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谍王佐尔格
二战期间的苏联其实处于比较危险的境地，开战前，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成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们的公敌，二战爆发，使得这些国家不得不一致对抗纳粹德国这个变态，但是对苏联的敌意从未消除，这种形势下，苏联对日对德分别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但是深知危机没有消除，这俩法西斯是说翻脸就翻脸的，如果联合起来更是腹背受敌。在这种表面暂时平静的状态下，需要提前知道他们的动向，以便做好应急准备。
这就需要建立信息准确的谍报网，事实证明，他们选对了人。这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组织了一个叫作拉姆扎的谍报小组，在东京从事秘密活动，这个组织由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的三十余名情报人员组成。他们的目标是刺探德、日等法西斯轴心国的战略核心秘密。他们中为首的，是具有德国血统的理查德·左尔格。
1 加入“苏共”,成为间谍
1895年10月，理查德·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地区一个小镇上。他的父亲是位德国工程师，他的母亲是俄国人。当理查德3岁时，全家迁往德国，定居在柏林郊区利奇特费尔德。
佐尔格的高中时代是在利奇特费尔德度过的。他特别感兴趣的课程是历史和文学。还在上高中期间，他就自愿报名参了军，多次负伤，两条腿都被弹片打折，留下终身残疾。由于他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军士，并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
佐尔格受伤后被送到哥尼斯堡大学医院。在那儿，年轻的佐尔格在思想上和性格上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他开始阅读德国和俄国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逐渐投身共产主义事业之中。1918年正式退伍后，他刻苦攻读，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基尔大学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同时，他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后又从基尔搬到汉堡，继续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的最后部分。
1924年4月，德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召开，苏联派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其中有苏联军事情报局即红军四局的成员。佐尔格这次与苏联共产党接触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四局的特工人员早已注意到佐尔格的表现和他的经历了，认为佐尔格是一位理想的特工人员。经过几次谈话之后，四局的人说：“你若有兴趣加入四局的话，就到莫斯科来罢。”佐尔格欣然接受。不久便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并被安排在红军四局共产国际情报处工作，负责收集有关各国工人运动、政治经济问题方面的资料，处理和联系各国共产党的党务问题。
接下来的几年，佐尔格便频频穿梭于柏林、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斯堪的纳维亚、伦敦和莫斯科之间。他的工作干得很出色。他与四局局长别尔津将军成了知心朋友。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武装暴动失败后，苏联领导人决定把情报、谍报和宣传机构的工作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为此，1929年11月，佐尔格被派到中国上海。到达上海的最初几个月里，佐尔格一面广交朋友，寻找情报的来源；一面潜心研究中国的事务。随着了解的不断加深，他爱上了这片土地。
