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30：华东特案组（三）神偷阿七（上）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7年第8期
作者：东方明、李西始、钟平凉
一、密件失窃
1949年10月31日，华东特案组接到命令，立刻前往江湾机场，搭乘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特派的飞机前往福州，侦查一起刚刚发生的密件失窃案，要求以最快的速度破获该案，逮捕案犯，追回密件，并须查明被窃密件是否泄密……
就在一天前，从北京出发的便衣机要专员解锦书在完成向宁波、温州的驻军首长送交密件的任务之后，抵达此行的最后一站——福州市。下了火车，解锦书当即前往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部。根据工作纪律，解锦书必须把该密件当面送到上级指定的那位首长，即密件的唯一接收人手里，由该首长亲笔签收，方算圆满完成使命。不巧的是，那位首长前往厦门视察军务去了。这样，解锦书就只好去后勤部下设的军人招待所登记入住，等首长返回后再完成使命了。
对于经常东奔西走执行此类使命的机要专员来说，这种情况时不时会遇到。通常这时的心情会比较郁闷，因为随身带着密件，按规定不能外出；偶尔也有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让停止送交，限时携密件返回的情况。所以，下榻后必须立刻向上级拍发电报告知自己的行踪，然后就只有在住处等着了。像这次这样能够入住军人招待所，对于解锦书来说，已经是谢天谢地了。与有时只能下榻在社会上的旅馆相比，只对内部开放的军人招待所相对安全，少了一份担惊受怕。
军人招待所的伙食很好，福州靠海，海鲜便宜，对于北方人来说，正好提供了大快朵颐的机会。当天傍晚，解锦书在招待所食堂饱餐了一顿海鲜，受纪律约束不能喝酒，只让服务员给泡了一壶武夷山大红袍。不料，不知是海鲜过敏呢，还是食物不新鲜，当天深夜，忽然腹痛如绞。招待所服务员当即报告领导，领导指示速把患者送往附近的野战医院诊治。医生诊断系食物不干净导致的急性肠炎，当下服药打针，留院观察。在整个儿治疗过程中，机要专员一直把那个放密件的挎包紧紧抱于胸前，真正做到寸身不离。他入住的也是双人小病房，护士送来病员服时，他拒绝脱下身上的衣服，只同意把病员服套在便服外面。当晚，他就是把装密件的皮挎包裹在病员服内紧紧怀抱着休息的。
一宿无话，次日，即10月31日，解锦书觉得身体已无大碍，便在上午医生查病房时提出必须出院，因为他有公务在身，不容延误。医生给开了些消炎药、维生素，就放他出院了。正好招待所有汽车来野战医院送一名伤员，所长特地关照司机去看望一下。当下，司机去病房一打听，得知正在办出院手续，便对解锦书说正好您可以搭我的车回招待所。
机要专员坐车返回招待所的途中，经过鼓楼区下南街“金仁泰百货行”时，忽然想起出差时携带的手电筒昨晚已经换了新电池，需要补充备用电池，就请司机停车，自己下车步入店堂购买。
“金仁泰”是家老字号，专营日用百货。最近该店进行了装修，10月1日刚开张。“金仁泰”有个规矩，每月的最后一天，从上午十点开始到下午两点会举办一次不少于百样商品的低价销售，即如今所谓的促销活动。低到什么程度？也不讲打几折，而是直接以进货价出售。不难想象，这天的顾客肯定会比平时多，甚至会到人满为患的程度。
机要员这工作对“人多”、“热闹”都是忌讳的，当初刚入行接受职业训练时都会被告知，身上带着机要件执行各类等级的使命时，不管遇到什么千奇百怪的场面，一律不能停留，而且要离得越远越好。这位来自北京的机要专员也是严格按照规矩行事，一路过来，经过数家百货商店，都因为瞥见顾客较多而未敢去凑热闹。现在见“金仁泰”几乎是门可罗雀，便选定在这家买——他不是本地人，自是不知晓十点钟的促销活动。此时还差几分钟到十点，若是他再晚一点儿经过“金仁泰”，意外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
解锦书进店堂后，店员也没说电池属于促销商品，稍待片刻即会降价，而是拿出几个品种让其挑选。因是公物，故付款后是要开发票的。而按照店规，在促销时段内销售的商品一律不出具发票，所以这天百货行的账房先生丁行海晚来了一会儿，此刻正和老板说话。于是，店员就请解锦书稍候片刻。谁想到，就在这短短几分钟里，密件失窃了！
在不了解情况的外地人解锦书看来，当时场面突兀，甚至有些诡异——之前“金仁泰”门前还一切正常，尽管有行人路过，但并不拥挤。十点钟一到，只听得“当”的一声锣响，忽地爆发出一阵欢快的呼叫，众多顾客从四面八方涌进店堂。解锦书正在店堂里侧角落的柜台那里等着取发票，被锣声惊动，转脸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还没回过神来，整个儿店堂已经被人占满。他刚从店员手里接过发票，就在猝不及防之际被人群裹挟着，如同水面上漂浮的小船一样，转眼间就随着人流到了店堂的另一侧。
解锦书虽然接受过专业训练，却没学过如何应对眼下这样的情况。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快离开这里，所以就拼命往外面挤。而这时在场的上百人中，清一色是从外往里来，想往外挤的可能只有他一位。所以，尽管他一手捏着发票（事后想来，这可能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另一手挥舞着企图拨开挡住出路的顾客，却无济于事。好在这时旁边冒出三个汉子（料想是最先购物的顾客，因为他们手里已经拿着购买的商品了）也要往外挤，于是，四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拧成一股力量，一番努力后，终于挤到了店门口。
在此过程中，解锦书的左眼不知被何人的手臂碰了一下，又酸又痛，泪如雨下，直到挤出店堂，才腾出手来掏出手帕擦拭。那张发票还牢牢地捏在手里，已经揉得皱皱巴巴了。他想把发票放入挎包，从身后把挎包拽过来，突然发觉手感不对，低头一看，不禁大惊失色：挎包已经被调换了！
解錦书的这个挎包是特制产品，长方形，牛皮材质，因是用来装密件的，制作得很考究，包盖与包体合拢处装着两把密码铜锁；丝绸衬里是特殊织物，掺有细细的金属丝用于防割，所有的接缝处都镶着防割，防划，防磨损的白铜边框。这样一个皮挎包背在身上难免过于醒目，所以制作者又在皮包外面覆上了一层深咖啡色的细帆布，两侧连着牛皮带子。这样，从外面看去，这就是一个帆布质地配牛皮背带的挎包，外观与当时市面上经常看见的男式挎包相同。不过，那层帆布是经过硬化处理的，牛皮背带中间还衬着用细钢丝编织的薄型扁带，以防被别人扯断。
这样一个质地非凡的挎包，一直稳稳地背在解锦书的肩上，怎么会给调换了呢？原来，案犯使用的是一种匪夷所思的作案手段——
他准备了一个体积、重量跟解锦书这个挎包相差无几的寻常帆布挎包，把带子打了个结以缩短距离，免得作案时碍事；然后，利用人群拥挤的机会挨到解锦书身后，用两个金属票夹把准备好的挎包两侧的带子夹在解锦书的挎包背带上，一只手托住，防止因重量增加引起解的警觉；往下，再用利器把解的挎包两侧的背带分别割断，成功实施了窃包犯罪。而解锦书处在拥挤的人群中，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突出重围上，根本没察觉到身后有人把他的挎包调换了。
发现挎包被窃，解锦书大惊失色，不过，头脑还保持着清醒，立刻跑到店堂门口的停车处，向正在车里等着他的军人招待所的吉普车司机说明情况，让司机立刻开车前往市公安局报案；接着，解锦书唤住那三个和自己一路突围出来后正准备离开的汉子，亮出北京某机关证件，要求他们暂勿离开现场，随他待在百货行门口。解锦书以为，自己以及那三个汉子乃是最初从店堂里走出来的，到此刻为止，并无其他人离开，因此只要把商行大门看住，等公安局派人过来再行搜查，密件还不至于丢失。
福州市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长陆政闻报，情知此事非同小可，立刻亲率二十名警察前往现场，同时让人电话通知“金仁泰”所在地鼓楼区公安分局及管段派出所迅即出动。一干人马赶到时，有顾客已经买了东西要离开，被解锦书截住。有人不服，称有急事，不顾拦阻执意要走，解锦书哪有心思跟他们解释，当下亮出手枪将人逼回店堂。
陆局长听解锦书简报了情况，立刻下令把百货行团团围住，全部顾客以及百货行的所有东伙统统待在原地，不得走动，等候检查；市局、分局和派出所警察分为两拨，分别执行搜身和搜查百货行的任务。
正在分派时，两辆满载全副武装解放军战士的军用卡车疾驰而来——原来，军人招待所的司机向市公安局报案后，又打电话向招待所领导报告了。招待所领导当即向上汇报，第十兵团司令部急令保卫部派员率警卫战士前往现场协助公安局警戒。如此，百货行外围又增加了一道封锁，连门前马路也暂时不准通行。所有经搜查确认与密件无涉的顾客一律暂不放行，让他们前往附近小学，留下姓名、住址等身份信息后，听候后命。
可是，一番折腾下来，所有人员逐一搜身、百货行店堂全部仔细搜查过，竟然没有发现失窃的皮包！
陆政当即下令向暂时滞留在附近小学的那些顾客调查：除了与机要专员解锦书一起“突围”的那三个汉子外，是否有人看见过另有他人离开店堂？
结果，至少有十人反映说，看见一个浓眉大眼、穿浅色外套、三十余岁的精悍瘦高个子穿过人群往外走，手里是否拿着东西众人都不曾留心，因为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被他那手“突围”的本领吸引住了。这人不但劲儿大，而且浑身有棱有角，凡是蹭着的人，无不觉得被他撞着的部位有些酸痛——正由于有这样两个特点，他的突围比解锦书等人容易得多，所到之处一路绿灯。
那么，此人是否携带了那个被窃的挎包呢？反映上述情况的顾客都说没有印象，现场人头济济，又被那人蹭得很不舒服，谁还会去留意这一点呢？再说，即便留意也未必看得清楚，现场到处都是人，视线被挡住了。
因为事关密件，福州市公安局（同时也是福州市军管会公安部，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和解放军第十兵团都意识到这是一起大案，既要特别重视，又不能擅作主张靠得太近。于是，立刻逐级向上级报告。很快，北京方面就做出了反应，认定该案系一起“特别重大案件”，确定交由华东公安部负责侦查。华东公安部接到北京电令后，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给华东特案组。
二、分析案情
10月31日晚，特案组一行七人飞抵福州，乘坐福州市公安局派来的汽车前往市局已经安排好的驻地。陆政局长和社会处及下设的社会科、行政处下设的治安科、刑事公安队（即刑侦队，当时归治安科领导）的负责人已经等候多时。
特案组组长焦允俊在抗战期间陆政担任苏中军区保卫部长时曾有一段时间受其领导，当即向老首长敬礼，又把郝真儒等特案组诸同志向陆政作了介绍。陆政说时间紧迫，也顾不上招待特案组同志吃晚饭了，就吃点儿干粮、喝杯清茶充饥解渴吧。
福州公安方面向特案组介绍了案情，前后大约也就花了个把小时，最后陆政对焦允俊、郝真儒说，根据华东社会部领导的指示，这个案件由特案组同志独立侦查，福州公安不参与，但须负起全力协助之责，市局已经给特案组配备了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你们在侦查期间需要什么帮助，只管提出来，要人有人，要物有物，总之不管需要什么都保证办到。最后他打个手势，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站到了焦允俊面前。陆政介绍：“这是老俞同志，由他负责联络工作，你们需要什么协助，找他就是。”
焦允俊跟老俞握手，马上提出了要求：一是立即与机要专员解锦书、第十兵团军人招待所司机小裴、从百货行和解锦书一起“突围”出来的那三个男子，以及目睹疑似嫌犯（即那个力气很大的瘦高个子）强行“突围”的那十名群众面谈，了解相关情况；二是立刻安排分局方面调查“金仁泰百货行”老板的政治面貌和经历，以及该商行的业务、员工等情况；三是要求市局治安科提供福州地面上的盗窃惯犯、江湖人物的名单和简况。
