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第十八章
回忆就我所知的
上海音像器材变迁历史沿革
(1950-1980)
(下)
徐家祯
回忆上海音像器材演变之历史沿革的第三条线索，就是电视机。前面谈 的收音机、电唱机和录音机，都算“音响”;“电视”，则算“音像”了。
根据“百度百科”，世界第一台电视机面世于 1924 年，由英国的电子工程 师约翰·贝尔德发明。到 1928 年，美国的 RCA 电视台率先播出第一套电视片 《Felix The Cat》，从此，电视机开始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信息传播和思维方式。 但是，我想，电视真正进入普通百姓家，一定也要到三、四十年代吧。我问过 澳大利亚人，他们家里什么时候有电视机，大部分人都说 50 年代，可见，在澳 大利亚，电视的真正普及也要晚到 50 年代。
也是根据“百度百科”，中国第一台电视机，是 1958 年 3 月由天津研制成 功的，用的是苏联的元件和中国的电子管，但是很可能并没有大量生产上市。 而中国的第一个电视台，却是同年 5 月 1 日在北京试播成功的北京电视台。该 台正式开始播出节目，却要晚到同年 9 月 2 日。当时，这个电视台就叫“北京电 视台”，后来改为中央电视台。
上海有电视台，只比北京晚了几星期，是 1958 年 10 月 1 日正式开播的。 同年 7 月 24 日，上海广播器材厂研制成功中国第一代、上海第一台“上海”牌 101 型 17 英寸电子管黑白电视机。
我记得，上海电视台刚开始播放的时候，每天只有晚上几个小时的节目。 平时打开电视机，只能收到供调试的图案而已。当然，因为一开始电视机不对 外供应，所以一般家庭也并不拥有电视机。
我记得那时住在我隔壁的三叔祖徐礼耕先生家，比我们先有一台十七寸 的上海牌黑白电视机。为什么呢?那就要谈谈当时中国一般的市场供应规律了。
因为物资贫乏，所以，仅有的一点物资，尤其是紧张物资，只能用限制 供应数量和限制供应对象这两个办法来控制。限制供应数量，就是发票证，凭 票供应;限制供应对象，就是只有某种人才能购买，大众无权过问。比如电视 机，当时就是要某级干部，或是高级知识份子、统战对象之类的人士才能购买。 我三叔祖徐礼耕先生是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当过浙江省政协委员、“民建”(民主党派之一)委员，本来是算在可以购买电视机的范围之内的。但是，五七年 时，成了《解放日报》头版批判过的大右派了，政协、“民建” 都把他开除出去， 所以，当时什么头衔都没有了。那么，为什么他能购买呢?原来因为他的女婿 也是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还算是全国“青年资本家”的代表，而且“反右” 时并没有被套上“右派”帽子，所以可以有资格优先购买电视机。于是他就帮岳 父、我的三叔祖买了一台。我记得我们去他家看过国庆十周年的游行之类的节 目，所以，一定五九年就有那台电视机了。
我父亲那时不但不是“头面人物”，而且已经成了“历史反革命”，当然无 法买到新电视。幸亏，那时还有寄售商店，只要有钱，还能买到二手的。说到 这里，我就想就“寄售商店”这个话题啰嗦几句。
上海的寄售商店，是我从记忆起就有的，即使“文革”时也还存在。现在 还有没有，我就不得而知了。寄售商店做什么用的呢?我想，主要有三个功用: 第一，急需用钱的人可以把自己暂时不用的东西卖出去变现钱;第二，需要买 较便宜的旧货的、或者想买到市场上已经没有新货的器具的 (比如，英美制造 的电器)人，可以去寄售商店“淘”;第三，国家可以通过寄售商店这一渠道， 把一部分想放到市场上去的东西放出去，比如，把海关没收的货物拿到寄售商 店去出卖。
