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的委屈和尴尬

来源: 加州花坊于 2022-10-20 06:13:09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27784 bytes)

冯友兰的委屈和尴尬

汉嘉女1 2022-10-20 05:38

中年时期的冯友兰与母亲和妻儿

1985年12月，冯友兰90岁生日，邀请一众知交聚会。结交数十年的梁漱溟，自在受邀之列，可他拒绝出席。开始，是给面子，托辞称“天气不好，不宜出门”。稍后，可能还觉得不够到位，直接写信“挑衅”，说“北大旧人现唯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是你太“谄媚”，“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云云。这样一封信，已经可视为当代版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了。

就连受惠至深的学生，都不屑与其为伍。1979年，钱钟书在外讲学，一时忍不住，公开“炮轰”：“冯友兰简直没有点文人的骨气，也没一点知识分子的节操观念”，又说，“冯友兰最不应该的，是出卖朋友”，此言一出海内外沸沸扬扬。两家也从此决裂，冯的女儿、作家宗璞，从此也“盘”上了钱杨夫妇。尽管，冯是钱钟书的恩师，而宗璞一度是杨绛的得意弟子。

可以说，冯友兰论为人，是个争议极大的人物，尤其为彼时精英圈同道所不齿。王元化就说，当年与他一块参加某国际研讨会，大家似乎都很默契地疏远、孤立他。一众学者吃饭，彼此热热闹闹，唯有冯是孤零零单独一桌，没人搭腔，身边只女儿默默作陪，让人见了于心不忍。

平实地讲，冯先生论学术，确实大家级，近百年来都没几人敢去质疑他。就连朴槿惠都奉他为最大的精神导师，说在最困难之日，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让她“重新找回心灵平静”。

民国文化界，虽大师辈出，可冯友兰仍算得上20世纪中国声望最著的哲学\哲学史双料大家。他可说是典型的“民国式学者”：遭逢家国存亡之秋，怀学术救国之理想，探新知求臻大道，阐旧邦用辅新命；旧学根柢深湛，又立意凿通中西，是真气弥满，与古为新。那代人搞学问，都不是虚的。

而后，抗战兴起，干戈四海，在如此荒野乱世中，“如草间孱兔,藏首草际”的他，竟陆续推出“贞元六书”系列，震惊海内外学界。此时的他，早就不满足于只做“哲学史家”，意在“接着讲”宋明理学，体系性与原创性兼具，完全是别开生面的魄力与格局。同行大佬，例如金岳霖、陈寅恪诸位，都对他诚心推重，评价甚高，誉美为“哲学家”。

他甚至可称最具国际声誉的现代中国哲学家。他的《中国哲学简史》，本身就是英文讲稿，当初一经出版，马上就吸引到了白肤蓝睛的西方读者，竟成为纽约、巴黎等地的畅销书。至今，在不少西方人心中，Fung Yulan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Fung Yulan。也因此，冯友兰及其作品，日渐成为西方人了解与研习中国哲学的“超级入门书”。

也就是说，对于冯公学术的评价，民国迄今多无间言，岿然哲学史大家乃至哲学家无疑。尽管有个别同行如钱穆，私下也有疵议，认为他是以西学谈中学，隔膜横亘，两败俱伤。

冯友兰之复杂，以及由他引发的争议，重心并不在学术，而在其立身出处。当代思想史上，所谓“郭沫若现象”之外，还有一重要议题，称为“冯友兰现象”，着眼点就在此处。

冯先生中年后，曾自撰一名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可谓道尽其一生抱负：读书万卷所为何事，在为往圣继绝学。同时，这联也透露出他人格上的局限所由：终其一生，都做着“帝王师”的美梦，黄粱梦碎就给人一种悲剧性的错谬感——身为顶级学者，自诩“道学家”，不仅没有风骨正气上的表率，还表现为一种很庸俗的聪明，汲汲奔凑于当轴人物，谄权媚势，唾面自干，倡优类蓄。

他晚年的这些言行，完全是与时俯仰的庸人格调，且有见缝投机、热心献媚等丑行，对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节操观构成了嘲弄，与他自身言必称“士志于道”的高调自诩，更形成悖谬与反讽，也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独立自尊、有所不为理念的极大揶揄。太多人想不通，连篇累牍诸如“则天敢于做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这类彩虹屁诗，怎么会出自一代“理学大师”之手？