一次偶然的机会，佐尔格结识了《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著名美国左翼人士艾格妮丝·史沫莱特女士。通过她，佐尔格物色到不少中国“助手”，也正是通过她，佐尔格结识了日本大阪《朝日新闻》驻华记者、精通中国事务的日本专家大崎保积。大崎曾是东京帝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成员，对中国共产党持同情态度。他与佐尔格对世界大事的看法比较一致，以后，他成为佐尔格的主要搭档和最合适的合作者。
2 卧底东京，启动间谍网
广泛交友，铺设谍报网
1932年下半年，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别尔津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他去干。按佐尔格的说法：“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呆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回到莫斯科后，别尔津便把任务派给佐尔格——卧底东京，摸清日本的计划，然后回到柏林。
为了逃避审查，佐尔格重新申请了一张德国护照，使之从履历看来，他是从中国，而不是途经莫斯科返回德国的。同时他还准备了一些身份证明，确保不对他过去的历史追究太多。
1933年7月，一切准备就绪。佐尔格怀里揣着高级介绍信、记者证和崭新的德国护照登上了旅途，他先到法国港口瑟堡，从那里乘船经纽约到横滨，于1933年秋天抵达东京。
佐尔格到达东京的第一件事是去访问德国大使馆。新任大使还没上任，佐尔格受到使馆高级人员的热情接待，并与使馆官员们建立了联系。翌日，佐尔格又手持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给外务省情报司司长天羽荣二的介绍信登门拜访。天羽是外务省数一数二的新闻发言人，他每周主持一次记者招待会，只有各国驻东京的首席记者才有资格被邀请参加。
不久之后，东京小组的核心成员克劳森和大崎陆续来到东京。他们不定期地与佐尔格交换和分析情报。大崎当时已是日本的名人了，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位老同学是近卫的私人秘书，而近卫在内阁中是强有力的，他后来出任首相，两次组阁。
佐尔格还吸收了宫木佑德作为小组的第四名成员。宫木是位善于收集情报的“艺术家”，他总是孜孜不倦地搜集各种情报。佐尔格认为，“假若我真能在日本开始我的学者生活的话，宫木倒是位理想的助手。”
与此同时，佐尔格开始申请加入纳粹党，一年以后就得到批准。之后，他又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德国记者协会。在佐尔格看来，作为一个外国人，即使像他那样是个德国人，要想直接打入神圣不可侵犯的日本政界去获取情报也是不可能的，必须从德国大使馆着手。为了获得藏在大使馆保险柜里的绝密材料，必须博得大使的绝对信任，这就是他的主攻方向。他的信条是：不要把手伸向保险柜，而要让保险柜自动打开，让机密材料自动来到自己的办公桌上。
1933年底，新任大使到东京上任。在此之前，佐尔格给《每日展望》撰写的一篇有关日本的文章在德国颇受重视，大使在柏林曾仔细地阅读过，这给大使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此，大使在起草致柏林的报告前同佐尔格交换资料和意见。
另一位给佐尔格帮上忙的便是使馆武官尤金·奥特上校。佐尔格到日本后不久，便拿着奥特的一位密友、《每日展望》的一位编辑的介绍信拜访奥特。在这种情况下，佐尔格的光临自然受到欢迎。
由于佐尔格显得很有教养、风趣、开朗活跃而大方，又当过兵，跟奥特一样还上过前线，这使他俩一见如故。正像佐尔格自己说的：“这种友谊可能由于我曾经是一个德国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负过伤。奥特作为一名年轻的军官也参加过那次战争。”
佐尔格经常给奥特提供关于日本军事方面的有用情报，或者是关于日本形势的精辟见解，这充实了奥特交给柏林的汇报，增加了他的份量。由于他的帮助，奥特升了官，由助理武官升为武官，并从名古屋调到了东京。
奥特在东京定居后，佐尔格便成了他家里的常客。佐尔格与大使及使馆武官的特殊关系，使得他与使馆人员的交往和大使馆的关系更进一层。
分析“二二六兵变”，谍报网启动
1936年初，佐尔格发现日本的政局正面临严重的危机。日本军部中的青年军官集团势力越来越大，他们提出“让那些无能的政客们滚下台去。”