上海的寄售商店大大小小，可能有上百家吧。但是所谓“高级”的、“正规” 的，却不多。大多在南京路和淮海路上，或者这两条路附近。所谓“高级”的， 就是指卖的货物不是一般的旧货，而是质量好、难以寻觅到的物品，比如，成 色很新、质量很好的英美电器，包括:冰箱、电扇、照相机、手表、小型电影 摄影机、家用电影放映机、皮大衣，等等等等，应有尽有。常跑寄售商店“淘” 旧货的，基本上就是青年和中年的所谓“老克拉”(上海话:海派的、崇洋的、 懂得享受的人。一般指男性者居多)。我父母对任何旧货都没有兴趣，所以很 少去。但我二房的一位叔叔，就很喜欢逛寄售商店，也真买到过一些好货。后 来，买不到的新货，只能在寄售商店买到，于是我也成了“淘”旧货的“小克拉” (当时只有 20 岁上下，当然不能称“老”)的一员了。
记得那时最大的寄售商店，就是前文说过的淮海路重庆南路口那家“国营 上海旧货商店”了。面积有几百平方公尺吧，连家具都卖。其次，就是陕西南路 淮海路口的“永丰”，前文已经说过数次。再有，就是南京东路近外滩那段路上， 有好几家很大的，可惜店名忘记了。我记得，这几家大的寄售商店所售商品， 好像有不成文的分工:比如，“永丰”，好像以售音像、音响器材为主;南京东路那几家，以售照相器材和手表为主;还有以出售旧服装为主的。但是，分工 并不严格，在卖很多照相机的店里，可能会看到一些很好的进口手表。所以， “淘”旧货就会越“淘”越有兴味。这不但因为可以买到便宜货或稀有货，而且常 常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就像很多人现在喜欢“淘”唱片、“淘”CD、“淘”旧书 一样。
我在“永丰”买的杂牌电视机跟这架差不多
我家的第一台电视机，就是我从“永丰”“淘”来的。记得大概是五九年末 或者六 0 年初吧。那时，既然电视机不能进口，而国产的又刚刚生产出来，怎 么可能在寄售商店看到有旧电视机出卖呢?所以，当我看到“永丰”店堂里竟然 放着一台 19 寸旧电视机的时候，真的有点吃惊。价格已经忘记，肯定售价不菲， 500-800 元之间吧。“物以稀为贵”嘛!
这台电视机上有没有牌子也已忘记，好像是有的。但是，成色不新，做 工也不精致。不过，当时市面上没有新的电视机公开出售，别的二手电视机也 没有看见过，要买就只此一架，最后还是买了回来。
记得那时我外婆又在上海探访我们，于是也有机会看到这架电视机。我 外婆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从点油灯、坐轿子、用丫鬟的时代开始，一直 看到汽车、飞机、电视机、录音机的电器时代，也算很有福气了!
那台电视买来以后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看沈阳歌剧院演出的歌剧 《茶花女》，女高音歌唱家是张权。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实况转播的歌剧。至 于出国前在上海唯一一次现场看过的歌剧，则还要晚几年，大概是六四年吧。 那次是上海歌剧院演出的《蝴蝶夫人》，主角是林明珍，现在七十多岁，住在 澳大利亚。我还记得那次看《蝴蝶夫人》，见到当时的上海市长曹荻秋也去了， 前呼后拥被人陪同着走进剧场。过了一、二年，再见曹市长，他就已经成了“走 资派”，在台上公开被群众批斗了!真是“沧海桑田”，瞬息即变呀!
因为那时在上海，几乎没有什么家庭有电视机，连单位也没有，于是常 会有亲友来看。记得播《茶花女》那次，我的老同学夏君就来了。他至今还记 得那次与我外婆一次看歌剧的事。
这台电视机看了不久，奇怪的情况发生了:电视开了一小时左右，荧光 屏上的图像就开始缩小，渐渐缩到只有二分之一大小。怎么调也调不好。于是， 我们请专修无线电的一位师傅来看看。他用电表量来量去，最后说:这台电视 机不是原装的，是用不同材料拼成的。变压器功率太小，不匹配，用了一小时 就开始发热，于是影响图像的显示了。原来如此!我们买的竟是别人自装的或 者拼凑起来的电视机!
那么，怎么解决呢?又要靠我“文科爱因斯坦”来想办法了!我想，既然 图像缩小是因变压器发热造成的，那么不让它发热，不就行了?于是，我搬来 一台本来家里就有的旧 GE 电风扇，打开电视机后就不停地对着机身后面的变 压器扇。果然，图像稳定了!
