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人, 他与其他的“胡风分子”不同, 既未与胡风有任何的来往, 也根本不知道有个什么“胡风集团”, 更不知道这个“集团”里的任何事情, 只是因为在查获的欧阳庄给胡风的信件里提到了他——“苏州有一同志”, 也就无辜地受到了牵连和迫害, 成为整个案件受到牵连的两千多人中唯一的一个“无名者”。
不知“一同志”的大名
1955年6月10日, 在《人民日报》公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第二十六节中, 有一封欧阳庄给胡风的信, 这信中有这么一句:“苏州有一同志可谈 (在市委工作, 党员) , 此人在解放初期受了打击 (“自由主义”) , 可能斗志较差, 但可一试。……”这是公安机关查获的欧阳庄在1951年6月24日写给胡风的一封信, 报上公布的内容只是摘抄了信中的一句话, 却引发出了《人民日报》很长的按语, 其用词之激烈也是少有的:
按:共产党员的自由主义倾向受到了批判, 胡风分子就叫作“受了打击”。如果这人“斗志较差”, 即并不坚持自由主义立场, 而愿意接受党的批判转到正确立场上来的话, 对于胡风集团来说, 那就无望了, 他们就拉不走这个人。如果这人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斗志”不是“较差”而是“较好”的话, 那么, 这人就有被拉走的危险。胡风分子是要来“试”一下的, 他们已经称这人为“同志”了。这种情况, 难道还不应当引为教训吗?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 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 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 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 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是确实存在的, 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
这段按语异常严厉, 非一般的编辑所能写出。其核心就是将这个不知姓名的“苏州有一同志”, 不分青红皂白地划成了“胡风分子”, 编者在这里说“他们已经称这人为‘同志’了”。
既然这个人被指明是胡风等人的“同志”, 自然也就逃不脱被架上胡风的这辆囚车。
据相关资料记载, “一同志”是在1947年5月加入中共地下党, 曾在解放前苏州的白色恐怖下, 从事过两年多的地下斗争, 立场坚定, 工作热情, 表现不错。建国后被安排在中共苏州市委纪律检查部门工作, 担任科长职务。事后听说, 在全国开展对胡风的批判时, 苏州上下都为这个“苏州有一同志”弄得沸沸扬扬, 深恐这个人就在自己身边, 或者与自己沾亲带故, 特别是当时的市委机关里, 人们更是生怕因这“一同志”而牵涉到自己。
这个人姓什名谁呢?
其实, “苏州一同志”有着非常光辉的历史。1945年他17岁, 由于爱好文学, 便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在苏州组织的文心图书馆的进步活动, 担任干事。两年后的1947年, 在白色恐怖下他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年轻的他此时明白, 自己随时都可能被捕, 为自已的信仰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刑拷打与审讯, 甚至献出生命, 为了锻炼意志, 他用火烧炙手掌, 直到滋滋冒油都不哼一声。经过这种自我测试后, 他自认为自己能经受得起革命中生死的考验了。
在谈到与欧阳庄的关系时, 他老实地作了交代:“1947年暑期, 经由原来文心图书馆的干事欧阳庄认识了路翎、阿垅、方然、化铁, 和路翎、阿垅见过两次面。解放前和路翎通过一次信, 路翎送给我他的小说《财主的儿女们》。解放后又和路翎通过一次信, 他送给我一本剧本, 名字已忘了。我和欧阳庄自1947年至1955年保持通信关系。”
从“苏州一同志”到“胡风一分子”