其实，早期的冯友兰，在身边同仁眼中，就已经颇有长袖善舞之状了。人送外号“清华曾国藩”，以其深于城府、老谋深算是也。比如，罗家伦执掌清华时，他甚受器重，被称“军师”，可校内“驱罗运动”兴起，罗氏亲信张广舆、杨振声等一概被摒，独冯公能安然无恙扛过“倒冯”风潮。梅贻琦继任校长，冯又摇身一变成为“心腹”。何兆武感慨，冯公真是“君子豹变，其文蔚也”。

再比如，当左翼思潮飞腾时，他态度积极，还在1934年因此被捕过；可一旦风云突变，他很快就与当局打得火热，与上方往来密迩，并进入中心圈，接受各种宴请与官帽，为此还洋洋自得，写了数篇捧蒋文章。后辈张中行，曾说读来脸红。

再后来，海内定鼎，他先知先觉，是彼时著名文人中，最早出头登报自我否定的。胡适说他认错130次，真“时之圣者”；丙午丁未劫难起来，过去自诩“孔子门徒”的他，又是批孔急先锋，为“商山四皓”之首，揭露章廷谦，吹捧武媚，唯恐不及。诸如此类不堪事迹，实难尽数。

也就是说，无论是“邦有道”之日，还是在“众蒙难”之时，他竟可以永是“不倒翁”的风云人物，偶有落寞，无非世态翻转太快罢了。

得实话说，作为一人所共仰的知识分子，一个以继承道统自命的理学大师，冯先生也许真的过于识时务了。胡适那些人看不起他，就是觉得他在人格与德性上，欠缺知识人应有的底线与尊严。

冯公的翻云覆雨，实际也让他损失太多。作为一代“新儒学大师”，他的后半生，是在几乎断绝所有独立思考，在自我否定与自我批判的噩梦中循环度过的。他曾公开宣称，自己“过去的著作，没有半点价值”，在时代滚水的翻腾中，他既痛骂自己，也不忘狠批他人，不管是谁逮谁批谁，完全沦为武器。

是以，当有人说，冯先生在晚年，终究回归了“修辞立其诚”的学者本色，于85岁高龄之际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卷，重定许多错谬人事，展示出了“其人将死其言也善”的勇敢与真诚。可是，我总不免满腹狐疑：朋友们是否想过，以冯公一贯的紧跟善变，这一行为是否可能是他窥见社会松动的又一次“投贽”呢？

也有宽厚的朋友说，在那些荒谬时代里，有个别人不得已有些过分、过激、乃至乖违良心的举动，是人之常情，不应太苛责。他们说，冯先生也没做啥极恶之事，无非迫不得已，无非逢场作戏，至多就是身体力行，让“知识分子”、“理学家”、“大儒”这组词充满了反讽跟滑稽感而已。冯公女儿，现年92高龄的名作家宗璞女士，近些年也为“挽回父亲声誉”，作了大量工作。不仅公开回应，说一切非议，“纯属诬蔑不实之词’，甚至不惜与钱家对簿公堂，逼得杨绛为息事宁人，写文否认。

这些话，知人论世，体深情温，亦是好理由，不才自然不会一概否认。

只是，我也想，这番论调，终究还不够完善，我也无法全盘接受。

道理是如此显豁：世间人事，倘若啥都以宽厚之名给和稀泥掉了，那就是善恶不明，黑白颠倒，“春秋责备贤者”的大义也得落空。更何况，还很显然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冯先生是可以沉默而主动迎合。一切有为法，都有痕迹，例如他的那些《咏史》诗，至少媚姿与丑态，肯定是无法抹掉的了。

是的，冯先生绝对不是啥大奸大恶之徒，可他问题在于，在时代留给人性的考试中，失去了人格，也丢掉了真诚。这种表现，作为“理学大儒"，是滑稽的反讽；作为知识分子，是气节有亏；身为普通人，是德性有欠。大概也因此，同是劫后余生忏悔，巴金能得到世人谅解并更受敬重，而冯先生则注定千夫所指。

“积毁难销骨，长留纸上声”。往事重提，中心目的，自然不是要去责骂他，而是大家当引为共戒：读书人，还是不要太冯友兰的好吧！

（转自公众号：墨笺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