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对明朝晚期军事的看法zt

 

明清之际，欧洲出版了一部《大中国志》，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部名著。作者是两度来华的葡萄牙籍耶稣会传教士奥伐罗·塞默多，汉名曾德昭。

曾德昭生于葡萄牙波塔莱格雷城(Portalegre)，作为耶稣会士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原汉名为谢务禄，因卷入1616年的南京教案，被大明朝廷逮捕遣返澳门，后在1620年改名曾德昭回到内地继续传教事业。在杭州、南京等地生活22年后，他在1636年返回欧洲参加耶稣会的内部会议，在旅途上动手开始写《大中国志》，1638年在印度的果阿完成了写作。

奥伐罗·塞默多，或者说曾德昭，是利玛窦之后，对中国文字、文化最精通的耶稣会教士，曾经在天启五年(1625)至西安考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他还著有《字考》两卷， 即葡汉字及汉葡字字汇各一卷，应该是最早的葡萄牙汉语字典。据说，曾德昭还是最早把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四书五经中的五经翻译成欧洲文字的欧洲人，并且他还对易经特别感兴趣。

曾德昭

崇祯十七年（1644），明王朝覆灭的这一年，曾德昭再度来华，任在华耶稣会会长，以一己之力把南明永历朝廷内外几乎所有王子贵妃太监宫女都洗礼成了天主教徒，还鼓动澳门葡萄牙人出动雇佣军为南明效力。最后，在清朝灭亡南明之后， 1658年曾德昭死于广州，安葬在澳门。

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分两大部分，上部根据作者多年见闻，记述中国各省的物产等情况，中国政治制度、科举考试、风俗习惯、语言文学、服饰、宗教信仰等；下部记录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事迹。关于明朝晚期的中国现状，曾德昭是个可信的目击者和记录者，对于明朝晚期的中国军队和武器，他也有着和当时大部分欧洲观察者一致的看法。

在《大中国志》上部第二十章中，明确提到了当时中国军事力量已经衰弱的现实：“不管怎么说，他们曾有114个藩国，但在今天他们只剩下几个不多的邻国，即使这几个，有的还拒绝向他们纳贡，……”，“这清楚表明，他们从前是英勇好战的民族，尽管在今天这样的人已是很少的了。”

书中认为明朝军队有过勇敢打败敌人的战例，但是如今各个“城镇的士兵，他们就缺乏士气和勇气了。不过你必须知道，他们不仅是士兵，也有其他的职业，因为他们是当地的居民和土著，同时是裁缝、鞋匠等等。”这里应该是指明朝卫所军制度的日益败坏，已经不堪使用。

曾德昭对于明军使用的武器也有观察，他在书中说：“至于武器，我首先要说，中国很早已使用火药，他们擅长制造烟火，一年内烟花消耗的火药，比现在五年应用于军火的还要多。”

曾德昭似乎对明军现有的火器很不以为然：“看起来，古代他们更多地把火药用于战争。因为甚至到今天，在南京城门及城的两侧，还看得见铜制大臼炮，即大炮，虽然炮身短，制作却很精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它们过去曾被使用过。但现在他们不知道怎样使用炮，仅仅把炮当作摆设。不过他们仍使用臼炮(Morter pieces), 即Spingards, 但只有少量的，而且制作低劣。”这里的臼炮大概是指明军常用的。

他也提到了明军当时大量使用的三眼铳：“他们也有两掌长的滑膛枪筒的手枪(Dagges)，他们把3支，有时4支装在一起，同时发射。”

关于明军水师的火器：“他们在战船上装炮，但是，炮很小，他们也不知道怎样把炮对准目标。”

接着，曾德昭略带得意地提到了澳门葡人对明朝火器技术的支援：“但现在，中国官员找葡萄牙人在澳门制造许多火器，滑膛枪开始进入中国，不过他们使用的一般武器是弓箭、矛和弯刀。1621年澳门城送给皇帝三尊大炮作礼物，还有随行的炮手，向他介绍使用的方法，因此在北京作表演，使许多必须到场参观发射的曼达林大为惊恐。当时，发生了一次不幸的意外，其中一尊炮猛烈反撞，打死一名葡人及四名中国人，还有多人受惊。这些炮极受重视，被运往边境去打鞑靼人，鞑靼人不识这种新武器，很多人密集一处，遭受大炮的杀伤后他们立即溃逃，以后就更加小心翼翼了。”

这里说的澳门城向皇帝进献大炮一事，具体事实更加繁琐复杂，曾德昭本人此时在杭州忙于传教，并不清楚事情的详细经过。当时，徐光启委托李之藻派门人张焘、孙学诗到广东又辗转到澳门，第一次向西方商人购买了红夷炮四尊，具体时间是在光宗泰昌元年 (公元1620年 )，其资金实际是徐光启个人出的。