对于报上所说的“苏州一同志”, 当时负责清查胡风分子的江苏省“十人小组”进行了认真的调查, 结果没有查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1956年, 有关组织向他宣布, 由于他在“考验”中表现较好, 有光荣的过去, 被定为“胡风一般分子”, 但已不适合在党的核心机关工作, 调离市委, 保留公职, 保留党籍, 到教师进修学校报到上班。
经这番折腾——从“一同志”到“一分子”, 他明白已被抛入了另一个阵营, 他的血不再沸腾, 身上感到了寒意, 但还是庆幸自己保留了党籍与公职, 被留在了“革命队伍”里, 憧憬着有一天会让他重新归队。
然而,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岂是“一同志”可以预料的。到了1958年, 他原在的苏州纪委对此案进行了复查。当时各行各业都在搞“大跃进”, “一同志”的案件也因此跃进了一步, 不但被宣布开除党籍和公职, 还给戴上了一顶“坏分子”的帽子。
他不服, 别人就拿出那份放得发黄的报纸来扔到他面前说, 你自己看看, 给你这顶帽子算轻的, 要不, 将你送上去, 跟胡风分子们一起发落。
他额头冒汗, 不敢再说, 只得听从命运之神的安排, 打起铺盖, 被送往苏北黄海边上的农场。
冬日来临, 无边的海滩上风如跑马, 由于没有取暖设备, 蹲在茅屋里冻得浑身打颤。这时房门开了, 管理人员来叫他跟几个“坏分子”一起去海滩不远处, 任务是割那一滩秋天还没来得及收割的芦苇。海边的风太大, 帽子被风卷跑, 破棉袄怎挡得住刺骨的寒风!收割时没有手套, 手摸着冰冷的芦苇, 有时就被冻在了上面, 用力一拉, 就掉下来大块皮, 但“一同志”经受住了考验。为活命鼠蛇充饥
一天, “一同志”等人被叫着站在海滩边排队, 负责对其进行改造的领导宣布, 为了便于对他们进行领导, 让他们重新做人, 要给大伙换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远在天边的青海。
“一同志”此时已“锻炼成长”起来, 没有了泪水, 咬牙卷起铺盖, 被押上汽车, 踏上背井离乡的万里之途, 在滚滚黄尘中来到青藏高原。但见六月飞雪, 百草衰竭,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卷黄沙无牛羊。
劳改农场位于雪山脚下, 由于正值三年困难时期, 这里牧民早已搬走, 只留下空空的几座房子, 就成了这些坏分子们栖身之处。这里比黄海边更冷, 冷得都浸进了人的骨头缝里, 风更是如刀子一样从脸上刮过, 这位江南的白面书生感到了心灵从未有过的震颤。更加严峻的考验还在后头, 因为灾害, 农场不能保证这些犯人的口粮, 经常是每天只能喝两碗粥, 他正从青年走向壮年, 身上的各部分机体都伸出魔爪来争那一点儿可怜的营养, 经常是饿得心里发慌, 头晕眼花, 可是又想不出任何办法。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高原上的这些房子由于常年无人, 老鼠成灾。“一同志”灵机一动, 便每天挖洞捉鼠。那些被他捉住的老鼠, 一只只被撕去皮后, 放入铁锅, 加上一些食盐, 还未等煮熟, 便将木棍伸进去捞起来送进嘴里。有时饿急了, 捉住老鼠, 就将一根木棍削尖, 直接从老鼠的心脏插到头部, 放于牛粪火上烤个半熟便入口, 以解活命之急。
一日, “一同志”将一碗滚热的稀饭盛入碗中, 突见一条一尺多长的蛇从脚下窜过, 急伏下身去, 伸手一把将蛇的尾巴捉住, 用力一甩, 蛇便没了动静。他急将蛇皮剥了, 将雪白的蛇肉拉成几节, 放于滚烫的稀饭碗中, 等蛇肉温热后便大口啖之。
由于粮食不足, 农场开始死人, “一同志”的任务就是跟活着的坏分子们每天往外运同伴的尸体。山上饿急了的狼嗅到了“肉”味, 经常下来紧追不舍, 为争这些“食物”与他们较量, 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一同志”, 几次都差一点儿成了恶狼口中的美食。
窘迫的故乡岁月
江南的春天又绿了, 人们惊奇地发现, “一同志”竟然在这明媚的阳光下回到了故乡苏州。
此时的青藏高原仍然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着, “一同志”所在的农场虽然死了不少人, 但生产和供应的粮食都不足以养活那些活着的戴罪之人, 于是上级决定对这些人施行仁政, 宣布农场撤销, 来自“五湖四海”的囚徒一个个被遣送回原籍, 回到各自出发时的地方。
