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后第一次回国已经是1994了。当时在国内，余秋雨正在形成一个文化现象。我非常喜欢他的散文集《文化苦旅》。国内的主人很热情，交流完后还组织我们海外华人去旅游。正好去了几处《文化苦旅》写过的地方，我们一伙搞理工的，都不约而同地聊起了大才子余秋雨，算隔岸附庸风雅吧。记得一位大陆籍台湾人更是触景生情，说是余秋雨先生，先把他带到过这里的，此次是故地重游。
其实，除了他优美的文笔，余秋雨能让海外华人共鸣的是，他笔下故国的山水人文。
让我多少有点吃惊的是，几年后网上泛起的对余秋雨的非议。说他是张春桥、姚文元赏识的写手。我的第一反应是，文人相轻的八卦。最近有闲，也许也是因为太讨厌张春桥了，我去网上查了一下。好像网上的指控是有根有据的。时间、地点、人物个个可考，毕竟只是并不久远的过去。
张春桥于1971年11月组班子，编写《鲁迅传》和吹捧江青的《文艺思想斗争史》。由上海市委写作组“总指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亲自审定了十一人，其中有余秋雨。这些人的办公地点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属康平路写作组下属组织。他们以笔名“石一歌”（“十一个”），发表了84篇文章，“评法批儒”、“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反击右倾翻案风”，攻击周恩来、邓小平，为江青露峥嵘当女皇大造舆论。
1969年21岁的余秋雨就参加了“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他执笔了《评坦斯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发表在《红旗》上。破“斯坦尼”戏剧理论体系是为江青当“文艺革命旗手”开路的。余秋雨用“任犊”笔名写过轰动一时的《走出“彼得堡”》（载《朝霞》月刊1975年3月号。《人民日报》同年4月6日），把大批文艺工作者赶下乡劳动改造。他还与写作组用“罗思鼎”笔名合写过《〈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习与批判》75年第11期），另又发表《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署名任犊，《学习与批判》74年第4期）。与梁效在《人民日报》上的《封建末世的孔老二——〈红楼梦〉里的贾政》南北呼应，“批林批孔批周公”。
余秋雨坚决否认曾为四人帮写作班子写过极左煽动文章，但又没有对上面的具体指控做出回应。有一个细节非常有意思。说是余秋雨当年每天从上海戏剧学院步行到复旦或康平路写作组上班，就为了吃一碗加班才有的牛肉面。
我倒是认为，余秋雨没有必要对往事闪烁其词的。当年那就是一份工作，不饿肚子不仅是刚需，也是尊严。他能妙笔生花的，为何不学习电影“The Pianist”的导演（Holocaust受害者），塑造一个光荣的survivor的形象?
下面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桥段之一。华沙被解放的早晨，钢琴家Szpilman跑出去拥抱路人，但忘了自己还穿着德军的军大衣，于是招来了一通射击。
Szpilman: No. Please. I'm Polish. I'm not a German.
Polish Soldier: Then why the fucking coat?
Szpilman: I'm cold.
那件军大衣是一个喜欢音乐的德军上尉送给这位犹太钢琴家的。
这几天，大家回忆江泽民。有留言提到江core曾是汪伪时期的伪大学生。我认为，这未免太苛求了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