佐尔格一直密切注视着这一集团的行动，根据对大崎和宫木收集到的情报的分析，他得出结论：青年军官集团正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一切取决于2月20日国会选举的结果。青年军官起事前夕，佐尔格写了一份分析报告，在这份报告还没送往莫斯科之前，他决定向德国大使、武官和助理武官通报此事。但他们三人谁都不相信，对佐尔格提供的情报未予重视。
1936年2月26日拂晓，日本少数“少壮派”军人以铲除“君侧之奸”为名，率领千余荷枪实弹的士兵在东京发动兵变，要求实行“国家改造”，建立法西斯军人独裁政府。“二二六兵变”在国际上引起震动，各国都急于了解其背景。次日，《法兰克福报》抢先刊登了记者左尔格发自东京的一则电讯：“东京事变不仅仅是头脑发热的勇敢行动，它事出有因。”电讯言简意赅地指出，兵变后，军部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将得到加强，它将掌握对政府命运的生杀予夺大权。他除了给莫斯科总部秘密发回报告外，还发表题为《东京的陆军叛乱》的文章，这被公认为欧洲关于“二二六兵变”最出色的政论之一。此事也证明了左尔格掌握的有关日军内部的动态情报是翔实可信的，它标志着拉姆扎正式启动 。
洞察秋毫，判断中国抗战形式
1937年7月7日，日军以军事演习为名制造了芦沟桥事变。莫斯科指示拉姆扎尽快搜集有关情报，预测中日战争的前景。左尔格迅速赶到北平采访，后又成为西方为数不多的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之一。回到日本后，左尔格汇总情报，写出了一篇有事实，有分析，有判断的长篇报告，其中心论点是：中日战争将是长期的;日本必将陷入侵华战争的泥潭之中而难以取胜;中国因民众在觉醒，会不断增强抵抗;目前形势将迫使日本不得不推迟其对苏联的大规模进攻。斯大林根据这份报告作出了援华抗日的决定，向重庆派遣了军事顾问和飞行员。
从1939年欧洲战场打响到希特勒进攻苏联，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是左尔格和他的拉姆扎战绩最为辉煌，活动最为曲折也最具传奇色彩的时期。苏联方面披露，从拉姆扎启动的1936年2月到被破获的1941年10月，他们向莫斯科共发回806份情报以及大量资料和图片。其中，下述两份战略核心情报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它们对二战的进程和苏联卫国战争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3 谍报史上的杰作
预警德国入侵苏联
佐尔格努力促成奥特的升迁，以利于他控制德国驻日本大使馆。1938年3月柏林来电，提升尤金·奥特为少将，并任命他为德国驻东京大使。前任大使奉命回到柏林，出使伦敦。此后，佐尔格就公开在大使馆办公。大使的保险箱终于对他敞开了。现在，他可以一连几小时地研究第三帝国的绝密材料，有时干脆把材料带回自己的办公室拍照或收藏在自己的保险箱里。
1939年初欧战爆发后，佐尔格负责把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稿编成新闻简报。此外，他还编新闻通报，分发给日本的报刊。
1940年，佐尔格终于加入了纳粹党记者协会，他是以著名作家和记者的身份入会的。在此之前，他还应德国《法兰克福日报》之邀，正式成为该报驻东京的特派记者。他的忠实的纳粹党记者形象终于塑成。接着，他还被任命为纳粹党日本地区的负责人。
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经过几星期的谈判后已在东京签署。虽然三国军事同盟条约中没有提到缔约国同苏联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几个国家不发动对苏战争。苏联处在腹背受敌的恐惧之中。
希特勒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奥特大使也不知道其行动计划。好运还是伴随着佐尔格的，一位从柏林来的信使给出了答案。这位信使是途经莫斯科到达日本的。佐尔格随便问了一句：“苏联人对德国向西扩张有什么反应？”信使耸了耸肩说道：“管他有什么反应呢！反正元首已在7月会议上确定了消灭苏联有生力量的计划！”
德军在莫斯科外围阵地上发动进攻1940年11月18日，佐尔格首次向莫斯科发出警报：希特勒准备发动对苏战争！
莫斯科马上回电，要他们提供确凿的证据，仅根据信使的话是不足信的。通过与大使馆的关系，各种情报源源不断地从柏林发来。佐尔格经过仔细分析，最终发现，原来德国预定进攻英国的师团都是虚假的，而且3个月前，希特勒已把第4和第12集团军秘密调到东线苏联边境上。