乡音未改, 鬓毛已衰。西出阳关回来的“一同志”没有了“组织”, 成了苏州城里的无业游民, 那时不兴“自谋出路”, 更不提倡“自主创业”, 因为这些都被认作是“资本主义”, “一同志”心里明白, 要是再摊上了这个“主义”, 岂不是罪加一等。他只能破帽遮颜, 饥肠辘辘, 柴米油盐成了发愁的事情, 时常仰望苍天, 叹息良久。
一日, 偶遇当年地下党共同奋斗之同志, 见他如此窘迫, 顿生怜惜, 利用手中权力, 将其安排于姑苏城外的果园农场。“一同志”深感战友情深, 匆匆前往, 分配做了一名猪倌, 手中掌握着十几头猪仔肥瘦之命运。他感责任重大, 加之本无房舍, 便每日与猪同居一室, 相依为伴, 尽职尽责。
农场里的人大都不知其真实姓名, 直叫他“一同志”。偶尔有人前来找他, 说起其大名, 农场无人知晓, 但一提“苏州一同志”, 人们便笑着将来人引到面前, 手指其说, 这就是“一同志”。
偶尔回城, 破衣一件, 旧裤一条, 脚上拖一双又破又烂的布鞋, 两只脚趾头探在外面。因为衣服上没有扣子, 腰上便要系一条稻草绳子, 要不是那副深度近视眼镜, 人们还以为是疯僧济公还魂姑苏。
“一同志”进城仅两个目的, 一买烧饼, 以备饥时填肚。据有关人员回忆, 由于当年地下党同志的关心, 他当时在农场每月可以开19元的工资, 但这个钱他却不能同别人一样领到手, 而是要先扣下9元伙食费交到食堂, 余下的10元他大部分都用来买一样东西, 那就是烧饼。他每月有半天休息时间, 就会向果园派出所请假, 并由派出所派人陪同进城。到了城里他就会直奔烧饼店, 将大部分余钱都买了烧饼。每当他出现之时, 那条街上所有烧饼店的老板如同见到财神, 都亲热地叫他“一同志”, 招手叫他快来自己的店里买饼。那时烧饼5分一只, 近200只烧饼就用一只麻袋装着扛回猪厩, 然后全部储存在一只坟地上挖出来的骨灰缸里, 作为他的“战备粮”。每天除食堂的三餐外, 因体力劳动太重, 消耗太大, 肌体所需的养分还要用这些烧饼补充。节假日果园食堂不开火, 别人都可以回家, 他就只能用这些烧饼来充饥。
第二个目的就是借买佛教方面的图书, 得到后揣于怀中, 工余之时, 常伴着那些猪猡接触佛教的涅槃教义。他读过《坛经校释》《禅宗大意》等佛教书典, 且在书上作了批注。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小乘佛教较朴素, 龙树以后就约许从生成佛, 比西方宗教大胆多了。这样膜拜的性质, 最后转化为自我膜拜。而行善者即佛, 何待来生!”眼镜事件
“一同志”到了此时此地, 仍不思悔改, 嗜书如命。农场有一阅览室, 他便是这里的常客。工友们见他破衣烂裳, 独坐于靠窗的木椅上看书阅报, 都觉得十分滑稽可笑。不知其经历曲折的小青年更是问他, 可识得上面文字?
“一同志”苦笑点头, 只顾埋头在报上寻其爱读之新闻, 读着读着不由面有喜色——此时已是1976年岁末, “四人帮”倒台, 禁锢在人们身上的枷锁正在粉碎, 耳畔仿佛听到了精神镣铐震裂的咔咔之声, 不由有些兴奋。旋即小平同志复出, 阅览室便成了他日日必去的圣殿。
谁知在此乍暖还寒之时, 农场举行了一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誓师大会, “一同志”便与一大帮地富反坏分子被拉到台上进行批斗。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一贯低头认罪的“一同志”却不肯低头, 于是便有人上前来按他的头, 可按下去后他又抬起来, 如此反复无数, 会议主持人大惊, 已被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调教成绵羊一般听话的人, 何来如此大胆的举动?
一位副主任走到台前, 对着那头使劲下按, 谁知用力过猛, 竟将眼镜打落在地, 只听“啪”的一声, 镜片摔碎。
“一同志”冲着副主任大叫:“你赔我的眼镜!”
此声如霹雳经天, 会场顿时哗然, 谁也没有想到, 一个整天与猪为伴的猪倌, 一个坏分子, 竟为一副眼镜, 敢在这样的场合向一位农场当家的副主任发出如此之声。
会场下来, “一同志”找到副主任, 仍然要赔眼镜。副主任对其大吼, 你个坏分子要翻天啦!“一同志”只有一句话, 你赔我的眼镜!