当天午夜时分，分头完成了与上述解锦书等十余人谈话后，特案组侦查员们聚集在驻地，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自焦允俊开始，各人先通报了与谈话对象的面谈情况，归纳起来与之前福州公安方面向他们所作的案情介绍基本一致。
接下来就是进行案情分析，焦允俊说让我们先试着推断本案的性质，是属于敌特分子选擇我机要专员作为下手对象所进行的有针对性的窃密案件呢，还是属于盗窃案犯误打误撞制造的普通偷窃案？
华东特案组七名成员中，除了副组长兼党支书郝真儒，其余六位都是搞秘密情报出身，焦允俊、支富德更是其中的老手，所以，对于本案性质的评判都有发言权。支富德提议先从是不是敌特分子作案这个方面进行考虑，很简单，换一个角度就是——如果我们中的某一位要谋取机要专员的这个挎包，通常会怎样策划？一番热议之后，众侦查员得出结论：如果是把机要专员作为特定下手对象来作案的话，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必须事先知晓机要专员的身份、使命以及抵达福州的时间；第二，必须获悉机要专员当天未能完成使命，以及下榻地点和入住军人招待所后的活动情况；第三，需要知道机要专员当天深夜入住野战医院的信息，因而根据病情对其出院时间进行预判；第四，根据预判情况进行伺机作案的安排布置；第五，从现场作案手法来看，具体下手的那个家伙即瘦高个子应该是一个具有武功的惯窃分子，很可能是江湖上这一行的成名高手，其作案之举系受人指使，指使之人就是负责执行该项使命的敌特分子了。
那么，对方是否具备这五个条件呢？大伙儿进行了具体分析。先分析第一个条件。首先，机要专员的身份、使命等信息，乃是一项极难获取的重要机密，机要专员执行使命的时间、地点，别说外人了，就是他的直接上级领导事先也是无法知晓的。此类使命通常都是突然下达，立刻执行，而机要专员的人选是随机指派的；而且经常有在已经指派后又突然改变人选的情况，这是出于保密工作需要而制定的措施。其次，机要专员的具体使命下达与选派其作为执行该项使命的人选决定是分开的，也就是说，下达使命的领导并不知晓会指派谁去执行该使命，而指派执行人选的领导并不知道使命内容。至于此行前往何处、是跑一个地方还是几个地方、所送密件应交何人等等，那更是未知数。连机要专员本人也是在动身前一刻才收到一道密封的命令，拆开看过后牢记于心，即刻销毁。
按照规定，机要专员即使完成使命后也不能透露执行使命的内容。这次解锦书最初就未向福州警方透露自己来福州前还跑过宁波和温州，直到华东特案组一行抵达后，他根据北京的电话通知获准可以向侦查人员透露，这才跟焦允俊个别说了说。所以，第一个条件外人应该是无法具备的。
往下的第二、第三两个条件，案犯如果具备，那就须获得可能潜伏于军方内部的敌特分子的配合，这需要特案组跟军方沟通，请第十兵团保卫部派员协助侦查员调查。由于解锦书吃海鲜导致腹痛而不得不去野战医院这个情节具有关键意义，所以看来对于当晚招待所食堂供应的海鲜的烹饪情况也需要作一专门调查。
第四个条件，如果确有敌特分子在起作用的话，应该比较容易被察觉，因为解锦书的出院决定和由招待所司机小裴接返招待所的决定都是有当事人的明确陈述可查的。但是，侦查员认为其中的偶然因素很大，所以认为可能性不大。
至于第五个条件，没有独立考虑的必要。因为那是具体作案手法，敌特分子作案也好，寻常刑事案犯作案也好，都是由“瘦高个子”那么一个家伙下的手。
接着，侦查员又分析了本案的另一种可能：会不会是普通刑事案件？
这种可能性当然也是存在的，而且不像前一种可能那样必须满足数项条件，只一条就够了——案犯知道这天“金仁泰百货行”照例要举行促销活动，人多必乱，打算趁乱作案，于是就事先潜伏于商行附近，待到活动开始，随同顾客涌入店堂，看见认为合适的对象就下手，而解锦书刚好成为了他的目标。
分析到这里，在场的侦查员形成了两种观点，焦允俊为首的支富德等四人倾向于后一种观点；沙懋麟、张宝贤二位则持前一种观点，理由是以瘦高个子显露出的那份作案手段，算得上是高手了，高手作案最讲究眼光毒，所盯的目标必须精准，贼不走空，出手必获重利。解锦书虽然背着一个挎包，可以被寻常小蟊贼认为装的是一包钞票，但对于高手来说，那就不能想当然，要吃准后才能下手。而解锦书之前的行动并没有给对方提供可供认证的机会，所以，高手不可能草率下结论，并贸然下手作案。如果瘦高个子是纯为谋取财物下手的普通刑事案犯，那他不会把解锦书作为目标。所以，他并不是冲财物而来，而是为窃取密件。
双方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对方。这时，郝真儒开口了，说两种观点相持不下，可以先往旁边放一放，这并不会影响侦查工作。因为即使大家持同一种观点，从这个案件的分量来说，我们也不敢贸然拍板立刻放弃另一种可能性，还是会安排专人进行调查，调查过后确实认为有充足的理由，方才可以放弃。所以，到底是哪一种可能性，待明天调查后再说。接下来，让我们把明天需要调查的内容列出来，大家看怎么样？
于是，特案组就对第二天要进行的调查进行了分工。
向第十兵团军人招待所和野战医院调查机要专员解锦书入住期间的相关事宜，这项工作需要得到军方的配合。焦允俊原想自己出马，但郝真儒说：“老焦你最适合跟地方社会方面打交道，与军方的联系还是由我出面吧。否则，让我去跟商人老板、江湖人士打交道，只怕因为不熟悉他们的路数弄巧成拙，闹个铩羽而归。面子上过不去倒不算什么，耽误了破案进度这责任可就大了。这个案子是北京派下来的，咱们可不敢有丝毫的掉以轻心啊！”
焦允俊说：“看来老郝同志还是属于知人善任的好领导，这话说得妥帖。不过，我想去跟军方打交道是存着一点儿私心的，没准人家客气，有烟茶酒肉招待，我这一放弃，便宜就让你给占了。这样吧，你看着办，有机会弄两包好烟回来，有福同享。”
郝真儒立马拉下脸：“你这同志太不注意小节，不是我批评你……”
焦允俊马上做了个停止的手势：“打住！时间紧迫，咱拣要紧的说。刚才说的招待所和野战医院的活儿就归你老郝了，剩下的对百货行老板和伙计的调查，还有对福州这边江湖上有名头的盗窃惯犯的调查统统归我。人员分工嘛，全组七人除去你我，剩下的五位由你老郝挑选，选几位以及选谁概由你决定，剩下的就归我。”
尽管郝真儒对焦允俊的“不注意小节”有意见，但对他擅长把复杂的事儿分解成简单方式的处置本领很是欣赏，当下点头赞同，说人手紧张，我要一位同志就行——就孙慎言吧，反正十兵团保卫部肯定会派员配合调查的。焦允俊说那剩下的四位就归我了，百货行和盗窃惯犯这两路的调查得同时进行，我和支富德各负责一路。说着，伸了个懒腰，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大家看还有什么要商量的吗？没有了？那就赶紧休息，明天开始干活儿！”
三、嫌疑对象
军方对特案组的支持非常到位，11月1日上午郝真儒、孙慎言两人过去时，第十兵团保卫部指派的七名保卫干部已经在会议室等着了。为首的田处长向郝真儒介绍了人员后，郝真儒把特案组需要调查的情况说了一番。事不宜遲，当下就同时进行双管齐下的调查。
郝真儒与三名保卫干部负责对招待所方面进行调查，招待所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张股长领着几个干事听候指挥。对招待所方面的调查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解锦书的真实身份招待所这边是否有人知晓；他抵达之前是否通知过所方；他的食宿是由谁安排的；这种安排跟其他入住招待所的外埠出差军人是否有什么不同；吃海鲜引起腹痛的详细过程及原因；除了海鲜，解在入住招待所后的那段时间另外还接触了什么饮食（包括香烟）；食堂炊事员以及司机小裴平时的表现情况，等等。
郝真儒生性谨慎细致，只要他负责的事情，不论巨细，都须亲自过问。现在摊上这样一起重要案件，自然更是小心翼翼，对需要了解的所有情况都是亲自接触，材料一一阅读，人员逐个面谈，现场直接察看，甚至还在解锦书那张床上躺了片刻。一番调查进行下来，结果如下——
关于解锦书的身份，军人招待所和野战医院方面直到现在也不清楚，因为根据保密规定，机要专员通常都是来去匆匆，随身备有数件证明，有地方也有军方，甚至警方的，视情出示。而像这次这样下榻于军方招待所，所方照例对所有入住者都是不登记的。入住者概先由兵团保卫部专人查验军人证件，然后出具住宿单，入住人持单前来住宿，同时使用内部电话通知招待所予以证实，住宿单上不注明入住者来自哪里、所在部队和级别，只写姓名、性别以及应安排单人、双人还是三人四人房间，伙食供应灶别（分大、中、小三种灶）。
解锦书的住宿单上注明住单人房、吃中灶，这就是招待所方面对他的了解。这个安排在方式上跟所有入住军人招待所的军人旅客并无区别，都是按照兵团的章程执行的。解锦书入住后的饮食由招待所安排，与当时入住的中灶旅客一致，茶水、膳食供应由所方统一提供，食堂厨师集中烹饪，分盆盛装送上餐桌，菜肴品种每周六制订；由于他住的是单人房间，照例还送上了水果和香烟，但解锦书并未碰过——这是机要专员的工作纪律规定的。
当天晚餐有大虾、海蟹、带鱼三样海鲜以及蔬菜、豆制品和蛋汤。中灶是同一锅烧出的，一共供应十七人，由两名服务员送上桌。十七人进食后，有两人出现不适，另一位不适者系南京华东军区总部来福州出差的同志，他的症状没有解锦书那么严重，未送医院，吃了几粒药片就解决了。解锦书出现严重腹痛状况后，招待所卫生员经验不足，手足无措，幸好当夜住宿者中有一位出差军医，检查后说必须送医院处理，所长这才拍板派车。
招待所的食堂炊事员、服务员和司机小裴都是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后从解放区入伍的军人，一个月前组建招待所时从部队选调来的，由于岗位特殊，所以经过政审，确认历史清白，表现突出，才批准的。这些同志都是山东、江苏人，在福建没有亲戚与其他社会关系。
另外，根据规定，招待所工作人员进出营房（即招待所）必须办理手续。经向门卫室核查，自当天下午四时许至午夜，并无人员出所；电话总机提供的通话号码也显示，该时段拨出的七个电话均是与驻军方面的内部通话。
如此，招待所这边没有发现与本案有关的线索。
另一侦查员孙慎言与军方保卫部的几位保卫干部一起去野战医院调查，那边的情况比招待所这边简单，涉及的人也少，无非就是解锦书入院治疗，住了半夜医院后，于上午九点三十分左右办理出院手续，由正巧来送患者后，空车返回的司机小裴接回招待所，途中就发生了意外，导致密件失窃。
郝真儒、孙慎言两个会合后，议了议，认为军方这边应该没有问题。该案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偶然性，案犯之所以能够得手，是因为有了一个作案的平台——“金仁泰百货行”的促销活动。但是，光有平台还不行，还得有主角，主角解锦书是自己走上这个平台的，而且是路过这里时临时作出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做出，不是别人能够左右的。所以，此案应该不是预谋作案。
再说由焦允俊主持的另外两项调查——了解“金仁泰”东伙的历史情况、现实表现，以及福州地面上有名气的盗贼的情况。
先說调查“金仁泰”。根据分工，那是支富德负责的活儿，他和沙懋麟两个先去了派出所，听警员老穆介绍老板程运鹏以及七名店员的情况，都是老实巴交的生意人和打工者，谁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团体组织，也没有干过歹事儿；而且，这家老字号百货商店在经商方面也算是守规矩的，程老板在坊间口碑不错，都说他为人厚道。
支富德要求老穆说说那些店员的情况，听下来发现那个账房先生是三个月前新来的。账房先生姓丁，名行海，五十开外，是一个精瘦老者，一直坚持习练武术，据说他一年到头每天都是晨打拳晚打坐。支富德因此联想到案发时那个以近似武力的手段“突围”而出的瘦高男子，就要求老穆说得详细些。
老穆是留用警察，四十多岁，福州本地人，从民国北洋时期就在南街分驻所干治安警了，二十多年没挪动过。福州解放后，他是南街派出所资格最老的一位警员，因此对管段内的各类情况都很熟悉。他一介绍丁行海的情况，支富德、沙懋麟二位顿时来了兴趣——