徐光启极力向朝廷进言：“今时务独有火器为第一义”、“可以克敌制胜者 ,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但这四门炮买来后一直滞留广信,大概是徐光启个人资金实在有限,无力北运了。天启元年(1621年) 3月，辽东战局急剧恶化，后金军又占领了辽阳、沈阳。徐光启再次竭力主张要多造西洋大炮。为此，购买西式火器的话题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徐光启使朝廷出面，总算取回滞留于江西广信的四门大炮,并要求朝廷查访擅长铸炮的传教士毕方济、阳玛诺的下落,聘请来京“依其图说 ,酌量制造”,以优厚待遇从澳门及闽广招募技师工匠来京设厂铸炮。年底,四门大炮运抵北京 ,经过试射 ,威力巨大 ,远远超出明军原有的佛郎机及其它旧式火炮之上。于是这年七月，以张焘和孙学诗为钦差，持兵部檄文往澳门聘请炮师和购买火炮，澳门当局为迎合中国皇帝 ,将不久前缴获的 30门英制红夷炮中的一些买给明钦差。二人很快购得了22门红夷炮。

广宁之战明军再次大败后，天启三年四月，新购置的二十二门大炮,连同被招募来京帮助造炮练兵的23名葡籍炮手和一名翻译，终于由张焘解送到京。兵部尚书董汉儒随即奏请派人学习制炮技艺，后来明政府又购买了四门炮。这样到了天启末年,明政府已经先后从澳门引进了30门大炮 ,大大增强了明军的作战能力 ,其中有十一门大炮被调往山海关,防守京城的有十八门 ,还有一门在试炮时炸毁,葡萄牙炮手若翰哥里亚被当场炸死 ,明政府将其安葬于北京郊外,并下令“从优给恤”。因此，葡萄牙炮手在北京试炮出事故，应该是在1623年发生的事情。

而这23名葡籍炮手应该是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批正式被中国政府雇佣的西方军事技术人员。

澳门葡萄牙人缴获的英国制大炮打败了鞑靼人一事，应该和那批运往山海关的大炮有关，这些大炮转运至宁远前线 , 随后出任辽东经略的孙承宗还将经过葡萄牙炮师训练的明管炮官彭簪古调至宁远, 训练明军炮手。

《明熹宗实录 》(卷六八 )记载 : (天启六年二月甲戌 )“(正月 )二十四、五两日 ,虏众五六万人 ,力攻宁远 ,城中用红夷大炮 ,奋勇焚击 ,前后伤虏数千 ,内有头目数人 ,酋子一人 ”。此战是后金发动侵明战争以来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彭簪古因此受到嘉奖，红夷炮也从此威名远扬，明廷也在1622年开始仿制。

在同一章节中，曾德昭还谈到了明军的护具，认为这些东西在火器面前已经毫无意义：“至于防护武器，他们使用圆扣带、盔或胄，以及一些三指宽的铁片，重叠一起，用作前后的胸甲，但它们没有甚么作用，只能用来抵御弓矢。”

最后，曾德昭总结了明军衰弱落后的原因：

“总之他们的武器和兵士在今天已无意义。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自从国家没有战争以来，他们已安逸舒适地生活了许多年。

其次是，他们重文轻武，以致一个小文官也敢和一员武将抗争，丝毫看不起他。

第三是，他们用考试选择武官，如我们以上所述，他们都是战争生手，不懂战事。

第四是，因为一切军人，要么天生勇气，要么以领导他们的贵人为榜样，激发斗志，要么受他们将官的教育，为纪律所鼓舞。但中国的士兵缺乏所有这些条件，总的说他们没有甚么士气，毫无英勇气慨，教育极差，因为他们可以为微小过错鞭打一名士兵，好像他是上学的孩子。

第五是，因为在他们军中，在尉官和将军之上，有一位一直身穿长袍的大元帅，这个人始终留在主军内，常常离战场有一天的路程，在很远处发号司令，在行危险情况时他已作好逃跑准备。

第六是，兵部（他们有两个，一在南京朝廷，另一在北京朝廷，各有一位主管，两个副手，八个或九个部员）里没有一个军人或将官，或者任何见过战争的人，而全国的军队仍由他们，特别由北京的兵部指挥。”

在曾德昭和当时的西方传教士观感中，普遍对明朝军队的技术和战斗力感觉不佳。但是大多数西方人都为明朝军队的总人数所震惊，在利玛窦的估算中，明军总兵力在100万之上。

 

曾德昭也估算了当时中国军队的总兵力：“……发现在中国本土，及其城镇，有594000兵卒，而在与鞑靼人边境的长城，有682888兵卒，这还未把护岸舰队的士兵数包括在内。如果我们看到，中国除人多外，其面积超过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和大英国及属于它的岛屿总和，那么这个数字就不算多了。”

虽然明军的武器和兵士在当时相对西方军队而言已无意义，但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东西方并没有形成武器技术上较大的代际差距，总体国力和军队数量还是占有绝对优势的明朝中国，毕竟不是玛雅、阿兹特克、印加这样的偏远落后国度，因此在总体上，曾德昭所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对于明清之交的中国，还是抱有一定敬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