的侵略行径。
托马斯·比森指出，日本的侵略直接威胁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而美国商人却在帮助日本建立他们的帝国。伊西多尔·斯顿谴责美国商人与日本进行贸易是在从人性的痛苦里获取利益。
史汀生坦率地指出：
“日本的侵略得到我国大力支持，这种侵略行为不仅受到支持，而且我们的援助是如此有效，如此举足轻重，如若断绝援助，这种侵略就可能被制止和停止。”
罗斯福政府的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承认：
日本经济主要依赖于美国和英国的市场，“如果失去了这些市场，它便不可能指望继续前进”。
某些西方历史学者认为美英正是在这一期间失掉了制止日本侵略的“机会”。
日本对美国的经济支持自然是欢迎的，否则日本会从一开始就失去战争物资的依托。
1937年11月，日本内阁设立委员会专门研究是否对中国正式宣战问题。该委员会成员认为，假如宣战，将迫使美国全面实行“中立法”。
这样，日本重要战略物资来源就会被切断，将导致日军在对华战争中处于不利的境地。最后，日本内阁作出了“还是不发布宣战书”的决定。
毛泽东后来分析了美国供应日本战略物资与日本侵略中国，以及未来对美国构成威胁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深刻地指出：
“日本就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占了大半个中国。日本没有铁，没有石油，煤也很少。这三样东西都是美国源源不断地给日本送去的。但是，美国扶植了一个力量，却造成了一个珍珠港事件。”
1936年9月，苏联学者对日本侵略中国初期的东亚国际形势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东亚是由美英日主导的地区，指出日本军事或经济上的扩张在实质上都会受到美英政策转换的影响，但是美英保护其远东利益的基本目标却没有改变。
除此之外，英国，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美国，还有自己的考虑，即，将日本的扩张用来对付苏联和中国革命以保证自己在东亚的地位和利益。
美英对其东亚利益的维护最终还要靠一条国际反日战线的形成，这些看法既反映了美英在“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一阶段的政策实际，也为东亚事态发展的历史所证实。
可以说，在日本开始侵华时期，美英东亚战略的核心就是以消极方式维护自身在东亚及中国的权益，反映在对日本侵略方面，就是实行妥协绥靖，其结果是促使日本扩大了侵华战火，美英自身权益反而受到更大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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