这位丁先生不但会武术，年轻时还干过海盗营生，不过干的时间不算长，三四年而已，后来自己主动离开了那个江湖上唤作“镇海魔”的海盗帮，之后开了一家煤球厂谋生。经营到1942年春天，煤球厂失火，连房子一并焚毁，彻底破产。于是就外出四处漂泊，直到今年5月才回福州。不久，“金仁泰”装修后重新开张，需要一名称职的账房先生，丁行海经人介绍，到“金仁泰”做了账房。
按说，像“金仁泰”这样的老字号通常是不会接纳一个当过海盗的人为店员的，更别说还当账房先生哩。但程老板却接纳了丁行海，这是什么原因呢？老穆说，这位丁先生在江湖上颇有面子，尽管他自己不是任何帮会的成员，但各个帮会以及武术门派都买其面子，这可能跟他以前干过海盗，再加上擅长功夫有关。事实也确实如此，丁行海在百货行的整个儿装修工程、进货操持中出力最多，很快就被程老板视为知己。
支富德、沙懋麟商量下来，决定跟丁行海当面谈谈。昨晚，支富德、沙懋麟到“金仁泰”了解案发情况时，已经跟丁行海见过面，此刻，丁行海被老穆传唤到派出所，见到支富德二人，倒也并不感到奇怪，主动表示“还有什么情况需要了解的，请尽管问”。侦查员对他比较客气，一口一个“丁先生”，一个递烟，一个递茶。
话题是从昨天多名顾客反映的那个瘦高个子开始的，问丁行海是否留意到现场有这么一个男子。丁行海说没有留意过，不是不想留意，作为“金仁泰”的新账房，店铺重新开张后进行的第一次促销活动，他当然要多用些心思，了解顾客的需求。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生意竟会这样火爆，柜台都差点儿挤翻。侦查员向他请教，从目击者的反映来看，那个涉嫌作案的瘦高个子可能会武功，听说你是这方面的行家，朋友圈里是否有这样的角色？
丁行海很谦虚，说自己习武就是为了强身健体，哪里敢称“行家”？试想，中国武术门派众多，技艺灿若繁星，光常用的兵器就有十八般，老朽只会点儿南拳，什么兵器都不会，呵呵……侦查员觉得这个回答有点儿牵强，继续问他是否听说过当地武术圈内有瘦高个子这样的对象。丁行海想了想，缓缓摇头。
再问他跟“镇海魔”海盗帮的事儿，丁行海说他确实在海盗那里待过，但干的是账房先生，并非直接下手杀人越货的海盗。干账房也是出于无奈。当年他搭乘一条商船从福州去温州，途中商船被劫持到海岛上，搭乘旅客全部被海盗作为肉票扣留，向家属发出勒索信件，限期十日，过期不来赎票则装麻袋抛海。丁行海当时尚未成家，父母已亡，只有两个哥哥，却全是惜财如命的嫂子当家，赎票信函写了也是白写，只好等死。没想到，在期限届满的那天清晨，“镇海魔”的账房先生突然暴病身亡。海盗已经摸清各人的身份，知道丁行海会算账，就留其一命，让他当了帮伙的账房。丁行海在“镇海魔”一待四年，后因患肝病被送回福州，算是退出帮伙。
被海盗放回家后，国民党警察局曾抓他蹲了半月看守所，上述情况，他已经交代清楚，警察局的旧档案中应该有当时的讯问笔录以及让他亲笔书写的供词。今年8月福州解放，市军管会张贴布告，勒令凡是参加过伪党政军警特宪以及反动帮会组织的人员前往公安局登记，他在公安局的登记材料上也是如实填写的。
沙懋麟问：“听说丁先生跟福州地面上的江湖人士比较容易沟通？”
丁行海拱手作揖：“老朽佩服！你们昨天才到福州，今天已经对我的历史情况了如指掌。而且，还那么照顾我的面子，只说‘沟通，不说‘勾结。既然把话说到这分儿上了，如果我再不把事情说清楚，那就是我丁某不识时务了。”
于是，丁行海不仅回答了侦查员的问题，还把自己对该案的判断向支富德、沙懋麟和盘托出——
丁行海脱离“镇海魔”回到福州后，原本很严重的疾病经过调理加上心情舒畅，竟然渐渐痊愈了。“镇海魔”不知怎么知晓此情，派人来叫他回帮，继续当账房先生。丁行海当然不肯，但又不敢直接回绝，就采用拖延策略。这当然瞒不过“镇海魔”老大段耀祖。段老大念及丁行海为帮里效力四年，从无差错，有两次还受命冒死去与对手谈判，为帮伙脱离险境作出重大贡献，就动了恻隐之心，未按帮规对丁搞灭口之类的行动，而是修书一封，说既然你不肯回归那也就算了，只是我们弟兄缘分未尽，尚应继续来往。这样吧，你以后在福州做你的事，有什么困难给我捎信，帮里定会替你解决；帮里如果有事情需要你伸手相帮，希望你也万勿拒绝。丁行海思忖再三，只有答应。
自此，他就成了“镇海魔”匪帮在福州的一个对外联络窗口，举凡海盗绑了票需要跟主家联系、成员有了伤病需要购药或者进城治疗，都请丁行海帮忙。丁本人当然不宜直接出面，老大就又派了一男一女两个手下以夫妻身份在福州开了一家小饭馆，供丁行海差遣。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42年春，段老大病逝“镇海魔”，散伙为止。
由于“镇海魔”势力强大，手段了得，尽管时间长了，丁行海与海盗有联系的风声渐渐泄露，甚至连警察局也知道，但没有谁为此跟他过不去，相反倒是都愿意给他面子，遇到纠纷都会求到丁行海门上，而丁只要一出面，事情也总能解决。后来尽管“镇海魔”散伙，丁行海与海盗方面彻底断了关系，但人们潜意识中总认为可能是藕断丝连，也可能眼下断了，但不久海盗还会请他出山，所以不但官商诸方仍旧给丁面子，就是福州地区乃至整个儿闽省的黑道都对他毕恭毕敬。当然，这必须具备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丁行海的所作所为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否则，这些人都是翻脸比翻书还快的主儿，肯定会立马还以颜色。
這样，尽管丁行海不再具体参与海盗、黑道的事务，但他跟黑道朋友的私人关系还保持着，互相之间有时会见个面，喝喝酒，聊聊天，逢年过节人家还会派人送份礼物上门。就是这种交往，使丁行海在不经意间知悉了闵地乃至整个东南沿海诸地江湖黑道的许多人和事，甚至一些连警察局都不知道的道上人物的底细、所作的案子、作案的风格以及互相之间的恩恩怨怨，他都门儿清。
这次“金仁泰”店堂发生的案子，让丁行海感到非常吃惊。他隐隐觉得这起案件似乎是冲着他来的。在他的江湖生涯中，尽管时时处处小心翼翼，没有碰过刀枪，手上更没有沾过血，但不可否认的是，经他的手写出的成百上千的赎票信、借粮函（勒索信件）、警告令等，肯定给不少人造成过很大的伤害，因而结下仇恨。按照江湖上“冤有头债有主”的规矩，这些账本应该是与段老大算的，但段老大已经作古，那就只有找其他帮伙成员了。这帮海盗散伙后早已各奔东西，无法寻找，对方为心理平衡，就想到了跟他姓丁的过不去一回——他的情况江湖上都知道，只要来福州一打听，就能找到他的下落。这样，就发生了“金仁泰”的这起扒窃案。
因为有了这份预感，昨晚丁行海几乎一宿没睡，脑子里像回放电影镜头似的对自己曾经经手的“海盗文书”一一复检，最后想到了一个可疑对象——神偷阿七！
四、神偷阿七
差不多同一时候，“神偷阿七”这个称谓也出现在特案组组长的讯问对象杜康汉的口供里。
昨晚，陆政局长与特案组一干侦查员分手后，立刻连夜落实特案组的要求，查摸并控制福州全市的惯窃犯。至清晨四时，全市十七名榜上有名的惯窃犯全部被带进了市公安局，尽管当场搜查其住宅并未有任何收获，但还是一律留置审查。
上午，焦允俊与侦查员张宝贤、谭弦三人跟福州市公安局联络员老俞会合后，前往市看守所。老俞事先已经给那边去过电话，所方得知一会儿华东特案组前来提讯，便知这个案子非同小可，所长、指导员候得焦允俊一行抵达，问明焦允俊三人是分三拨同时讯问一应惯犯的，立刻安排好提审室。焦允俊唤住正要吩咐看守员去里面监房提人犯的张所长，说不是我信不过看守所的同志，实在是这个案子太重要了，只好麻烦张所长、侯指导员二位亲自提解人犯；另外，讯问时麻烦您二位并老俞同志辛苦一下，守候在提审室外面，不准任何人靠近。案情重大，我们必须这样做，不便之处请包涵，回头破了案子我请你们喝酒。
被市局控制的那十七名惯犯，年龄最大的七十五岁，最小的十九岁，其中有一个是四十来岁的女子。这十七人的姓名曾频频出现在北洋政府、国民党、日伪政权的警察局刑事案卷中，那个七十五岁的董姓惯犯甚至在清末的巡防衙门和巡警局主管福州治安时就已经在和捕快、侦探们打交道了。焦允俊根据经验认为，这十七个惯犯的口供，合并起来就可以了解福州市乃至周边地区的贼情了，对那个盗窃密件的案犯的基本轮廓，也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受讯人自身的情况，公安局提供的简要材料上都有记载，为节约时间，焦允俊一概省略，直接问到“金仁泰”的那起案子，问对方是否听说，让对方说说这案子究竟是怎么作的，估计是何人或者哪个帮伙下的手。这起案子的作案手段堪称了得，按说这些惯犯不会没听说，可是他们之中十有八九都说“不知道”，只有那个七十五岁的老贼和三十九岁的杜康汉说他们听说过。
焦允俊问的第三个对象就是杜康汉。杜康汉说他听说过这种作案手法，焦允俊心里一松，马上翘起了大拇指，表扬杜康汉“老实”，还给了对方一支香烟。杜康汉接过来闻了闻，眯缝着眼睛瞥了瞥香烟上印着的品牌标记，说这位长官您抽这样的劣质香烟太掉身价了，要不叫看守员把我昨晚进来时搜走的那盒洋烟取来？焦允俊谢过杜的好意，说我使命在身，现在什么香烟都抽不出味儿来，你若是真想帮我的忙，那就把这种作案手法跟我说说，江湖上什么人最擅长用这种方式作案？我们的政策你也知道，立功受奖，如果你提供的情况对破案有用，不但立刻释放你，还可以奖你两条福州地面上最好的香烟。
杜康汉说，长官如果您放了我的话，哪怕是玉皇大帝抽的香烟给我两箱我都不稀罕，立马转手捐给野战医院的伤兵弟兄！兄弟不才，不过在道上也算是成名角色，江湖朋友送我一个绰号叫“无影镊子”，什么意思长官您一准儿清楚。在旧社会，咱没少做过劫富济贫的活儿，剩下的皮毛也够咱吃喝一辈子的了，哪里还会在乎两条香烟？
焦允俊寻思看来这主儿虚荣心很强，收集线索要紧，那就捧他几句吧。果然，捧得没几句，杜康汉就说出了一句话：“这个案子的作案手法看似简单，但真的干起来那是有相当难度的，其他不说，光是那割断用牛皮、钢丝合并缠就的挎包带子的‘快口（即刀片），那就不是寻常人能够打造得出的，至少在咱福州地面上没有这样的制作高手，在我看来，整个儿福建省也不见得有这样的能人。请教长官，您吃准那主儿肯定使用的是‘快口，而不是剪刀？”
这个，福州警方已经进行了技术鉴定，特案组侦查员自己也都仔细察看过，使用剪刀还是刀片留下的痕迹是比较容易分辨的，所以结论一致，肯定是用刀片割断的。而且，是用刀片轻而易举割断的，这就排除了用匕首作案的可能性。因为匕首再锋利，用于割断这种特制的挎包带也难以做到一挥而就。而如果采用类似“锯割”那样的手法，那就不但费时，还容易被对方感知。所以，焦允俊断言：“用的肯定是‘快口。”
杜康汉缓缓点头：“那我估摸这个案子多半是阿七下的手了。”
终于发现嫌疑对象了，焦允俊大喜：“阿七是谁？”
“我没见过，只是听说过。这位朋友是我们这一行的全能高手，举凡‘伸手无影’、‘狸猫换太子’、‘灯下黑’、‘白日捞金’、‘黑夜入室’等行窃技艺，无一不会，无一不精；据说还能飞檐走壁，高来高去。所以道上朋友都唤他‘神偷阿七。听说神偷阿七还是国术高手，曾经参加过擂台大赛呢。”
“照你这么说，‘金仁泰’这案子属于‘狸猫换太子之技了？”
“是的。干我们这一行的能够玩‘狸猫换太子’，那就已经算是得道了。”
焦允俊想想倒也是，能够把一件假东西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这种手段与真货掉包，那不仅仅是手法高明，还必须具有强大的心理素质，甚至可以说心理素质比动手能力更重要。焦允俊笑问：“那你的名号是‘无影镊子，应该也算是得道了？”
杜康汉回答：“我擅长使用各种长短不一、形状各异的镊子干活儿。在福州地面上，用这种手法干活儿的不超过十人，我算是头牌。但这种手法跟神偷阿七相比，那是芝麻和西瓜。所以，我想‘金仁泰’那案子只怕就是神偷阿七干的。”
接下来，就扯到了阿七的具体情况。可是，杜康汉却是一问三不知，不但没见过阿七，而且在他所相识的道上朋友中，对于阿七其人的了解也全都是停留在“听说”上，听说的内容五花八门，光是年龄、籍贯就有七八种说法。更离谱的是，有一个版本还说阿七是个女人。至于真实姓名，更是谁也说不上来。焦允俊于是说到了那个被至少十名顾客目击的瘦高个子，杜康汉认为那不可能是神偷阿七，因为既然用到了一个“神”字，那就不会留下踪迹。那个瘦高个子不但让多人见其真容，还使人感觉到他可能身怀武功。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所以此人肯定不会是阿七。
