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非常狭隘的个人主义思维当头不符合自然规律而极其唯心并极端错误的观念和说法，也很幼稚。
俗话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换个角度理解，也可以说是不在其位无法谋政。
当然不在其位没有职权无法谋政，这是其一。而其二，就是不知如何谋政从而无法谋政。有职权就其位而谋政但不是以其职权，发号施令犹如花果山的孙猴子发号 “小的们” 即可谋政的。毕竟共事的同志们不是孙猴子门下 “小的们”。
在其位并谋政，要和同志们共商并达成多数协议，才能谋政顺畅并得以被部下一丝不苟地执行落实。战争年代毛泽东游说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等人从反对自己的上海中央阵营，转而支持自己并通过他们的努力，使得他们的部下也能共同贯彻执行多数决议。这是谋政方法之一。
上海中央在战争年代 “聘请” 毛泽东谋政，从有史以来党内斗争状况来看，那是当时中央不得已的下策了。尽管如此，上海中央更是变本加厉地依靠耍小手腕、搞小集体及分裂并掌握个体军事武装以维持和加强自己在党内军内的话语权 —— 争权，以至于延安整风，成为必要。
延安整风，如果没有掌握上海中央小集体活动负面作用的证据，比如影响团结及导致革命力量受损等事例，那是无论如何要整，也是整不起来的，并会遭到大多数人反对。众所周知的负面活动比如抗战中总理主持的南方（长江）局和毛主席的延安不一致，导致皖南事变，显然是无法隐瞒的事实。当然为了团结，这一切都是王明的不是了。延安整风，要真是毛泽东独裁一意孤行要打倒上海中央并以整风的名义，争权，估计某晚外出散步，就不见回来了。
延安整风使得上海中央迫于形势，不得不配合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决议和策略，并使自己成为“大多数” 的一部分以及做检查，但暗下依然不改行事作风习惯，积极活动、维护加强和扩大其在党政军各方面的影响。而整风之后其抵制及消除或减弱毛泽东正确性的活动手段，更为冠冕堂皇、隐秘、不断进步，炉火纯青。
国民党垮台新中国建立，上海中央的矛头再次调整对准毛泽东，并以削弱毛泽东的威望及铲除其左右手为策略，主动出击寻找机会贯彻落实。其出击手段之一就是议事会上举手同意以避免公开反对暴露真实意向不利隐蔽活动，暗下却设法利用某些人的弱点，煽风点火挑人出面引发事端，干扰多数决议的执行。
毛泽东建国初期倡导新民主主义遭抵制而失败，可以说是上海中央争权活动策略上取得初步成效的一个例子。而毛泽东则认为党内条件不成熟，提倡新民主主义及宪政，等于在党内拔苗助长，于是退而求之（次）并希冀于老办法的说服游说，来逐步争取大多数的支持或开辟倡导新的建设模式。然而上海中央并非顾全大局就此作罢，上海中央有自己信仰，要确立自己的建国方针政策，就必须彻底除掉毛泽东的 “干扰”。此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包括粟裕的总参谋长等一系列事件，无不为上海中央削弱毛泽东于党政军各方面威望而行。尤其对于毛泽东提倡使用和重用北方及抗战中涌现的，主要由小知识分子构成的军事和地方干部的措施，更为恐惧而积极对抗。薄一波彭真习仲勋等人的相继倒台，就是上海中央就此对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了。
就此，毛泽东能依靠的干部力量不断被削弱，其本人也因此被边缘化、架空。以至于要靠女同志，打探外交部的真实情况。最后不得已并以一张打字报的形式，在党内批评了某种不健康因素。而由于上海中央持续的对抗活动，林彪也不得不出面，号召要大家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然而上海中央的对抗能力和形式，已非当年延安时期可比，其“争权” 对象也早已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了。
此后的争权活动，上海中央基本以借力于毛泽东的指示为策略，行动上将其引致极端、歧路。毛泽东内部的那张大字报，使得周总理能够深夜在天安门广场充满激情地要求同学们去北京以外全国的其它地方串联，并鼓励北京之外地区的同学，也可以来北京串联、学习。也就是要同学们放弃课堂学习，去全国各地 “撒野”，国务院并为此大开方便之门。于是，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被点燃、调动，而顺势沿着国务院的这股强劲东风，迅猛燃烧至全国各地党政军机关及工厂学校。上海中央就此烈火，将党内分歧公开化并借此如鱼得水地进一步并能持续地打击、瓦解和消除毛泽东的干部力量。而毛泽东本人则被红卫兵要求接见，不得不以凝重神色出场。谋政者的手段以及在其位而不得不为的公开表像，就这么地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不断地被占有强劲势力的上海中央余党，以丧失原则立场的小人心态，歪曲解说、抹黑同宗前辈。这类诬陷抹黑，在胡温当政时期，登峰造极。
通俗地不谈谋政单说争权，一个巴掌拍不响。然而这俩巴掌孰轻孰重，或哪个是为谋政而哪个意在争权消灭对方，从狭隘的个人主义观念出发，也不难发现。但难的，是要使自己从被迷惑的头脑中清醒。对于事实视而不见，那是偏见所致。因为相对公正地讲论政治事件或故事，不会出现任何小人心态之下的用词，诸如极为庸俗的“结仇、记仇、恩怨” 等等。对觉悟不高的普通人也许如此但作为领袖，显然就是梁山王伦，成不了气候。
前人民日报梁副总编之流把张闻天转而支持毛泽东的这个事实，用尽庸俗不堪之辞并极力展现了其小人之心而度君子之腹的笔墨，渲染毛泽东对张闻天记仇。其目的，是将谋政的正当方式混为争权记仇，掩盖党内斗争上海中央的历史主线、姻缘，并歪曲张闻天脱离上海中央转而支持毛泽东，这个正常谋政方法策略之下毛泽东为人处事及谋政的成功。
为国于政坛谋政，不是孙猴子的花果山和小的们那么的好处理和领导的。。。。。。
研究历史看待历史和议论历史，以狭隘个人唯心主义至上观点并执个人偏见是不行的，而口出幼稚之言更不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