早期上海牌 17 寸黑白电视机
这台要用风扇服侍的电视机，我们大概用了一、两年。六十年代初，“上 海牌”17 寸黑白电视机正式公开上市了，我们就买了一台新的。那台旧的，就送 人了。
那台新电视，我们一直用到抄家被“红卫兵”抄走。虽然电视机也是可用 来“学习时事政治的”，但是，那时有电视机的家庭实在太少了，所以，电视机 不能跟收音机一样，作为“学习政治”的工具来处理。我们即使敢于同“红卫兵” 争辩说要留下电视机“学习时事政治”，我相信，一定也没有人会听信我们的。
不过我倒真的记得这台电视机起过重大的“学习时事政治”作用。大概就 在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十分紧张的时候，有一次，陈毅外长竟然开起电视记 者招待会来。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我工作的学校要我们 大家设法收看。那时我们学校有没有电视，我已经忘记了。反正全校只有我家 有电视，这是全校皆知的。于是，我们教研组组长就来问我:我们组能不能去 我家看。我当然一口答应。于是当晚，我组十七、八位老师就全部到我家来看 这次转播。这台电视机，平时就是放在二楼后间一间房间里的。此屋平时没有 人住。我外婆每来上海，就住这一间，所以我们习惯地叫它“外婆房间”。外婆 不来，就只放我的唱片柜和我父亲的三、四只大玻璃书橱。那天，我们在房间 中间放了四、五排椅子，“外婆房间”俨然变成“家庭影院”了!
七十年代九寸黑白电视机
“文革”开始，本来有电视机的家庭，电视机几乎全部被抄了。大约七十 年代初吧，上海电视机厂(?)生产出一种 9 寸的黑白电视机，售价不贵，大 约也要一百多元吧。我们那时已经变成“一穷二白”的“无产阶级”了，当然是买 不起的，所以根本没有过问过怎么买的事。我知道上海有的人受冲击程度没有 我们那么重，还有经济能力可以买，就去买来了。因为有电视机的人家实在太 少，所以，往往哪家有一台 9 寸电视机，一到晚上，左邻右舍、男女老少就都 去哪家看电视了。有时，电视节目精彩，大方的人家还会把电视搬到弄堂里， 放在高凳上，夏天，全弄堂的人都出来边乘凉边看电视，像放露天小电影一样。 不过，我想，站在后面的人大概最多只能听到声音而已。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中美上海公约签署之后不久，七三年，费城交响乐团 由奥曼迪指挥带领访问中国，在北京演出，最后一个交响乐曲好像是贝多芬的 第五交响乐。江青也作妖作怪、满脸喜气地出席了音乐会。这是 49 年后首次西 方乐队访问中国，而且还有中美关系改善的重大历史意义。于是，在西方文化 被批得体无完肤、臭不可闻的“文革”中期，竟然会电视转播整场音乐会。真是 全市轰动、全国轰动了!我不知道全国那天有多少人在看电视。我只听见，第 二天连里弄里不识字的老太太都在高谈“贝多芬”!正是“满村听说蔡中郎”呀!
在我 80 年初离国以前，我还记得看过电视转播的小泽征尔带领波士顿交 响乐团的演出，安德鲁·戴维斯带领多伦多交响乐团的演出和斯特恩访华演出的 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
大约在 79 年前后，与日本盒式录音机出现在市场上卖的时候差不多吧， 日本电视机也开始在市场上出售了。最早出售的是 Hitachi 牌 24 寸彩色电视机。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的日本进口彩电。据夏君回忆，售价是 2900 元一台。他说，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他月薪的 50 多倍!)所以记住了。
但是，大概因为电视机进口数量不多吧;也可能电视机比录音机更有实 用价值，所以买电视机的人总要比买录音机的人多得多;或者那时正在“落实政 策”，口袋里有大把现款的人多得很，总而言之，当时在市场上，日货彩电是大 大供不应求的。要凭票供应，要开后门，要通宵排队 ...... 成了上海滩上第一紧 张物品。
我就曾去淮海路常熟路附近、当时一家卖收音机的商店排过通宵。那是 因为前一天有朋友来通知说:“明天上午这家店有电视机要卖!”于是我与弟弟 两人轮班从晚上六、七点一直排到早上八点商店开门。那晚跟我们一起排队的大概总有五、六十人吧。最后商店开门了，说:“没有货!”于是白排了一晚的 队!后来我们那架 Hitachi 彩电是一位亲戚从单位分到了票不买，让给我们的。
七十年代末 Hitachi24 寸彩色电视机
这台电视就是我在国内收看的最后一台电视，因为买来不到半年，我就 出国了。
我知道的上世纪中叶上海音响器材演变情况就是这些。希望我的这些破 碎回忆，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从而引出更多、更有意思的故事来! (注)
2012 年 3 月 20 日
于澳大利亚新红叶山庄
注:本文所附图片，全部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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