张所长把杜康汉押回监房后，焦允俊立刻叫停张宝贤、谭弦的讯问，说了阿七这条线索，让他们在接下来的讯问中了解一下此人的情况。他自己则把之前已经讯问过的惯犯重新一一讯问一遍，不问别的，单打听阿七的信息。“神偷阿七”这个称谓果然响亮，一提都知道。遗憾的是，跟杜康漢一样，这种知道不过停留在“听说”上，听说的内容并未比杜康汉更多。张宝贤、谭弦两个在接下来的讯问中遇到的情况也是如此。
这就是说，所谓神偷阿七不过是一个传说。那么，传说中的神偷阿七究竟是否存在呢？对此，支富德跟丁行海的接触中倒是得到了一个确凿的说法：神偷阿七确有其人！
丁行海告诉支富德，1941年7月，他还在经营煤球厂，暗中为“镇海魔”做些牵针引线的事儿。一天，段老大派人来交代一桩活儿，说帮伙抢劫了一条船，绑了一注票，意外发现其中竟有一位少爷。这位少爷据说是在上海洋学堂读书的大学生，暑假回宁波老家闲着无事，就搭乘渔船出海体验渔民捕鱼生活，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渔家乐”。不料，渔船遭遇海盗，少爷就给绑了票。海盗弄清楚少爷的身份后，认为奇货可居，决定狠狠勒索一笔赎金。段老大就派人向丁行海传话，让他速速修书一封，交来人直接从福州往宁波发电报。老大还委托丁行海以煤球厂为联络点，等宁波来人跟丁搭上线后，由丁通过“镇海魔”在福州的联络员跟段老大联系，届时会安排专人把宁波来人带去会见老大当面谈判。丁行海做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倒也并不担心，就按段老大的意思写了一封信，记得收信的是宁波“大茂海产品加工厂”老板孙少亭，想来就是那位被绑架少爷的老爸了。
电报发出后的第四天晚上，宁波方面指派的专人就来敲煤球厂的大门了。来人是“大茂煌银楼”的账房先生，姓宋，携来一份不菲的礼物，是送给这边的传话人丁行海的。同时还拿出一封未封口的信函交给丁行海，说请丁先生先过目。这封信是写给“镇海魔”段老大的，落款就是神偷阿七。信写得很客气，无非是江湖上的那些套话，先是“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劫富济贫，义薄云天”之类的奉承了一番，然后言归正传，说被绑的孙少爷是一位无辜学生，正在上大学，乃社会栋梁，目前正当倭寇入侵大敌当前危机重重之际，希望兄台念及愚弟薄面，善待孙少爷。至于“商借粮款”（匪盗惯例是把赎票称为借粮，因运输不便，故折成钱款）之事，当予玉成，请遣员与来人面议即可，云云。
神偷阿七的名号，早在数年前丁行海在“镇海魔”时就曾听海盗念叨过，包括段老大在内都将其当作偶像。但谁也说不上神偷阿七的详细情况，这更增加了此人的神秘性，他甚至以为可能此人并不存在，不过是坊间虚构。现在看了这封信，不禁一惊：原来江湖上真有神偷阿七其人，此番这个案子显然已经惊动了他。
按照江湖规矩，这封信其实是要“镇海魔”立刻释放孙少爷，只不过为顾及海盗的脸面，假言让海盗跟来人面议赎金。这个规矩，丁行海是知晓的。可是，他对此信函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他让那位宋先生在附近旅馆下榻等候消息。那么，他有没有赶紧行动呢？没有，他因煤球厂进原料急着跟上家谈生意（正值战争期间，煤炭属于紧俏物资），迟缓了两天半才把神偷阿七的这封信函送出去。
真所谓“天有不测风云”，就是这短短两天半时间，发生了无法挽回的变故——被关押于福州附近一座小岛上的孙少爷在两天半期间的最后一个晚上，与两个一起被绑票的渔民密谋偷船脱逃。三人行动时被海盗方面的看守人员发现，双方发生了打斗。但孙少爷三人哪是海盗的对手，结果一死两伤，死的恰恰就是孙少爷！
肉票意外死亡，这桩交易自然谈不下去了。而这时丁行海还不知道，把神偷阿七的信函让人送出去了，段老大阅后非常遗憾。不过，他当时势力正盛，也不在乎得罪了神偷阿七，连个招呼也没打，下令把扣下的渔船装上盛了孙少爷尸体的棺材和那两个伤员，让另外三个渔民驾船返乡。段老大很给丁行海面子，自始至终没有责怪一句，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大约过了半年，段老大病死，接着丁行海的煤球厂失火烧毁破产，他就去了外地谋生，一直到今年5月方才回乡，随后在“金仁泰”谋得一份工作。如果不是发生了案子，他根本想不起这件旧事。昨天出事后，丁行海想来想去，寻思要么这是神偷阿七对自己的报复？
五、燕氏铁匠
当天午后，特案组侦查员顾不上休息，聚合汇总调查情况后分析案情，焦点一致集中在神偷阿七这条线索上。
侦查员认为丁行海所言之阿七确有其人，这人显然是個窃术高明的惯偷，至于“神偷”之说，那不过是一个绰号，就像民国年间北京和济南冒出的“燕子李三”李景华和“李燕子”李圣五一样，会些轻功是肯定的，但“身轻如燕”那就是夸张了。至于丁行海关于神偷阿七因孙少爷之死对其实施报复的推测，则不合江湖规矩。
江湖上讲究“一报还一报”，这个“一报”之还，是要分量对等的，即如果甲欠乙一条人命，通常乙报复时也取甲方一条人命；乙方抢劫甲方，甲方还你一桩盗劫案子。在孙少爷之死这件事上，“镇海魔”欠的人命债主是孙家，而不是阿七，欠阿七的是没给他面子立刻把人给放了。所以，照江湖规矩来说，阿七如若要还“镇海魔”一报，那就是当“镇海魔”段老大有事出面向阿七求助时，阿七也不给老大面子，如此而已。再说，丁行海并非“镇海魔”之人，他充其量不过是这伙海盗的一个编外人员。像阿七这样的主儿，既然江湖上名头很大，那就应该知晓规矩，即使要还一报给对方，债主也是段老大，可段老大已经死亡，所以这笔债也就断了。因此，即便真是阿七作的案，也不是冲丁行海来的。
那么，阿七是冲什么下手的呢？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冲钱财而来，他知道10月31日是“金仁泰”新开张后的第一个促销活动日，可能是想来看看热闹，顺带领领市面，这个市面并非商品市场交易，而是福州解放后新政权统治下的治安情况如何，算是一种“业务考察”，用以决定是否需要调整他的作案活动。也就是说，他并不是来百货行作案的，以其“神偷”之名号，冲某个参与抢购廉价商品的普通顾客下手，这种大掉身价的动作只怕打死他也不肯干的。
既然如此，机要专员的挎包怎么给“狸猫换太子”换掉了呢？那应该是有原因的。或许，阿七看见解锦书背着这么一个挎包，以为这个公家人是哪个政府机关的采购员，带着现钞来采购，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伸伸手吧，也算是给福州这边的同行报个信：俺阿七到此一游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阿七受敌特方面指使，专为窃取我方机密而来。尽管之前的案情分析已经对于这种观点有不同意见，诸如机要专员赴福州出差系重大机密，敌特分子不可能事先刺探到这类情报之类，但是，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即阿七接受的使命并非针对类似机要专员这样的特定对象下手，而是受命伺机物色在福州地面上出现的所有可能身携机密的我方人员。毕竟福州是东南沿海前线城市，又是处在金门战役失利之后的敏感阶段，这种时候敌特对我方的一举一动肯定都是极为注意的，不管哪一类的情报，能够窃到手就好。因此，阿七在发现我机要专员露面后就果断下手了。
特案组的两位领导焦允俊和郝真儒没有参与不同意见的争论，一向比较沉得住气的郝真儒见众侦查员欲在上述问题上辩个清楚，不禁皱眉。这么重大的案子，时间紧迫，哪里能容这么耗费时间啊！可是，他一时又不知该如何处理才好，于是就在纸上打了一个问号，推给旁边的焦允俊看。
焦允俊也正有同感，当下便打了个篮球场上“暂停”的手势，说诸位恕我打断，现在虽是分析案情，但不是深入探讨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坐着，喝茶抽烟说着话，北京、上海的一干领导可都在伸长脖子等着破案的消息呢！这个案子太重大了，实在耽搁不起，咱们就先不探讨了，把活儿干完了休整时再聊。现在咱们要说的就是围绕一点——应该怎样开展下面的工作，无非就是查案犯和找赃物。当时现场的情况是这样的，失主发现挎包被窃后，立刻封锁了现场，而据至少十位顾客提供的情况来看，只有那个瘦高个子在失主发现失窃之前匆匆“突围”离开了现场，所以这个瘦高个子就是嫌疑人。从作案手法来看，跟今天获悉的那个神偷阿七的技艺特征相符。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盯着那个瘦高个子的下落进行调查。大家对此有异议没有？
一干侦查员听着都点头。他们在昨晚抵达福州伊始就已经听了当地警方对该案的情况介绍，本来关于案犯对赃物的处理应该还有一种可能，即案犯作案后是否会把挎包通过百货行的某个店员转移到店内去了。可当时解锦书已经亮枪控制了现场，而不久之后赶到现场的公安人员不但逐个搜查了顾客，还搜查了包括百货行老板在内的全部店员以及柜台内属于店员活动的区域，并未发现赃物。查问店员，他们互相可以证实在此期间没有任何人离开过现场。稍后增援的警员赶到，又对整个儿百货行内部的库房、宿舍、厨房、堆放杂物的偏屋甚至水井、荷花缸等所有可以藏匿赃物的地方进行了搜查，并未发现挎包。因此，挎包的去向只有一个——已经被人带离了现场。在此期间离开现场的只有那个瘦高个子，所以，那厮是神偷阿七也好，是其他技艺高超的某个道上高手也好，反正盯着他追查肯定没错。
不过，要追查这个目标难度特别大，因为目前对此人的情况除了身高、年龄、大致相貌（没有人看得很清楚）有所了解外，其他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大家在讨论具体如何进行调查时，有人提出与此同时有必要着手核查那个神偷阿七的信息。
焦允俊点头赞同：“言之有理！”转脸问郝真儒，“老郝，你看该如何查摸这个阿七的信息？不瞒大伙儿说，俺老焦对这个目标也很感兴趣，即使他不涉本案，我也想见见他，跟他聊聊。”
郝真儒出了一个主意，立刻以华东特案组的名义向浙江、山东、江西、福建四省公安厅，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四行署的公安处以及上海市、南京市公安局（当时南京归中央直接管辖）发急电布置查摸与神偷阿七相关的信息，要求六小时内完成，这边立等回音。郝真儒一边说，一边已经起草了一份电稿，请特案组长审核，焦允俊在“立等回音”四字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会议结束，众人立刻着手调查那个瘦高个子的情况。
众侦查员认为，既然福州地面上十七名一流盗窃高手都不认识也没听说过这么一个瘦高个子，那可以断定这是一个从外地流窜来福州的主儿。这厮不是本地人，那就有一个在福州逗留期间的落脚问题，他下榻何处呢？总不见得10月31日当天上午抵达本市，就立即下手作案。这种情形不是没有，但跟他所显露出的那手高超的行窃手段不相符。
高手作案都是从容镇定，先要观察当地情况，了解福州地面上黑白两道的规矩，否则，强龙难敌地头蛇，他本领再大也没用。而从具体操作程序来说，还有一个赃物得手后的检视过程，就是要把所窃的那个挎包打开，看看里面有些什么值钱物件，是否有不适宜保存或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的东西必须立刻处理掉的，这就需要一个可靠的地方。对于寻常扒手来说，这并不犯难，实在没有地方，就钻到茅厕去进行这个程序。但是，像瘦高个子这样的高手，如果这样做就有失身份，一旦在江湖傳开，那就会贻笑大方。因此，特案组决定把追查瘦高个子在福州的落脚点作为突破口。具体做法是，先集中调查全市五个区的旅馆、寺庙、道观，如果没有发现痕迹，那就扩大到与市区接壤的周边郊区乃至邻近县市。
焦允俊请市公安局指派给特案组的联络员老俞立刻与市局联系，要求迅即调派警员协助特案组执行这项调查行动。他与郝真儒商量后，决定郝真儒留守特案组驻地负责协调全盘工作，其余六名侦查员，抽调两名负责指挥支援警力对全市五个区的旅馆进行旅客登记入住资料的查摸，焦允俊、沙懋麟、张宝贤、支富德四人一分为二，各率警员对全市的寺庙、道观进行调查，了解近日是否有人落脚。
老俞把电话打到陆政局长那里一汇报，陆局长当即命令，全市五个公安分局以及下辖的二十一个派出所根据特案组的要求足额配备警员投入查摸工作，手头的其余工作一律让路，人员不够，则抽调内勤警员出动。
