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第十章：我与笔友的故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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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续忆》

第十章

我与笔友的故事

徐家祯

(四)

我的罗马尼亚笔友 Mircea Oprit?a? 及他寄给我的两本著作

我与笔友的故事，在“文革”初期我被人 —— 即使只有一个 —— 怀疑为是“特务”、“间谍”之后，似乎应该结束了:因为虽然此事没有造成任何严重后果，但是至少已被大家批评成“向往西方文化”、“麻痹轻敌”，连我自己也已经承认了，怎么可能再重蹈覆辙、明知故犯呢?

但是，命运之神常常跟人们开玩笑，所以说:命运是最难以捉摸、变化莫测的。我常听人说:“做人好像做戏”，那倒是很恰当的比喻。演员们在这幕戏里可以哭，在那幕戏里却可以笑;在这个剧本中可以扮演刽子手，在那个剧本中却可以扮死刑犯;在这出戏中讲的话，可以是给在另一出戏中讲的另一句话的一个耳光。观众知道台上的演员在演戏，不会当真去揭穿他们的自相矛盾的。所以，在生活中，我也相信“逢场作戏”，不必过于认真。这大概就是我常常在文章中流露出玩世不恭、犬儒主义的根源。

我常常可怜那些用自己的力量去结束自己生命的人。他们把人生看得实在太重，也太认真了。如果在他们举起手枪对准自己脑门的一刹那能想到:现在命运之神正要我扮演这个悲剧角色，那么，他一定会放下手枪，回到人生的舞台上，愉快而认真地表演下去。谁知道下一幕戏是否一幕喜剧呢?

果真，要我上台去演喜剧的时候到了。那是一九七一年前后。

虽然那时“文化革命”还远远没有结束，但从六六年到六九年的高潮却已暂时过去了。中国社会常常好像生寒热病的病人，一阵大寒大热之后，正处于两个高峯的间歇时期;也好像一个时时发狂的疯子，正处于短暂的理智阶段。

一天中午，我正在家中吃午饭，忽然，听见邮递员在院门外喊:“有没有 ‘苏嘉正’?”我忙赶出去看，只见他手上拿了厚厚一封海外来信，信封上是我“文革”前住的老屋的地址，姓名则是使用美国韦氏拼法拼出的我的名字，旁边还有海关用红笔音译的姓名和地址，他们把我的姓名译成了“苏嘉正”，不过，一望而知，这是我的信。道过谢，接过信，仔细一看，是封罗马尼亚的来信。虽然地址是陌生的，但是名字和笔迹我都十分熟悉，正是与我通信最为频繁、时间也最长的那位罗马尼亚朋友。那时，我心里既高兴，又忧虑。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封信:置之不理 —— 这当然不是我所愿意做的;马上回复 —— 难道我再想惹一次麻烦?而且，我相信，如果这一次麻烦上身，我再用“拒盗有方” 的妙计恐怕也不顶用了。

“文革”中摄于江苏路安定坊 16 号后间

吃完午饭，我决定暂不开拆那封信，乐得大方一点，主动交给学校党组织，看他们怎样讲，我再见机行事。

下午，找了一个机会，我对党组领导中最温和也最有知识分子气息的朱某人说:

“今天中午我收到以前罗马尼亚笔友的来信。我还没有拆开来看过，因为以前有人提出过怀疑，说我与笔友通信是‘里通外国’，我不知应该怎么对待这封信。如果党组织认为我不应该再与国外有联系，那么我现在就把这封信交给你，由你们去处理。或者，由我当着你的面开拆，写了回信再送交你过目也可以。”

他听了我的话，并不接过信去，只连连摇头说:

“私人通信我们不检查。现在党和政府提倡‘人民外交’;再说罗马尼亚总统最近刚来华访问过，现在两国关系很好。你要不要回信是你的事。希望回信时多宣传人民间的友谊。不用拿来给我们看了。”

好一个“私人通信不检查”!

好像“文革”初期的抄家、财产没收、连私人日记都要一页页看过的事大家全都忘了!反正，那时全中国人都是生活在健忘国里的，今天就应该忘记昨天的事，只要“党叫干啥就干啥”了!何况，我那天也决不想与他去讨论:到底私人通信从来是检查还是从来不检查的，只要他说我可以与笔友通信，我已经像领到皇帝圣旨一样感恩不尽了。我知道，现在“党”和“政府”已要我来扮演“人民外交”的喜剧角色，于是我就可毫无顾虑地大胆通信了。

回到家里，打开信仔细阅读起来。原来果真是“士别三日，刮目相待”，更何况我们中断通信已经五、六年了呢!我的罗马尼亚笔友已经大学毕业，在首都布达佩斯当起大剧院的艺术指导来了。前几年，他还得了一个英国举办的国际青年诗歌比赛奖。在国内，他也出版了几本著作。比起他来，当年开始通信时，大家都是默默无闻的大学生，而现在他已成名成家，我则一事无成，还整天继续搞“大批判”浪费光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