1940年12月30日，佐尔格又发出如下密电：“在苏联边境地区已集结了80个德国师。德国打算沿哈尔科夫-莫斯科-列宁格勒一线挺进，企图占领苏联！”
1941年3月5日，佐尔格又向莫斯科发出如下密电：“德国已集中了9个集团军共150个师，以进攻苏联。”
接下来的两个月间，德国信使及柏林国防部的警卫人员川流不息地从欧洲来到驻东京的德国使馆，开始仅是顺便提到，继而则频频谈论德国部队从西线向苏联边境的移动，还报道德国东线防御工事已经完成等等。风声日紧，佐尔格煞费苦心地捕捉德国可能入侵苏联的任何一点迹象，无线电技术专家克劳森则一个接一个地向莫斯科发报。
与此同时，日本特种部队的报务员们越来越频繁地截获到一个身份不明的密电码，但一时还无法破译出来。日本人因为东京有一个外国间谍网而惶惶不安。安装着无线电测向仪的汽车到处巡回搜索，整个东京的反间谍机关都投入了行动。大使也曾对佐尔格提过，日本反间谍机关头子曾到使馆拜访过他。
佐尔格深知，如此频繁地向莫斯科发报，会加速暴露自己的组织，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但是他认为，个人的生命同千百万人的生命、同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安全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加快行动……
5月下旬，德国国防部特使抵达东京。经过与特使谈话，佐尔格发现德国对苏战争已成定局。德国决心占领乌克兰粮仓，利用苏联战俘，以弥补德国劳动力的短缺。希特勒确信，袭击苏联，现在恰是时候，因为对英战争一旦爆发，便无法迫使德国人打苏联，只有进攻苏联，才能消除东线的威胁。
几天后，德国总参谋部另派了一位军官来到东京，他带来了给东京大使的绝密指示：“有关德苏战争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已完全确定，一切已准备就绪。德国将在6月下旬发起进攻。德军170~190个师已聚集在东线。一下最后通牒，立即进攻。红军将崩溃，苏维埃政权将在2个月内瓦解。”接着，德国外交部的有关电报也到来。
5月30日，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出如下电报：“德国将于6月下旬进攻苏联，这是确凿无疑的。所有驻日德国空军技术人员已奉命飞返德国。”发出电报后，佐尔格回到自己的寓所，这时已是东方欲晓了。
在寓所门口，他突然看到了大崎。大崎直接来寓所找他是违反秘密工作规定的，一定是有什么紧急情况。大崎脸色苍白地告诉他：希特勒亲自接见了日本驻德大使，正式通知日本，6月22日德国将不宣而战地进攻苏联。希特勒要求日本于同一天在远东地区向苏联发起进攻。对此日本大使宣称，在同本国政府磋商前，他不能作出任何允诺。
佐尔格连寓所的门都没进，立即跳上车，掉头驶向克劳森的寓所急促地对他说：“快发报，快发报——战争将于1941年6月22日爆发！”急电发出后，佐尔格及其战友们十分焦急地等待莫斯科的复电，盼望苏联政府在外交上、军事上作出相应的反应。他们全都明白这个情报的重要性，然而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不作答复。佐尔格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又口授克劳森立即发出如下的电文：“再次重复：170个师组成的德国9个集团军将于6月22日不宣而战，向边境发动进攻”。
莫斯科终于给他们拍来了一个无线电报表示感谢。这是很不寻常的。但电文中并未提及苏联政府的反应，这令佐尔格感到不甚满意。
6月22日，星期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悍然发动对苏战争。全世界陷于震惊之中。佐尔格向莫斯科口授了一封电文：“值此困难之际，谨向你们表示我们最良好的祝愿。我们全体人员将在这里坚持完成我们的任务。”
毫无疑问，佐尔格就德国袭击苏联事先提出警告，是他的小组作出的最大贡献，这无疑是谍报史上令人叹为观止的杰作。
遗憾的是，当时，苏联国内刚经历过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这是列宁逝世后苏共党内斗争的继续和激化，是由斯大林和少数几个政治局委员发动的政治镇压运动，它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致使众多无辜者被清洗、迫害。远在东京的左尔格也未能幸免，总参部曾指控他是“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追随者”，甚至说“左尔格无疑是德国间谍，说不定还是个日本间谍”。战争是公正、严酷的法官，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未经宣战，便重兵袭击苏联西部边界，致使苏联在短期内失去大片疆土，伤亡三百八十万人。直到此时，莫斯科方面才恢复了对左尔格的信任。
