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红军在哈达铺的休息时间太短，战士体力消耗未能恢复，行军途中一路有人掉队。政治保卫机关怀疑掉队与情绪不振作有关，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就采取残酷的惩罚措施。
我当时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上级机关把那些掉队的人抓起来交给我审判处理。我实在不忍心下手处理这些同志。记得有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长，以前在战斗中被敌人打掉了一只胳膊，因为在过草地时丢掉了几名伤兵，这时也被抓起来交付审判。我去找纵队司令员彭雪枫讲情，认为这种情况情有可原，不应处死，恰巧碰到政治部门两位领导同志，他们见我替被交付审判的人讲情，就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你还当过师政治委员呢，边这点小事情都处理不了，真不中用！”说完，就派人将那位管理科长押走处死。（黄克诚，2005：161）
当时被处理的人我能记起名字的还有原第四师管理科长邱湘、曾担任过团长的康声扬、曾担任过卫生部长的曹企贤等。
前次我因为反对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已经使某些领导同志 对我产生了极不好的印象，这次我又不肯执行审判处理掉队者的指令，更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一位领导同志曾毫不客气地说：“像黄克诚、吴溉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听了这个评语，我便不敢再讲什么话了，只得小心翼翼地跟着部队行军，生怕掉队而遭到处理。"（黄克诚，2005：162）
注：政治部门两位领导同志 - 罗瑞卿，刘亚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