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7月，我去北京天文台，参加天文实测讲习班。先到中关村集合，第二天四五十来个人一起坐大巴去兴隆观测站。有五个小时的路程，中途蒋世仰先生还带着我们爬了一段野长城。
兴隆观测站在一座山上，一千来米高。就算呼啦啦一下来了五十人，那里还是显得宽敞、整洁、幽静。前几年江泽民来过，着迷了，特别支持。
住，在招待所，两人间。我跟南京大学的一位研究生同一个房间。从研究生、博士后到青年科学家，都是一样的待遇。大家相互串门，热闹非凡。吃，全体师生都一样，丰俭适度，干净调和。
主讲人里边，年长的有胡景耀和蒋世仰俩先生，年轻的有朱进和周旭两位海归、当时才三十上下。学员里边，年龄最大的有八十多岁——何泽慧院士。见到她，我才明白什么叫，铅华洗尽。她是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读过书、留过洋，跟钱三强先生那是郎才女貌。但现在，她花白的头发胡乱盘在头顶，穿着一身没品没貌、只是还算闲适的炭灰布衣，活脱一农家老妪。不像一个真实的人物，而像在拍电视剧。有她老人家每天坐在第一排靠门口的那个座位上，跟我们一起听课、提问、讨论，谁还好意思逃学呢？
在观测站工作的天文学家白天可以睡觉，晚上才是正儿八经工作的时间。我们不好随便打搅。如果晚上没安排活动，大家就串门、聊天。南大的小伙子告诉我，“你不知道吗？王淦昌牵头、几十名各界名人，联名写信要求给六四平反！”这倒是新闻，我确实不知道。青年科学家成兄贼精贼精的，他经常来我们房间。他又讲一遍，“不是别人，是王淦昌王先生啊。两弹元勋！他们总不能说王先生不爱国吧。”
当年互联网不发达。我们师生几个人共用一个伊妹儿，都兴奋得不行，绝对不会抱怨。关于这封信，大家并没有进一步的消息。离开北京之后，更是没有。这封信没有起到作用，却是确切无疑的。
王淦昌先生是中国物理学最耀眼的一颗星。在战乱中，1942年他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了探测中微子的实验方案；1945年还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了一篇文章。都是国际一流。
后来才知道，这封信及其后续发展，在兴隆我们议论的时候，是正在进行时。
这封呼吁书是由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牵头。四月下旬起草好之后的第二天早上，许先生上王先生家，请求王先生签名支持。他给王先生介绍了公开信的具体内容。王先生表示同意，可以签名，但是不能打头、只能签在第五名。他临出门的时候，主动要求拿笔签名。那时呼吁书上已经签有三个人的名字。许先生说，这些人都是您学生，您总不能签他们后面吧？这样下来，呼吁书上第一个签名，是王淦昌。
这次见面，许先生谈到自己时常遭到跟踪、监视、有时甚至软禁。王先生说，“我可以为你的事专门写信给江泽民……你是好人，我从来都要保护你！”
王许俩先生之间存在着毕生的情谊。他们在浙江大学结缘，许是王看重的学生。许1942年毕业离校，1945年被王召回担任助教，1946年加入中共。1952年担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和《科学通报》负责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被开除党籍、遣返浙江临海农村老家劳动改造。1963年离婚。1975年生活费遭停发，王先生得知后用化名每月给他寄30块钱。其时王正领导绝密的两弹研制任务。
许1977年结交方励之，渐成莫逆。1978年加入新成立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物理学史的同时，逐渐成为民主斗士。
许主要的学术专长之一，是爱因斯坦研究。有人套用美国国父约翰·亚当斯的一句话，说“年轻时不相信共产主义是没有良心，到年老时还相信共产主义是没有头脑，”流传甚广。有人说是爱因斯坦说的，他没有。但这句话却概况了爱因斯坦专家许良英的一生。
1987年，许与人合编《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庆贺王先生八十大寿，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还是回到那封呼吁书。5月16日，呼吁书发表。次日晚，王先生的单位——核工业总公司的人到王家纠缠不休，直到深夜。王先生没有完全屈从压力，只表示签名前没有细看呼吁书的内容。20日，许还去看了王。
单位办不到的，杨振宁做到了。6月13日，杨振宁给王先生致信，“淦昌先生：……先生最近参与签字事，详情我不清楚，但是国际大势我们都很清楚，先生的签字被利用来制造不利中国十二亿人民的事也许不是先生当初所料到的。这是严重的事，是我认为极不幸的事。”王先生感到压力巨大，复信表示自己签名是受人愚弄。7月11日，香港《联合报》以“王淦昌称受人愚弄……”为题，发表了杨、王二人关于呼吁书的私人信件往来。
7月15日，许上王家，对王说，“你是受杨振宁愚弄了！”王不好回答，只说“我是个木头，要不是受你愚弄，就是受杨振宁愚弄！”30日，许在纽约《世界日报》上发表《王淦昌先生是受杨振宁愚弄了》，文中对王先生也有所批评。这期间，我们正在兴隆议论这封呼吁书。
1996年春节，许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同事范岱年去给王先生拜年，许没有去。王先生问到，“我的那位老朋友怎么样了，不要疏远了。”范回来给许说，许坐不住了，“我这就去给王先生拜年。”到底一辈子的情谊，经受住了这场风波的考验。
王许二人，他们的师生情谊让人感动，他们的君子风范令人景仰。
康德说，“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是值得我们深深景仰的，一个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崇高道德法则。”在中国的上空，王淦昌是一颗科学之星，许良英是一颗民主之星。在兴隆观测站，我们看到了这对双子星。
2022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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