判断日本动向，预言日军南进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联陷于两难处境，一方面他们要抵御德国法西斯的疯狂进攻，同时又担心日本在远东地区发动对苏战争，导致腹背受敌的局面。
莫斯科陷入极度的惶恐之中。6月26日，他们电告佐尔格：“告诉我们日本政府做出的有关我们国家和德苏战争的决定，日本军方因苏德战争而进行动员，并调遣部队到大陆的资料，以及有关日本军队向我们边界移动的情况。”
在此之前的3个月里，佐尔格和大崎一连好几个星期专心致志地研究了日本在北方的军事部署，他们就已收集到的日本军队的作战状态、军队的数目、驻扎地点、师长及主要军官姓名等情报逐条加以核实，勾画出一张草图，由“艺术家”宫木描绘制成。在这张草图的基础上，他们还着手进一步收集和修正情报。
佐尔格根据已掌握的情报和近来的形势分析得出结论：日本军队已进入完全作战状态，但向北方进攻的意图不明显。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则摆出另一副架势。7月2日，日本政府和军队举行御前会议，天皇参加并批准了重要政策决定。陆海军制定了新作战计划，制定了北方前线与西伯利亚边境以及华南前线与太平洋的作战部署。会议通过了重要决议：日本将争取支那事件的圆满解决，但同时准备，一旦北方或南方发生紧急情况则将进行普遍动员，以便向不论哪个方向调遣军队。
会议后一周，奥特收到日本政府有关会议决策的扼要报告。奥特大使把这一声明解释为日本的真实意图是在北方进行动员，他们将在北方增兵，进攻西伯利亚，而在南方持守势。大崎则告诉佐尔格：近卫首相的看法是，日本为支那事件忙得不可开交。由于他对正在进行的日美谈判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还未摸底，因此不愿与苏联交战。
佐尔格经过分析各种资料得出以下看法：日本将采取措施保住它在北方的地位，而不是真向苏联进攻，但在南方向印度支那发动进攻是无疑的。佐尔格将此看法电告了莫斯科。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一个大规模的普遍动员计划开始了。佐尔格、大崎和莫斯科都忧心如焚，担心日本政府会把如此大规模的动员作为既成事实而加以接受，而动员本身则可能导致对苏战争。他们关心的重要问题是：各师动员起来后，准备开往何地？
佐尔格的小组成员各自加紧执行自己的主要任务。大崎计划制作一张包罗万象的图表，摸清调往东北的部队的数目，以及日本为进攻苏联在满洲进行准备的状况和规模。动员计划的细节由宫木提供，他可以从他军队里的情报员那里搜集到材料。佐尔格则负责从德国使馆搞情报。
大崎的第一批报告未免有点让人感到紧张：“不难证实，日本既向北，又向南调兵，但我无法找出到南北方向去的比例。”接着，他便前往中国东北实地调查去了。来自宫木的报告也支持这种看法：“应征入伍者组成若干小组，有的人发冬装，有的人则发夏装，然后把他们分派到已经建制的部队。”接着，来自大崎和宫木的报告又补充说：“因为美日关系进一步复杂化，部队大部分将开往华南。”
佐尔格日夜苦思，勾画出了总部署的轮廓。动员分3个阶段进行，总共为两个月的时间。第一阶段为15天，计划7月8日前完成，征兵共130万人，7月底以前军队征用100万吨商船运输。佐尔格还注意到，动员进展缓慢，根本不能按计划完成。
尽管有柏林方面不断施加的压力和德国军官对日本人施加的影响，经过与土肥原、冈村两位将军的谈话后，奥特才不得不相信，日本的进攻非得等到红军溃败到日本进攻有绝对把握的时候，否则，他们决不轻举妄动。土肥原指出，日本由于石油匮乏，不能参加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除非确信能够速战速决，否则决不发动对苏战争。奥特还说，日本认为苏联能维持到今年冬天。
8月20日～23日，日本最高统帅部在东京召开会议，讨论对苏作战问题。会议决定当年不向苏联宣战，但有以下保留：陆军在下面两个条件得到满足时便开始作战：关东军力量超过红军3倍时；有明显迹象说明西伯利亚军队内部瓦解时。大崎把这个情况向佐尔格作了汇报。佐尔格亦将此情况电告了莫斯科。