焦允俊没有想到，特案组此次执行使命的第一回全体出动，就撞上了好运，他和张宝贤在去台江区南门兜的道教名观照天君宫访查时，与要访查的那个瘦高个子撞个正着！
当时，瘦高个子正在后院的空地上跟两个道人聊天。焦允俊、张宝贤对能够一下子就与这厮劈面相遇没有思想准备，最初把三人瞄在眼里时并未迅速作出反应，都把目光移向别处。不料，瘦高个子说得兴起，随手掏出香烟，却发现火柴盒已经空了，见佯扮游客的焦允俊、张宝贤两人正好走来，便迎上前来意欲借火。侦查员出于那份职业习惯，当然将其尊容尽扫眼帘。这一扫，焦允俊便是一个激灵，在把火柴盒递给对方时迅即对张宝贤使了个眼色。张宝贤也已注意到此人似乎符合嫌疑人的特征，便眨了下眼睛作为回应。
这时，另外几个便衣警员也跟了上来。焦允俊朝点燃了香烟转过身准备继续和两个道人聊天的瘦高个子动了动下巴，便衣立刻上前，把那三人围住，亮明身份进行盘查。果然，瘦高个子说他是10月30日从长乐来福州的，下榻于照天君宫客房。几个警员按照平时的办案路数，往下也不问什么了，也不请示焦允俊，立刻出手将其控制起来，铐上了手铐，喝令对方蹲于一棵大树下。焦允俊、张宝贤过去问了问，瘦高个子承认昨天上午曾去过“金仁泰百货行”。这就够了，看来没有铐错对象。
这么大的案子，焦允俊也顾不上考虑往下的行动会产生什么影响了，立刻下令控制道观大门，不准任何人员出入，同时派警员去附近找电话，致电特案组驻地向郝真儒通报情况，让老俞立刻与市局联系，调派五十名警员过来。
郝真儒与增援警员匆匆赶到后，焦允俊让老郝主持搜查，他和张宝贤则在道观内选了处空屋对被控制的瘦高个子就地进行突审。哪知，问下来却发现，这只是一个五彩缤纷的肥皂泡泡——
瘦高个子名叫燕飞矶，是长乐一家铁工铺子的店主，祖传数代铁匠。他从十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打铁，二十多年下来练得一身好筋骨，膂力过人。虽从未习练过武术，但力大加上筋骨结实动作灵活，据说曾跟会武术的人交过手，以一敌三竟还占了上风。那么，燕飞矶跑到福州来干吗呢？
原来，他原本平稳的人生小船在三年前出了问题。先是1946年8月，其十三岁的独生子游泳时溺亡。又过了一年，其妻悲伤过度，患上了精神病，去年冬天投水身亡。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此破碎，原本嗜酒的燕飞矶自此就没了生活信念，经常因喝酒误了活儿，有时还会打骂店里的伙计、学徒。最后，四个伙计、徒工全部被迫离去，另投门户。燕飞矶没法儿继续在长乐生活下去，遂把铁工铺子连同自己的住房变卖，跑到福州，要投奔照天君宫做一名道士。
燕飞矶此举倒也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些根据的。长乐燕氏铁工旧时在福建有点儿名气，因为燕家祖籍北地，燕飞矶的祖上曾干过宫廷内的活儿，其技艺之精可以想象。燕飞矶从少年时学打铁开始，就曾随受邀前往福州照天君宫的祖父、父亲去道观制作过铁器；长大成人后也曾单独前往干过活儿。大前年正月，他还带了伙计、徒工各一去照天君宫打制了道观内的全部易损铁器。因为活儿干得好，被正好前往道观的福州警察局一个头目看见，次日即派人来道观向燕飞矶发出邀请，让他们三个为警察局打造两百把匕首、三百副镣铐，遭到燕飞矶的拒绝，理由是燕家有规矩，每到一地只给一户东家干活，不能给另一户东家干哪怕只是打一把菜刀那样的零星活儿；多年来，燕氏铁工在福州只向照天君宫提供服务。
当时在场的监院担心警察局会对他报复，燕飞矶说他不怕，大不了以后不做铁匠，投奔照天君宫做一名道士。于是监院对燕飞矶说：“照天君宫随时欢迎燕师傅！”
有监院这句话托底，燕飞矶遭遇家庭变故后反复思量，最终决定投奔照天君宫。他是10月30日抵达福州的，监院正好去泉州办事了，接纳燕飞矶入观为道人之事必须由监院拍板方可，知客就安排燕飞矶暂时住下。
燕家在福州有一位世交凌某，也是铁匠，以往燕飞矶来福州，总会抽空去拜访一下。这次原想是来投奔道观的，从此也就不应跟外人来往了。但事不凑巧，监院不在，一时还当不了道士，寻思闲着也是闲着，就想还是去一趟吧。因为生怕监院回来错过了第一时间显得心不诚，他决定上午早些出门。不料离开道观时，正赶上知客派遣一个道士往一位与道观素有往来的绅士家送些道观自种的蔬菜、水果以及自榨的麻油，东西比较多，一副担子挑着有些吃力，燕飞矶就相帮挑了一担。这样一来，就耽搁了一些时间。
送完东西，燕飞矶和那道士分手，便去凌铁匠那边。路过“金仁泰百货行”时，燕飞矶见旁边巷口、街边以及附近其他店铺内站了不少市民，一个个脸上露着兴奋的神情，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就驻步向路过的一个老婆婆打听这是怎么回事，方知原来“金仁泰”今天要举行促销活动，人们正等着老板敲锣发出开始信号。正说到这里，所谓的吉时已到，一声锣响，人们纷纷往百货行里奔。燕飞矶忽然想起自己去拜访凌铁匠，原该是要买一份礼物的，既然这边搞促销活动，何不就挑选一件拿得出手的东西作为礼品？其实这时他已经被人群裹挟着往店堂方向去了，当下也就顺水推舟随同入内。
那么，进去后怎么又出来了呢？据百货行的伙计说，出事前并没有瘦高个子那样的顾客买过什么东西。
燕飞矶还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心平气和地告诉焦允俊、张宝贤：“我没有买东西就出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据燕飞矶说，他还没挤到柜台边时，纯属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衣袋，忽然发现自己的钱包没有了！他顿时一个激灵，脑子里飞快地转了转，回想起昨晚在照天君宫客房里睡下时，是把钱包放在枕头底下的。这个动作对于他来说，比较生疏，今天早晨起来竟忘记取了。他担心钱包会被打扫客房的小道士顺手拿走，于是马上离开百货行，急匆匆赶回道观——这就是燕飞矶“突围”而出的原因。
燕飞矶在作上述陈述时，张宝贤埋头记录，焦允俊则不错眼珠地紧盯着对方，特别留意他的神色，一边听一边迅速作着分析判断。待到燕飞矶说完，焦允俊心里一沉，直觉告诉他，这个人十有八九说的是实话。当然，侦查案子不排斥直觉，但直觉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定案需要事实。焦允俊到门外唤来老俞指派的三个便衣，吩咐他们把燕飞矶带到另一间屋子里临时关押，把知客和那个奉命去给富户送东西的道士唤来，向那二位当面了解情况。
道观的一干道人和游客等悉数被集中一处暂时限制行动。难免有人觉得岂有此理，口出怨言，知客正在勸说。那个送东西的道士先过来了，证实了燕飞矶的说法。接着，知客也来了，问下来，所述内容也与燕飞矶说的相同。
没多久，郝真儒指挥那五十名警员对整座道观的搜查结束了，没有发现失窃的挎包，也没有搜出违禁物品。三个侦查员一碰头，相视苦笑。这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焦允俊说撤吧，不过得把燕飞矶一并带走。这个案子太大了，每个涉嫌人员都得经过几道审查关才能放人，还得请在“金仁泰”跟这个燕飞矶打过照面的那十名群众辨认，看他跟那个瘦高个子是不是同一人；另外，还得连夜派员去长乐县核查燕飞矶的一应情况。郝真儒点头赞同，说这事就得这样过细处置。
由于时间紧迫，特案组一干侦查员也顾不上休息，匆匆吃过晚饭后立刻分头行动。两名侦查员驱车夜赴长乐核查燕飞矶的情况，其余人则立刻着手汇总分析华东各地公安机关收到特案组协查神偷阿七的通知后反馈回来的情况。
赴长乐的侦查员抵达目的地后，即与县公安局联系协查，当晚查实了燕飞矶所言属实，而且燕历史清白，向无劣迹，不可能涉案。次日，燕飞矶即被释放，仍去了照天君宫。这时监院已经返回，却因燕飞矶给道观惹上了这样一桩麻烦而不肯接纳。不过监院念及以往交情，介绍燕飞矶去了本省的另一座道观。
六、兵分两路
却说焦允俊和其余四名侦查员连夜汇总分析华东各省、行署公安机关反馈来的关于神偷阿七的信息，发现福建、浙江二省，苏南行署以及南京、上海两个归中央直管的特别市都曾有过关于神偷阿七作案的传说。之所以说是“传说”，因为各地公安机关接到特案组的协查电报后，由于时间紧迫（要求六小时内反馈），采取的调查方式跟特案组在福州市的查摸相同，都是直接找当地旧社会黑道上的名盗惯犯了解情况。这些对象，半数以上都在看守所或者监狱待着，剩下的要么是老弱病废，要么四处躲藏，不容易找到踪迹。
好在这两部分对象都是当地道上名流，早在解放前夕，各地中共地下党人在收集编制本地社情时，都已经把各人情况调查清楚，交给组织的材料中，其姓名、诨号、作案手法、家庭情况、住址、社会关系都写得清清楚楚。这些材料都受到了新政权的军管会公安部和社会部的重视，各地都将该材料列入紧急编制的内部社情手册中，供相关部门在接管前后使用。调查这些人的时候，只要翻阅社情手册，就可以直接或者辗转查到这些对象的下落，派员分头进行讯问，将外调情况报知特案组。不过，由于都是口述内容，所以只能称为“传说”。
特案组侦查员对上述传说进行了分析梳理，发现这些地方中有关于神偷阿七直接作案内容的是福建、浙江两省和南京市，苏南行署和上海市只有道上对神偷阿七在外地作案如何了得的传闻，没有在本地作案的说法。而在福建的作案情况，福州市没有发生过（这个情况之前特案组在向十七名惯犯调查时已掌握），仅在厦门有过一起作案的传闻。神偷阿七在浙江省会杭州市曾作过一起被道上同行津津乐道视为“经典名案”的案件，在南京也有一起案件传闻，南京市公安局的电报中说有留用刑警回忆曾有同事承办过该起案件，可能遗有卷宗，已经安排连夜查找。上述数起案件中，有两起的作案手法与福州这边10月31日发生的密件失窃案情形如出一辙，也是用“快口”割断背带后掉包。这两起案件，一起发生在杭州，另一起发生在南京，两案相隔时间仅一周，分别为1935年9月8日与15日。
特案组据此认为“金仁泰”账房丁行海怀疑10月31日的案件系神偷阿七所作的说法确有根据。当然，这也存在着一个使人想不通的难题：神偷阿七下手窃得那个挎包后，人也好，赃物也好，到底是怎样离开现场的？
从常理来说，只有两种方式逃离现场——内遁和外逃。内遁就是作案后进入只有店员才能进入的柜台里面的区域，然后进入百货行内部，由于没有后门，只能通过攀墙越脊的方式逃离。另一种方式就是像燕飞矶那样“突围”而出。可是，不管是内遁还是外逃，都须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内遁，作案得手后须攀越柜台方可进入内部，但店堂里的众多顾客和柜台之内的店員都没有看见这一幕；外逃，那则必须像燕飞矶和机要专员离开店堂那样强行突围，那动静还能不惊动其他顾客？
焦允俊不禁自言自语：“这就奇怪了，莫非这个神偷阿七身怀绝技，可以隐身而去？或者像茅山道士那样会穿墙术，穿墙遁去了？”
郝真儒马上阻止这种胡言乱语：“焦允俊同志请注意，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能宣扬这种无稽之谈！”
焦允俊说：“那么，老郝同志认为神偷阿七是怎么离开现场的呢？”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请大家一起分析。”
于是继续分析，当然还是离不开焦允俊的那种排除法，把想得到的每一种可能——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逐一列出，予以排除，最后大家的思维停留在一种似乎勉强可以接受的可能上：神偷阿七有同伙，而且还不止一个，作案得手后不是人突围，而是把赃物悄悄往外传递，几个人转手，转到门口那个人的手里后迅即携赃而遁。而这时，失窃的机要专员还没有发现遭窃，其他顾客也没有被惊动。
郝真儒做着记录，点头道：“看来，就是这种手法了。”
焦允俊沉思片刻后开了腔：“总觉得似乎有些牵强，一个在十四五年前就已成名的高手，作案还要带几个下手相帮，他的‘神体现在哪里呢……算了，不在这上面纠缠了，还是商量商量怎么找这位高手吧。”
一番讨论，于午夜过后定下了下一步的方案：特案组分两拨，由焦允俊、郝真儒各带一拨，分头前往杭州、南京这两个曾经发生过类似案件的城市，查摸神偷阿七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顺藤摸瓜找到他的下落。