“革命”的副主任与“一同志”, 就这样为一副眼镜相持不下, 双方怒目。最后, 只得由党委来解决这件事情。为此专门召开了一个相关的会议, 会议决定, 由农场特别补助一笔钱给“一同志”, 由保卫科的人陪着他去苏州城里配一副中等水平的眼镜, 开回发票, 实报实销。
党委一班人认为此事就可这样解决, 谁知找“一同志”谈话时却得到了相反的回答, 他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认为一副眼镜十多元钱, 相当于自己一个月的工资, 没有了眼镜, 看报读书都有困难, 如何来学习党的方针政策, 更好地改造自己。这是副主任给打坏的, 党委出钱不合理, 因为这个钱是公家的, 应由这位副主任自己出钱来赔。
党委只好再开会议, 再作决定。让党委一班人不解的是, 一个坏分子过去别说是一副眼镜, 就是牙齿被打落了也是独自吞进肚里, 今天竟有如此胆量, 党委出面都不依不饶, 并且给以顶回,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
平反后的凄凉生活
1980年9月, 江南的夏末时节, 热风吹拂, 天高云淡, 运河悠悠, 船帆远去。“一同志”走出猪厩, 便有农场的通信员来叫他, 说是让他到场部去一趟。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拍去身上的尘土, 怯怯地跨进了场部办公室。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场里的领导见到他立刻站起来, 走上前来与他握手, 其中也包括那个曾经打坏他眼镜的副主任。
受尽了冷眼与不公正虐待的“一同志”感到吃惊, 不知道眼前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场部领导对他说:“上级给我们来通知了, 让你马上回市里报到。”说着, 领导走过去打开抽屉, 从里面取出一封信来交到他手里。
原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一件件历史冤案得到了公正的解决, 胡风集团案也获得了平反, 因此受到牵连的“一同志”也获得了新生。问他有何要求, 他仅提了两条, 一是恢复党籍, 二是恢复公职。于是他被安排在苏州市博物馆馆藏部当了个副主任 (当然不能再回到市委里面去了) , 可说是官复原职 (20多年来他原来的部下都跃了好几级了, 他却一点儿都没有进步) , 他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豪爽地将第一个月发的工资交了40元党费, 这笔党费占他月薪的三分之二。到了馆里之后, 给他临时安排在一间靠楼梯的小屋里, 馆里说以后要给他重新分房, 他说不用了, 自己独身一人, 有这间斗室足矣——他向人们剖开了自己的灵魂。
与许多受难平反的“胡风分子”不同, “一同志”复出后的生活是凄凉的。
博物馆是个小单位, 自己没有食堂, “一同志”每天工作之外还得生火做饭, 一位同事在闲聊时曾这样说起他的生活, 一只锅今天用明天用, 从来不洗, 他很少洗澡, 衣服也很少洗, 屋子也很少收拾, 桌子上总是灰蒙蒙的, 梅雨季节, 那就黄一块, 绿一块, 霉斑点点。
周围的同事与昔日地下党的同志们见他如此窘困, 便帮他物色女性, 以尽快回到人生的正常轨道。那位被引见的张姓女士丈夫去世, 容貌端庄, 勤劳朴实, 仰慕其人品与才华, 愿与之重组家庭, 白发相守, 共享人间天伦。可是俩个相谈之时, 他顿生怜惜之心, 说自己这样不配为人之夫, 此女士已为前夫去世而悲痛, 自己不能再给对方以伤痛了。如此婉言谢绝, 实为感天动地, 二人挥泪相别……诗惹得一身祸
如果“一同志”不被无辜牵入胡风案件的话, 应该有更光辉的前程, 因为当时他已在新中国的官场上获得了一定的地位, 只要顺着潮流走, 或者在包括批判胡风在内的历次运动中, “理直气壮”地批判一下别人, 就可能平步青云。可是他却为自己选错了方向, 认为过去在国统区的白色恐怖下写作没有自由——那时他常到苏州地下党办的“文心图书馆”去, 在那里与进步青年一同朗诵自己创作的诗作。他现在在灿烂的阳光下可以放开手来写作了。
他千不该万不该的是自己虽是一个热情奔放的小诗人, 名气不大, 但心中总是憧憬着一种美好的社会, 可他在对于社会的观察和分析方面, 明显不如建国后不再写小说的文学大师沈丛文先生了。这位“苏州一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不久, 就满怀豪情写了一首长诗《祖国颂》, 并寄给南京的欧阳庄, 后来欧阳庄将这首长诗转给了胡风, 请胡风帮助看一看。
一个地方的小作者, 请文坛名人看一看作品, 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可在当时那可就不得了了。或许, 千不该万不该, 他最不该的, 就是做了这件事情。
他虽被平反, 但社会对他的看法仍很顽固, 除了昔日的老战友和同事, 很少有人与他接触, 他也很自觉, 从不愿去打搅亲朋好友们平静的生活。于是到玄妙观去买了两只乌龟回来养着, 寂寞之时便与这两个生灵说话, 以排心中的苦闷。那种人生的酸楚与无奈, 使他原本青春的生命日见苍老。