佐尔格为了分析战争而钻研日本政策、计划，其详尽无遗和准确无误，真可谓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上自大崎在近卫左右的好友，下至宫木的军人关系，以及他本人与德国大使馆高级官员的谈话，凡是他搜集到的情报都要相互验证，对从7月2日御前会议到8月20~23日日本最高统帅部会议不断透露出的高级决策，他都要全面考虑，仔细加以分析。他工作之认真细致，堪称谍报活动的楷模。
从春季以来，由于远东和平与战争的局势变幻莫测，佐尔格的工作更显得格外谨慎，这是他长期谍报经验的结果。
大崎终于完成了小组的调查任务，从中国东北回来。佐尔格对他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
佐尔格以日本春秋两次动员的调查和大崎调查报告作基础，结合日本的资源、生产、经济结构、国家财政收支和军事力量等大量数据和材料的分析，从中得出结论：日本无力进行长期的战争，不可能同时多面出击。
9月6日，他致电莫斯科：“只要远东红军保持一定的战斗力，那么日本就不会发动进攻。”之后他又从探讨日本与美国以及日本在南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入手，加紧研究日本的意图。
1941年10月4日，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出最后一封、也许是最重要的一封电报：“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日本将在下几周内向美国开战。”
莫斯科很快复电，对他们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并宣布：佐尔格及其东京小组的使命已告完成。佐尔格和他的战友们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欣慰。
4 不幸被捕，英勇就义
就在佐尔格他们紧张地收集情报的时候，日本警察局特高课的成员们也在加紧搜捕活跃在东京的最大间谍网的活动。宫木和大崎先后被捕。1941年10月18日清晨，佐尔格在自己的寓所被捕。
为这一案件，日本警察逮捕了有关人员35人。奥特的大使职位被撤消，并被遣送回柏林。
日本警察局对佐尔格进行法西斯式的审讯。佐尔格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和严刑拷打。
东京警视厅因为左尔格一案“事涉赤色”，有失自己的威严，一直严守秘密，直到七个月后，当局才把事件定为所谓“共产国际谍报案”，并第一次公之于世。被捕后，左尔格并没有放弃战斗，他大义凛然地利用法西斯法庭揭露和控诉其罪行;并且，作为拉姆扎领导人，他还要尽可能地保护战友。左尔格在供词中写道：“我的主要目的是保卫苏联，使它免受各种反苏政治阴谋的危害，免受军事打击的威胁。……我在日本既没有发动共产革命的计划，也没有传播其思想的意图，我一个人承担谍报小组的全部责任，这已经很够了。”面对强大的日本反间谍机构，左尔格个人的抗争是无力和徒劳的，只有莫斯科方面设法营救才有生还机会。事实上，当时苏联关押着五六万诺门坎战役的日军俘虏，这无疑可以成为谈判的一大筹码，毕竟，左尔格为其社会主义祖国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从对左尔格一案审理到死刑的执行，足有三年时间，莫斯科始终保持沉默。事后，他们的托辞是“我们对理查德·左尔格此人毫不知情”。对此，一位战争的幸存者，苏联特工、庞大情报网“红色乐队”的创始人列奥波特·特雷帕在回忆录中指出：“他们宁愿理查德·左尔格被处决，也不愿战后又多背上这么一个见证人。这个决定不是来自苏联驻东京使馆，而直接来自莫斯科。左尔格是苏联历史上‘肃反运动’时期的牺牲品之一。”
1944年11月7日，左尔格走上了绞刑架。他神态自若，并用清晰的日语高呼口号。他是一位真正的苏联英雄。终年49岁。
1964年，沉默了20年的莫斯科当局公开了佐尔格的秘密，并于佐尔格逝世的忌日追认他为苏联的最高英雄。苏联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颂扬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的贡献。莫斯科的一条大街、苏联的一艘油轮分别以佐尔格的名字命名。
1965年春，苏联为纪念佐尔格发行了一枚面值为4戈比的纪念邮票。邮票的红色背景衬托着一枚苏联英雄勋章和佐尔格的肖像。
与拉姆扎相比，其他的间谍活动都不过是“外行人的游戏”。——麦克阿瑟
向英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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