焦允俊说：“老郝，咱俩谁去杭州谁去南京？公平起见，是不是像《水浒传》里的宋江、卢俊义分领兵马攻打东平府东昌府那样抓阄？”
郝真儒皱皱眉头：“比喻不当。你先选吧。”
“嗬嗬，发扬风格，还是你先选。”
郝真儒想了想，选了南京。郝真儒带三人——沙懋麟、张宝贤、孙慎言，焦允俊带两人——支富德和谭弦。支富德、谭弦去长乐调查了，估计得下半夜才回来，焦允俊让郝真儒四人先出发，他们三个会合后再走。郝真儒打算请老俞通过市军管会联系飞机，焦允俊说还是我们自己直接向上级报告，请上级跟空军联系吧，这样可以快一点儿。
联系的结果，两拨人还是一起走，军用飞机先把焦允俊三人送到杭州，再把郝真儒四人送往南京。
焦允俊、支富德、谭弦三人抵达杭州时，浙江省公安厅派来的一辆中吉普已经在机场等候他们了。浙江这边跟福州市公安局一样，也指派了一个联络员，这辆中吉普就是特案侦查员的座驾了，临时驻地安排在武林门的一处有警卫日夜站岗的花园洋房，不知是属于哪个机关的。三人入住后，谭弦说这会儿老郝他们也该到南京了吧，我们得赶快投入工作。不过，我想他们可能会先发现阿七的线索。
焦允俊问：“为什么？”
“因为神偷阿七在南京作案后，国民党刑警曾经进行过侦查，肯定会留下卷宗材料。老郝他们只要从旧卷宗中寻找线索，几乎是现成的活儿啊！”
焦允俊冷笑：“嘿嘿，想得倒美！”
“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按照当时的情况，像神偷阿七这样的案犯，作下了这等富有传奇色彩的刑事案件，新闻媒体肯定跟进。如果旧刑警的调查果真有所收获，那报纸肯定有报道，而且还不止一家报纸报道。如果真有报道，南京市公安局反馈的协查结果不会不提及。可是，电文中只说到了旧刑警侦查，没有说到旧报纸报道，那就说明报纸没有报道。没有报道的原因，我想应该是国民党刑警对神偷阿七的侦查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焦允俊的判断是否准确呢？且看郝真儒等四位侦查员抵达南京后的工作情况——
郝真儒一行抵达南京明古宫机场后，跟焦允俊三人在杭州的情况相同，也即被已经等候在机场的南京市公安局的汽车接走。南京市局对协助特案组的这次调查非常重视，光联络员就派了两名，陪同郝真儒等直接前往市局刑侦处。
刑侦处这边的消息乍听着使人乐观不起来：1935年发生的那起神偷阿七所作的盗案的卷宗已经毁于两年后侵华日军攻占南京的那场灾难中，当时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刑侦大队组建的五人专案组的成员均已离开警界，昨天接到特案组的协查电后，刑侦处已经安排专人寻访那五名旧刑警的下落。
正说着，寻访消息报上来了：五名刑警中有二人在南京陷落时离开南京，至今下落不明；一名已在1942年病死；一名在抗战胜利后出任分局刑侦队长，据说另有“保密局”特务的身份，解放前夕逃往台湾，现在台北市警察局任职。还有一个名叫郭煌的小老头儿，1936年办案时涉嫌营私舞弊，被警察厅开除后在夫子庙开了一家杂货铺，现仍在经营。
郭煌随即被接到侦查员的临时驻地，被待为上宾，烟茶之外，还有糕点水果。郭煌时年五十挂零，侦查员算算，他在1936年被警察厅开除时也已经三十四五岁了，如果是十八岁当刑警的话，那当时也算得上老刑警了。但了解下来，郭煌却只当了三年多刑警。在他三十岁那年，他离开原打工的“大福米行”后，盘算着另找一个饭碗。正好报纸上刊登首都警察厅招收新警察的广告，于是就去面试。人家见之嫌其年龄稍大，个头也小，郭煌便撸起衣袖，露出两条布满腱子肉的胳膊，说自己在米行干了十四年，个头儿不算高大，但有力气。面试官中的一个姓陈的格斗教官便起身试其力量，果然言之不谬，就把他收下了。
在警察训练所接受了半年训练，郭煌被分配到首都警察厅，见习期满后，成了一名正式刑警。当然，独立破案是不可能的，只能给那些跟他年龄差不多甚至还小些的老刑警打下手，是否学得到破案本领、学多学少，那就看他是否努力了。郭煌还算肯下功夫，再说因为力气大，每次捉拿案犯都是一马当先冲在前头，因而赢得了老刑警的好感，人家也乐意点拨他。一段时间下来，他的进步还是蛮大的，这也是他在1935年9月间发生那起惊动南京市长的盗窃案后被抽调到专案组的一个原因。
那起案子发生在1935年9月16日。这天傍晚，一位浑身珠光宝气的少妇乘坐一辆豪车来到国府路中央饭店出席私宴。这天正好同时有三场婚礼在这家著名的高级饭店举行，宾客盈门，摩肩接踵。少妇下车后，东道主——上海裕德公司董事长太太田静贞指派在饭店门口迎宾的管家立刻迎上前去，引领着往里走。田太太订的包房在二楼，从饭店大门口到电梯口这段不过三十多米的距离内竟然就有窃贼尾随该少妇身后，边走边下手，得手之后携赃物全身而退。待到少妇至电梯前驻步时，发现别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自己，扭头一看，原来挂于左肩的坤包已经换成了一个布兜，布兜的两个耳襻连接在被割断的皮带上。
中央饭店的保镖（即如今的保安）立刻相帮寻找案犯，然后报警。保镖领班打过电话后连连摇头，说这手作案本领，一看就是手段高强的老贼，这种家伙早把进退路线以及应急措施都看好想透，一旦下手，肯定能够全身而退的，否则，他以后还凭什么在江湖上混？南京市的最高警察机构首都警察厅接到报警，立刻指派刑侦大队及分局刑侦队共出动二十名刑警，抵达现场后一看苦主那个坤包背带的茬口，一干刑警头就大了，意识到他们遇上了高手。
接下来的消息使刑警更头痛了——苦主是南京盛烨公司老板之妻印玉霞。资本家妻子倒还不算什么，要紧的是印氏的表兄是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常务副部长）兼钱币司长、握有财政部发行证券之权的徐堪。徐不但是高官，还是孔祥熙的心腹，并颇受被称为“无冕女王”的孔祥熙之妻宋蔼龄的赏识，之前刚作为主将替宋女王主持了“民国股市三大炒”之一的“宋蔼龄谋炒二三关”之役，使宋蔼龄获利千万。印氏有这么一层关系，肯定会向警方施加压力的。果然，现场勘查刚刚结束，上面的“限期破案”命令就下达了。而这时恰恰又接二连三发生恶性命案，刑侦大队正好有了警力不足的借口，只组建了一个五人专案组负责侦查该案。
郭煌就是这个专案组的一名刑警，当然，无论资历还是破案本领，他都只能排在末位，只有年龄可占优势，除了组长管金生比他大几岁，其余三个刑警都比他小。接下来，发生了匪夷所思也是首都警察厅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一幕，专案组召开首次案情分析会时，苦主印氏不知是从哪里获得的消息，竟然闯来了，名谓送交失物清单，但把清单放下后卻不走了，坐在那里说要听听刑警打算怎样破案。更使刑警不满的是，印氏在旁听案情分析时，还不时插嘴批评刑警，刻意“纠正”他们的观点。众刑警又好气又好笑，最后被正好来办事的一位高级警官看在眼里，出去给上司打了个电话，这才设法将其劝退。
专案组自此就不再在警察厅商议办案事宜，宁愿轮流去下面分局临时借用办公室、会议室，甚至就在食堂举行案情分析会。如此，一干刑警达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决定：消极侦查，拖着不办，最后作为悬案挂起来。
印氏提交的失物清单显示，她这口坤包里的物品价值不菲：现钞若干，准备席间更换的白金项链、黄金手链、钻石戒指一套，股票两张，分别为八百股、一千股，按当日交易价合计两千余元，另有准备请同时赴宴的古玩业老法师估价的北宋皇室印章一枚，总计价值不少于六七千元。
这笔金额在1935年时是一笔巨款，所以这案件绝对是一起特大盗窃案。专案组开始侦查后照例布控，但次日中午却从证券交易所报来消息，说那两张股票已经转手。当时的股票交易不是通过交易所，而是可以由持有证券交易经纪人资格执照的交易人在任何场合进行中介买卖，认票不认人。股票是铜版纸铅印，正面由发行公司（厂家等）用毛笔写上持有人姓名、持有股数，背面印着交易记录空白表格，转手一次则由经纪人填写交易日期、转让给何人，不写交易价格，以免影响下次交易时的议价。交易价格是经纪人从交易所获悉后当场通知买卖双方的。
那时候没有网络，无法即时交易，基本上一天只有上午下午开盘时的两个价格。尽管刑警已经连夜通知证券交易所转告持证经纪人注意布控，但交易所只是在门口张贴了一纸告示通知经纪人。经纪人并不是每个交易日都去交易所的，颇有一部分只是在手中有股票需要交易时才向交易所打个电话询问一下。而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没有义务协助警方布控，交易所的头头儿也根本没把这当作一回事，不会特地吩咐工作人员该如何如何（避免迟滞股票交易）。窃贼显然是知晓这种套路的，头天傍晚把坤包窃到手后，次日上午竟然就敢拿着股票去夫子庙喝茶，在茶楼里由经纪人作中介完成了交易，然后扬长而去。经纪人呢，直到上午结束交易时才打电话向交易所告知经手中介了这么两笔股票，以作为下午这两个股票的交易定价参照。
刑警于是就去找那个经纪人，了解卖出那两张股票者的外貌，却是一个年约六旬的老头儿，穿一件七八成新的薄竹布长衫，手持一把黑色折扇，双目有神，话语不多，点到为止。这老头儿的穿着打扮虽然极为寻常，但他的言语举止所透出的那份气质却显示出他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文化似乎也不低，没准儿是前清秀才也难说。刑警要求经纪人说说具体形貌，获得的相关信息是：身高大约在一米七至一米七三之间，由于比较瘦，腿也长，看上去显得个子比较高；长方脸面，头发黑中夹白，耳朵较长，额头开阔，一双眼睛看上去略小，牙齿白洁，没有长期吸烟留下的黄斑污垢。
问及对方的口音时，经纪人想了片刻，说这一时还很难说得准，听上去简直有些南腔北调，但细细听，还可以分辨出带点儿江浙口音，这人应该是属于浙江东部、江苏南京以及上海郊区一带（即后来所谓的长三角）人氏。继续往下追问，经纪人却再也提供不出更多的信息了。
正准备讨论下一步该如何侦查时，已经获知消息的印玉霞又找上门来了，指责刑警办案不力，导致窃贼得以成功销赃。不得已，刑侦大队决定撤换专案组长。换人以后，侦查思路和积极性还是一样的，反正不想卖力，按照常规程序进行，正好撞到案犯，那就抓捕；撞不到，也没人会费心去使劲儿找。通过股票交易往下追查这一条路没有走通，就另外开辟了一条新路——通过耳目暗暗查摸这个身手不凡的窃贼的情况。查下来，道上传闻此人是江湖上一个无师自通的高手，名号唤作神偷阿七。
这个名号引起了刑警的兴趣，而该犯的作案手段也确实配得上“神偷”两字。正好这时失主印氏可能受其表兄的点拨，脑子稍稍开窍了，请人出面邀请专案组五名刑警去馆子吃了一餐，送了每人两条哈德门，对组长另外还奉了“意思”。于是，新任组长阮曦岚改变了原先的敷衍想法，积极投入侦查。一番努力后，專案组查得一条线索：神偷阿七在作案前一天曾下榻于中华门“宝生堂”中药批发行自设的内部客栈。
“宝生堂”在当时南京的中药行业比较有名气，其老板施芝康与警方关系密切，得以违反治安规定在批发行内自设一处内部客栈，凡是前往谈买卖的客户，均可直接入住，免费食宿。当然，江湖上寻常蟊贼不可能冒充得了客户去住宿，那份气质一眼就会让人识破，只有像神偷阿七这样的高手，才敢坦然前往。
刑警随即去“宝生堂”调查该情况。“宝生堂”老板待人很客气，但客气并不等于可以满足刑警的调查要求。他听刑警说明来意后，笑容可掬地告诉刑警，敝号无法提供每个客户的姓名等情况，不是替人家把关防止泄露隐私，而是因为我们对前来住宿的客户向不登记，不论生意成交与否，只要是客户，就可以免费入住，并提供三餐。刑警没料到是这种情况，但还存着一分希望——既然是客户，那肯定有印象的，不论生意是否成交，总归是谈过生意的吧？于是就要求批发行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胖乎乎的施老板马上差学徒去唤来了账房先生黄麻子。江湖有言“十麻九刁”，刑警觉得他们的遭遇证实了这一点。黄麻子比施老板还客气，说话腔调甜得溢蜜，但对刑警的要求却是两手一摊，表示“无法满足”。何故？因为“宝生堂”不但对客户免费提供食宿，而且还允许人家带着朋友一起来，同样不搞登记制。最近住在这里的都是老客户，提起这些人，黄麻子侃侃道来，比历数他家的三亲六戚还流利，其中并无新客户，也没注意到有什么生面孔。