复出后的“一同志”仍不吸取教训, 工余之时埋头写诗, 可是廉颇老矣, 岁月早已将他的诗搓去了灵气, 只能在地方性报刊发表。一日突然读到“胡风分子”曾卓写的诗《悬崖边的树》, 不由拍案叫绝: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它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坚强/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要展翅飞翔……
他自叹不如, 没有那些知名的“胡风分子”的诗才, 确认自己已成“衰然一老翁”, 诗途无望, 决定搁笔, 于是便给编辑去信一封:“弟经年痼疾, 饮食俱废, 头脑常如箍附, 搞出来的东西就散了光华……”
虽然自己不再写诗, 他便注目中国文坛, 离休后偶赴南京会见欧阳庄, 长谈之事仍是文学。当谈到“胡风分子”路翎的小说《财主的儿女们》时, 他大加赞赏, 夸其是迄今唯一一部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与角度出发, 成功地写了当时环境下的中国人的鸿篇巨制。并说, 要过半个世纪以后, 人们才能理解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与胡风为该书所写的序言。
许多同事都说, 这个人读过佛经, 有慧眼, 能识别出人世间最好的东西。
“一同志”的话果然有灵性, 2000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财主的儿女们》名列其中。然而, “一同志”此时已无法知晓了。
一日, 他在《文汇月刊》上看到胡风的文章《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 读后百感交织, 挥笔给曾给他带来厄运的老友欧阳庄去信, 信中称“记得上次读到胡风告读者的话 (题目记不真切了) , 里面说起对受到牵连的人们感到抱歉之类的话, 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 能在一生中绊攀进一件公案里, 如果不说是充实了的话, 至少也是点缀了自己的生活吧!一笑。”
然而,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么一个洒脱之人, 在苦尽甘来之时, 竟然在毫无任何预兆的情况下, 于1988年5月10日, 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悬挂于空中的脚下, 几本杂志上放着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他留给人间的最后一段文字:“今年逾花甲, 日难自理, 活着徒然是社会和亲属的累赘, 平添麻烦, 还是先走一步吧。”边上一行附言:“下面四本期刊是资料室借的, 请予归还。”
到死都没忘记公私分明, “一同志”的共产党员称号当之无愧!
这位无辜被牵连的“苏州一同志”, 他没有阿垅、路翎等“胡风分子”那样的知名度, 他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 也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 因此在平反时也就未能更多地引起人们的了解, 他只是默默地承受胡风案带给他的这一切, 在生活的苦难和灵魂的煎熬中苦苦挣扎。
他到底叫什么名字?
记住“苏州一同志”
今天, 人们对于“苏州一同志”抱以极大的同情, 不仅因为这些珍贵的文字填补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史料空白, 而且他的命运代表着一个时代中国小知识分子的悲剧!
半个世纪过去了, 现在还能有多少人记住胡风这个名字, 与年轻的一代谈起胡风, 他们更是表现出惊奇和不解。对于曾在建国初期的中国文坛上引起轩然大波的“单纯的坚强”与“单纯的天真”“原始生命强力”“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创伤”这样一些理论概念, 那些当代的青年作家又有多少人能够说出其真正的内涵。又有多少人了解与建国后的主流文学作品完全不同的路翎、阿垅等“胡风分子”的作品, 了解“苏州一同志”这个与其他“胡风分子”完全不同的小人物, 以及千千万万与他一样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胡风这个名字仿佛已经如烟如云一样地飘远了。然而, 历史是能够被忘记的吗?你越是要想淡化, 越是要想忘记, 它就越是要站出来说话, 因为忘却就会使悲剧重演。作为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一部将要留给子孙万代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近现代史, 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忘记这段伤痛。面对那些岁月的远去和中华民族在新时期的崛起, 面对历史的长空, 我们有理由大声呼唤:记住胡风, 记住包括“苏州一同志”在内的那些被无辜推上胡风这辆囚车的人们。只有如此, 才能创造一个更加富强、更加充满人性化的和谐的国家和社会! 请记住“苏州一同志”, 他的名字叫许君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