刑警听下来，想到了一种可能，神偷阿七是否会临时跟某个客户搭讪结识，随客户入住“宝生堂”？黄麻子听后对刑警连连作揖，翘着大拇指一迭声“佩服佩服”。那么就顺着这个思路提供情况吧？黄麻子却还是摇头，理由跟刚才一样，刑警的推理那是没的说，可敝号上上下下从没有打听客人私事的习惯，客人是否带人入住，没人特别留意过。
这时，从杭州传来消息，说神偷阿七在杭州作下了同样的案件，而南京这边的失主印氏患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了，短时间内不可能再向警方催逼，于是，南京专案组也就松懈下来，一干刑警都有一个想法，待杭州那边破案以后，南京这个案子自然就解决了。却不料杭州那起案子并未惊动警方，警察局根本没有立案，也就谈不上破案。这样，南京这边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郝真儒等三侦查员听郭煌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寻思眼下应该还有一条路可走——去“宝生堂”调查。问了联络员，对方说“宝生堂”已经毁于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抗战胜利后重建，但换了老板。
尽管如此，郝真儒还是决定走一趟，指望有抗战前的老员工留下来，可以提供当时的情况。遗憾的是，重建后的“宝生堂”已经面目全非，批发变成了零售，只有两个门面，而且老板、账房全都换人了，员工也全部是新招收的。打听下来，施老板、黄麻子以及一干原先的员工不是死于战乱，就是不知去向，还有两个瘫痪在床。侦查员不肯放弃，仍去拜访了中风瘫痪的两个老员工，可那两人已是苟延残喘，神志不清，一问三不知。
由此，南京这一路的调查就没啥指望了。
七、阿七落网
11月3日深夜，郝真儒在南京往杭州拨打长途电话，向特案组长说了白忙一场劳而无功的情况。电话那头儿的焦允俊却很激动：“那你们四个正好来杭州增援兄弟这一路，我这边是馒头上笼八分熟，就等着揭锅盖了。我们手里有几个地址，神偷阿七就在其中某一个地址猫着，老郝你们四个过来，正好相帮逮那主儿。”
焦允俊认为自己是一员“福将”，这回更是如此。他这一路从昨天抵达杭州开始忙碌，忙到今天午夜，竟然忙出了成果。
在福州时获得的华东各地公安机关电告的信息中说，神偷阿七曾在南京、杭州冒出来过，以一周的间隔接连作了两起案子。南京的一起旧警察局曾调查过，而杭州的那起则未曾惊动警方，只是江湖上的传闻而已。焦允俊、孙慎言、支富德三人到杭州侦查，有点儿瞎猫撞死老鼠的意思，但竟然还真让他们给撞上了。
焦允俊三人抵达杭州后，浙江警方指派的联络员就把十四年前发生的那起案件向他们作了介绍——
民国时的浙江，民风剽悍，黑道横行，最有名的是舟山的海盗、嵊县的土匪、杭州的地痞、金华的流氓。民国前期那位被鲁迅先生称为“绿林大学毕业”的辛亥革命风云人物、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被捕就义之后，嵊县强盗的名气渐渐减弱，舟山海盗遂自封为老大——其实浙江黑道并无组织，只有各自的帮派，所以没有“老大”之说。不过，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舟山海盗势力确实颇盛，其头目经常潜入省城杭州、首都南京、十里洋场上海租界以及苏南诸城市寻欢作乐，挥金如土，来去无恙。
1935年8月下旬，舟山海盗头子“百帆王”王子舟派人到杭州向黑道传言，说他将在9月上旬畅游杭城，届时会邀请杭州道上有名的三十六位朋友赴宴，希望给他面子，无论如何要到场。如果哪位不肯到场，那就是看不起他“百帆王”，如此他也就不得不做些“看不起”此人的动作，先把话说在头里，免得到时候他发作起来大伙儿觉得不解。具体什么时候、到哪里赴宴，他将会提前通知。
这么一来，杭州这边的黑道就不爽了。舟山海盗虽然凶悍，但所占的是海上地盘，到省城来游玩则属于土豪摆阔，一向被杭州黑道所不屑，双方向来没有来往，井水不犯河水。现在海盗要想向杭州这边的地头蛇表示热络，主动搭讪，如果客客气气发出邀请，杭州道上朋友估计是会接受橄榄枝的。但海盗放出的风声透着明显的挑衅信号，那杭城黑道就不买账了。于是，杭州以青帮为首的几大帮会的头目就聚合一处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向舟山海盗还以颜色。
怎么还？最初有人提出可以向警察局密报王子舟即将抵杭的消息，让警察局对付他。但遭到大多数意见的反对，说江湖上的事情应以江湖方式解决，告密不是好汉作为，传出去岂不丢人？还是采取其他方式给他点儿颜色看看吧。最后决定届时弄一群疯狗围攻王子舟一行，迫使他们亮出武器对付疯狗。一响枪，等于自曝身份，警察局肯定知道，他们还不是立马逃之夭夭？于是，帮会方面就派人跟杭城乞丐头目联系，让准备疯狗。
王子舟一行化装富豪游客抵达杭州后，分头下榻于相邻的几家旅馆和密点，然后指派一名小喽啰给黑道送请柬，请道上三十六位朋友次日午时到西湖楼外楼，届时有游船恭候，“百帆王”将在船上宴请宾客。帮会这边马上通知一干乞丐作好准备，届时释放准备好的那十二条疯狗。至于受邀请的三十六人，自然不会赴宴，而是聚合于灵隐寺吃素斋，听高僧讲经。
这个计划应该说是不错，却未能实施。次日上午，三十六个黑道头目早早去了灵隐寺，坐等传来好消息。不料，上午九点就有人来报信，说“百帆王”一行昨晚七点已经全部离开杭州，据说是坐火车去上海了。这个消息使黑道大为不解，不是说好要在西湖楼外楼设宴请客吗？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悄悄溜走了，这不合江湖规矩呀！难道王子舟已经获悉这边要放疯狗的消息，不想出丑，主动退却了？这似乎跟这厮的性格不符，再说对于海盗来说，如果事先知道这边要放疯狗，他们肯定有不响枪而对付疯狗的办法。要么是王子舟不想也不敢跟杭城道上朋友公然决裂，采取退让方针一走了之？可是，王子舟是怎么得知放疯狗的消息的？
黑道方面认为这是一个涉及内部信息安全的大问题，决定彻查，查下来的結果大大出乎众人意料——
前一天下午，“百帆王”和几个随从前往河坊街游览、购物。“百帆王”寻常外埠客商打扮，肩膀上搭着一个细帆布肚包（这是一种可背可围扎于腰间的小包，因围扎腰间时正好掩住腹部，故称“肚包”），包内放着一支左轮手枪、子弹和一些现钞。他们逛了数家商店后，步入一家茶楼打算歇脚品茗。就在“百帆王”踏进门口的时候，尾随其后的两个喽啰忽然驻步，一个像被施了定身法似的目瞪口呆，另一个惊讶得倒抽一口冷气，嘴里拖长了声调发出了一声：“咦——”
“百帆王”闻声回头，用目光询问发生了什么。那两个喽啰没有吭声，指着肚包位置，眼神既惊惧又疑惑。王子舟低头一看，大吃一惊！肚包背带与包体连接处已被剪断，背带两端尽头用金属夹子夹着一个形状、体积跟肚包差不多的布兜。走在前面的另外三个随从随即奔出门去，四下张望，街上人来人往，哪里分辨得出是谁下的手？
经此一折腾，王子舟已没有心思逛街、喝茶了，立刻返回下榻处。把那个布兜打开一看，脸色倏变——兜里放着一个黄铜物件，重量与失窃的左轮手枪和子弹差不多。这物件普通人看不出什么奥妙，但王子舟闯荡江湖多年，见多识广，以前拜名师习练过武艺，不但擅长长短兵器，对暗器也十分谙熟。这个黄铜物件乃是江湖人士一度谈之色变的暗器盒，其构造精巧，零部件中西合璧，以精钢制造的发条控制发射淬毒钢针的弹簧，达到定时发射的目的。从机盒口发射出的毒针，可以见血封喉。
这是一种定时暗器，适宜于暗杀。据王子舟所知，这种暗器盒是由晚清上海法租界的一个法国技师根据中国古代暗器的原理，又结合西洋机械构造发明的，当时只制作了十二个，因被巡捕房发现而停止，十二个成品全部被巡捕房收缴。此物最初颇受江湖人士注目，但随着手枪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人们发现相比之下还是后者稳定性高，所以渐渐也就没人说起了。眼前这个暗器盒底部有钢模砸出的编号011，表明这应该是那个法国技师制作的第十一件产品，不知怎么从法租界巡捕房流到江湖，而现在竟然以这种令人震惊的手法“馈赠”给“百帆王”了。
王子舟唤来一个钟表匠出身、平时喜欢鼓捣此类小物件的随从，命其以木板遮胸、皮革护臂、头顶钢精锅（即铝锅），打开暗器盒作一番检查。查下来的情况是，该暗器盒全部零部件完好无损，可以正常使用。但玩这一手狸猫换太子手法的朋友应该并无暗算之意，所以既没有上发条，也没有放置毒针，连未淬毒的钢针也没有放一枚。王子舟暗忖，如此看来，这位朋友不过是给我一个警告。否则，他在盒内放置毒针，再把发条稍稍扭一下，那我岂不命丧当场了？
王子舟把随从喽啰全部召来，详细询问对方何时下的手。但这话等于白说，如果随从喽啰中有人当时察觉的话，还能眼睁睁任其为所欲为？王子舟判断，这必是杭城道上朋友对我的警告，看来这回请客是不成的了，干脆还是离开吧。于是，一干人当晚即坐火车去了上海。据说，王子舟在上海也不敢大意，只住了一夜就搭乘船只回了舟山老窝。从此，他再也没踏进过杭州城。
杭州黑道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根本未策划过用这种手段吓跑“百帆王”，就是策划过也没有人有这等本领。江南各地扒手多如牛毛，但能够用这等手段对“百帆王”这样的杀人魔王直接贴身下手，成功后还能从容遁去的，却听也没听说过。这人要么是外地来杭的道上朋友，要么是本埠深藏不露的高人，听说杭城黑道有难，偶然出手相助。黑道众头目一番商议后，决定寻访此人。他们的寻访分两步同时走，一步是让各个帮派派人四处打听，另一步则是采用江湖手法，在杭州热闹地段张贴帖子，称近日有义薄云天的好汉伸手相帮一干弟兄解围，众弟兄非常感激，想当面拜谢，望好汉现身以满足大家殷切之愿。
这一来，那“好汉”没有现身，此事却被警察局知晓了。虽然这不是案子，但警察局对此人也颇感兴趣。正好从南京传来布控通报，刑警便断定此系南京作案的那位。不过，也仅此而已，首都警察厅尚且破不了的案子，杭州刑警肯定没法对付，所以，这事于公来说也就到此为止了。
不过，黑道却还乐此不疲地查访着。半年后，杭城道上忽然爆出一股热议，说吓退“百帆王”的那位朋友江湖名号唤作“神偷阿七”，仅此而已，再也没有更多的消息。
三侦查员听了上述情况介绍，互相之间交换了看法，焦允俊问联络员：“这个说法最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联络员说是省公安厅从杭州刚解放时地下党向军管会提供的社会治安情况资料中查阅到的。焦允俊说这样看来，这个情况属于“旧闻”，地下党应该是从杭州黑道上收集来的，因为神偷阿七并未在杭州作过旧警察局立了案的案子，所以旧警察局也不可能为神偷阿七准备一份刑事卷宗。我们下一步应该继续从黑道方面进行调查。目前杭州这边的黑道情况如何？
联络员说解放后，杭州的社会治安经过大力整顿，已经有明显的改观。帮会被摧毁，那些头目一部分在解放前逃离杭州，一部分被捕，民愤大或者涉及反革命罪行的被处决或者判刑，还有少数因为重病、瘫痪或者历史上曾经跟我地下党有过联系，做过若干工作，所以没有动他们，但都老老实实，可以说，“黑道”仅仅作为一个概念还存在着而已。焦允俊说这样就好，我们可以先从在押人犯这一块儿进行调查，然后再向那些未曾受到处理的少数成员了解情况。
接着，焦允俊吩咐谭弦：“起草一份告知书，立刻分发到全市各看守所以及监狱，在押人犯中凡是能提供有关神偷阿七的信息，事后证实对我们的侦查有帮助的，一律给予从宽处理，罪行严重的将功折罪，罪行原本轻微的可以立刻释放，甚至还可以考虑给予物质奖励。”
告知书立刻分送市局、分局看守所和监狱，按照焦允俊的命令，由看守所、监狱的领导向全体在押人员宣读。很快，就有电话打来，据称有人犯愿意提供神偷阿七的情况。焦允俊大为兴奋，说苗头来了，我们分头去提讯。不过，话先说在头里，估计“空弹”很多，甚至全都是不靠谱的。
果然，当天三人一共讯问了十三个人犯，所言的情况比侦查员已经了解到的还简单。午夜过后休息时，焦允俊说没关系，明天接着进行，还有希望。
次日上午，侦查员又接触了几个人犯，还是没有新的内容。直到下午两点多，市局看守所打来电话，说该所一个上周被捕的老犯人昨天听所长大课教育后没吭声，今天午后忽然向看守员表示他知道一些神偷阿七的情况，要求政府提审。焦允俊问：“他是犯什么事被捕的？”
“这老头儿已经五十三岁，是个地痞，罪名是‘恶霸帮凶。”
焦允俊让支富德留守接听电话，他和谭弦立刻驱车前往市局看守所。
那个人犯名叫叶守库，说话有点儿口齿不清，他在说到神偷阿七的情况前先问焦允俊是哪里来的干部，昨天看守所长大课教育中所说的“将功折罪、大功受奖”是否会兑现。焦允俊说我是以华东公安部的名义在跟你谈话，昨天你们宋所长的大课内容就是我们这位同志起草的，说着示意谭弦给他读一遍底稿。谭弦的记忆力惊人，拿出底稿晃了一下，并没看，张嘴就来，竟然只字不错。叶守库听了一段，拱手作揖道：“佩服！您不必往下背了，我相信您二位的誠意。你们要查访的那个神偷阿七，我跟他见过面，这人就是杭州的！”
据叶守库说，神偷阿七姓陈，四十多岁，是道士出身，不是职业窃贼。但他那手盗窃本领确实厉害，据阿七跟他喝酒时闲聊，曾自称只要他看中的东西，都可以取来。叶守库最后一次见到神偷阿七时是去年5月，当时他陪从嘉兴来杭州走亲戚的舅舅去游西湖，在西湖湖滨路“妙味斋酒家”门口看到他独自坐在排档上悠闲地喝酒。
焦允俊觉得叶守库所述内容的真实性似乎比较大，就要对方说得详细些，但叶犯却摇头说：“我只能说这些了，因为第一，我跟他不是朋友，不过是萍水相逢点头之交，不清楚他的底细；第二，我不知道你们如此兴师动众找这个人是为什么，但既然你们这样郑重其事，那神偷阿七对政府来说肯定很重要。我保证上述的交代是完全真实的，其他内容都是道听途说，不敢乱讲，免得误了您二位的大事。”
焦允俊再次向叶重申，如果提供的情况确实对调查工作有帮助，肯定会落实宽大政策。然后就问叶守库神偷阿七几时请他喝过酒，为何请他喝酒。
叶守库说那还是日本人占领杭州时的事儿。1944年夏天，那时他还不认识神偷阿七，只听外界传说有这样一个本领了得的高手，是杭州还是外埠的也各有说法。那天，叶守库赌博输了钱，回家后又跟老婆吵了一架，闷闷不乐点了一盘蚊香，躺在门口的一张竹躺椅上闭目纳凉。渐渐地倦意袭来，正要迷糊过去时，忽然被人推醒。叶守库不禁大恼，正要破口大骂，睁眼一看，黑暗中站着一个小伙子，悄声开腔道：“神偷阿七请叶先生去一趟。”
叶守库一听“神偷阿七”四字，几疑梦中，顿时没了恼意，正要发问，那人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压低声音道：“带上你治蛇伤的药械，马上跟我走！”
叶守库祖上传下一门治蛇伤的本领，跟“江南蛇医”季德胜当然是没法儿比的，但还是有些效用，治得迅速足可救人性命。杭州毒蛇少有出现，所以靠此挣钱是不可能的，但每年治上几起，收些烟酒鱼肉之礼是没有问题的。此刻他听说是神偷阿七派人来请他，那自然必须从命。
巷口已经停着一顶轿子，那人请叶守库上了轿，用一条丝帕扎住了他的眼睛，因为要放下轿帘，所以往他手里塞了一把折扇让他消热。起轿后，约摸半个小时停了下来，下轿揭去丝巾，他发现自己在一个四周有围墙的庭院里，被引入客厅后，叶守库第一次见到了神偷阿七。神偷阿七的左腿脚踝骨上方扎着一段带子，以阻止脚背上伤口中的毒液向上蔓延。叶守库问了问，得知神偷阿七是一小时前去外面散步时被路边草丛中的毒蛇咬了一下，他还算有经验，立刻用带子扎了脚踝骨上方，又用小刀割开伤口周围皮肤放血。这对延缓毒性扩散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使叶守库的治疗迅速奏效。
一周后，神偷阿七伤愈，遂请叶守库在“妙味斋”喝酒，还送了他两条好烟、两瓶好酒作为谢礼。
焦允俊、支富德、谭弦三个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剖析，认为神偷阿七很有可能隐藏于杭州，起码解放前在杭州待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解放后可能已经离开杭州，其去向只有查明他在杭州的藏身处或者曾经的藏身处，据此查摸到他的社会关系后才有希望获得线索。于是，就让联络员找了一份杭州地图，根据叶守库当时的住址，以半小时路程为限划出了范围，要求浙江警方立刻对该区域内的居民与户籍情况进行排查。
浙江省厅和杭州市局立刻抽调了数以百计的民警，分为查阅户籍档案和下基层实地走访两种方式进行排查。焦允俊、支富德、谭弦三人则去了“妙味斋”，向酒家方面了解神偷阿七模样的食客的情况。
上百警察的排查竟然没有收获，而特案组三侦查员向“妙味斋”的调查倒是获得了一些线索。酒家方面反映，确实有这样一个男子时常去“妙味斋”喝酒，这人不喜欢坐店堂内，只要不下雨不刮大风，他总是喜欢在门口排档选一副露天座头独斟独饮，酒量不错，每次总在一二斤黄酒之间，喝完后便去湖堤漫步。这人说话操杭州口音，看样子是个手面阔绰之人，好像还有伺候他的跟班，对其的称呼是“七爷”。
当晚焦允俊三人分析案情一直到午夜时分，正要休息时，郝真儒从南京打来电话，他于是就让郝真儒四人赴杭，说要搞“合围”，把神偷阿七这厮拿下。郝真儒、沙懋麟、张宝贤、孙慎言四人连夜驱车从南京沿当时被称为“一号国道”的宁杭公路直奔杭州，抵达后只休息了三个小时，11月4日上午八时即投入工作。
联络员告诉焦允俊，看守所又有几名人犯要求提审，说要反映神偷阿七的情况。焦允俊立刻布置，要求侦查员抓紧时间，不要在细节问题上跟人犯纠缠。结果，一小时就完成了提审，获得了两条线索，虽然没有提供神偷阿七在杭州的地址，但那两个提供情况的案犯都说到了与叶守库相同的内容：一是年龄、体貌特征和口音；二是确实曾见其在“妙味斋”用餐并有跟班；三是解放后还有人亲眼看见过神偷阿七陪同亲友模样的人游览西湖，具体时间大约在上月15日前后。
特案组紧急磋商，认为时间紧迫，不能沿用常规做法开展调查，只有动用大批警力搞全方位大范围的排查。焦允俊便向华东公安部拍发紧急电报，要求指令浙江和杭州警方并与杭州市人民政府协调，在杭州市区范围内同时进行排查。华东公安部批准了这一请求，立刻与浙江方面协调。从当天下午三时开始，军警、政府干部及挑选出来的群众积极分子，在市区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全城大搜查。
傍晚六点，神偷阿七落网！
八、冒牌大盗
神偷阿七是怎样被抓到的呢？
其实，特案组获华东公安部的批准在杭州全城展开搜查，属于时间紧迫之下的无奈之举。特案组两位领导焦允俊、郝真儒本也不指望通过这种地毯式搜索的方式找到神偷阿七，如果能找到些有用的线索，他们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行动开始后，特案组侦查员即分头下到预先划定区域范围内的相关分局、派出所，直接向民警、居委会干部交代目标的姓氏、性别、年龄、体貌特征以及常去“妙味斋酒家”喝酒的习惯等情况。在此之前，特案组还把上述内容形成文字，打印后下发给各分局和派出所。
说是“地毯式搜索”，那是形容。不知情者根本感觉不到杭州市区此刻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搜索行动。这不同于抓捕现行犯罪分子，诸如警车时不时呼啸而过，交通要道由荷枪实弹的警察和公安部队把守，拦截过路车辆和可疑人员进行盘查，甚至在重点区域实行戒严，等等，上述情况都看不到。
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查找以普通居民的身份隐藏于杭城某处的特定目标，他事先没有得到消息，不会平白无故突然转移，所以，动静必须越小越好，以免打草惊蛇。特案组在与浙江警方商量落实此事时，要求把搜索重点放在居民区，而不是热闹的商业区。参加行动的人员一律便衣，不能暴露警察身份，而是要以区政府、街道或者国营单位工作人员的名义，以检查卫生防疫或调查居民家庭状况、征求居民对政府机关的意见等为借口，深入居民区，在当地居委会的配合下，与居民当面接触，从侧面打听情况。
在押犯叶守库提供的情况基本属实，但他所说的神偷阿七的姓氏有误。据他说，神偷阿七姓陈，耳东陈，而且言之凿凿。幸亏焦允俊多生了一个心眼，觉得叶犯此言不可全信，姓氏中的同音字不少，加上方言或当时说话环境的影响，很可能会有出入。他嘱咐侦查员，在调查时不能拘泥于耳东陈，还可以结合江南地区的方言，凡是跟这个读音相似的都须留意到，比如“郑”、“成（程）”、“盛”等，用北方话说来能听出区别，但在江南方言里却不容易分辨，听起来都像“陈”。所以，特案组侦查员要求参加行动的同志在调查中要综合考虑诸般因素，凡是符合外貌条件的，不论是否姓陈，都报上来，由特案组进行鉴别。
排查工作进行到下午四点多，中城区公安分局报上来的一个涉嫌对象引起了特案组侦查员张宝贤的注意。这个对象住在将军路派出所的管段，其年龄、体貌、生活嗜好等方面均与叶守库等人犯提供的神偷阿七的情况相符，唯独不姓陈，也不姓郑、成，或者盛，而是姓曾，单名一个“钟”字。
张宝贤把电话打到在市局坐镇指挥的特案组长焦允俊那里，焦允俊大为兴奋，马上叫上郝真儒驾驶一辆摩托车直奔将军路派出所，请派出所方面介绍一下这个人的情况。派出所秦所长是南下干部，最初在市局治安处，调来当派出所长不过一个多月，但他在了解社情方面下了功夫，对下面的情况很熟悉，听侦查员一说嫌疑对象的名字，也不查任何档案，当下告诉侦查员，这个男子是无业人员，已经四十三岁，还是靠已故父母留下的遗产过日子。不过，那笔遗产数额不菲，他靠利息就能养家糊口，而且日子过得比寻常人家强得多。
焦允俊问秦所长，这个曾钟在历史上是否有什么问题，是否有过违法犯罪行为？有没有参加过帮会组织？平时结交些什么朋友？
秦所长说这人历史没有问题，没有加入过任何党派或帮会组织，结交的朋友倒是比较多，三教九流都有，因为排行老七，人都唤他“七爷”。至于本人表现，这人对亲朋好友、街坊邻里比较热情，因为念过书，而且是初中毕业，算是有文化的，别人找他写封信、起草状子什么的，他都乐意帮忙。不仅如此，遇到其他只要是他能提供帮助的事，他都会伸把手。更难得的是，不管帮了别人多大的忙，一概不收人家的谢礼，也拒绝别人的宴请。反正他家的经济情况好，也不在乎那么一点儿小意思。
郝真儒提了一个问题：“这人最近外出过没有？”
对此，秦所长还真是不清楚，于是唤来户籍警小吴询问。小吴说前天下巷子时正好遇见曾钟从外面回来，身穿米色哔叽猎装，头戴浅色亚麻礼帽，皮鞋锃亮，拿一根红木镶银手杖，还提着一口旅行皮箱。那箱子看上去沉甸甸的颇有些分量，可是他提着却不显得吃力。看到小吴，曾钟驻步打招呼，聊了几句闲话，那箱子就一直提在手里没放下。
那么，曾钟去了哪里，去干什么了？通常说来，这样的问题小吴应该说得上来，因为曾钟是无业人员，现在外出要在外埠过夜，不管是借宿亲友家还是住旅馆招待所，都必须凭住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申报临时户口或者進行住宿登记。小吴却是摇头，因为曾钟并未找他开证明。
如果他不去找小吴开证明，那怎么落脚呢？小吴也问过对方这个问题，曾钟说他去外面访友，出去了五六天。他是帮朋友开的厂家去采购原料的，用了私营工厂出具的证明，就没去麻烦派出所。
听到这儿，焦允俊说：“这人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查找的那位。不姓陈没关系，照样找他。哪怕他姓焦，是我宗兄……”忽见郝真儒皱起眉头，他只好打住，暗叹这位搭档真是一点儿幽默感没有。“这样，咱们这就去他府上，同时请联络员落实两桩小事，把‘妙味斋的苗老板和看守所那个姓叶的人犯唤过来，请他们辨认。老郝你看这样妥不妥？”
郝真儒更慎重一些：“既然已经锁定了目标，是否先把苗、叶两人唤来辨认一下照片？吃准了再采取措施。否则，万一弄错了怎么办？”
焦允俊说：“这不打紧，如果他不是神偷阿七，那就交给秦所长处理。他外出没开证明，是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可以让小吴告诫他一回。秦所长、小吴，您二位说呢？”
那二位都没有意见，于是就这么决定了。
考虑到神偷阿七可能武功了得，特案组决定全体出动。联络员问是否需要派员增援，焦允俊犹豫片刻，点头同意，但叮嘱说，增援的同志只需要在他家周围守候就可以了，都带上枪，万一他突围而逃的话，可以开枪，不过拜托只能照腿上打，枪法不行的就别派了，千万要留活口！
特案组对如何下手也很慎重，研究了方案，排了阵容：全组格斗本领最为了得的支富德打头阵，焦允俊第二；沙懋麟、张宝贤等四位居中；郝真儒体力差些，但枪法还不错，焦允俊就要他殿后，说老郝如果咱们前面的弟兄着了他的道道儿，你不必犹豫，更不要顾及我们，只管瞄着他的腿开枪就是。
抓捕行动并无悬念，先让居委会主任申大嫂以通知开会为名（当时大大小小的群众会议很多，不会引起对方怀疑）敲开房门，特案组一行七人立刻跟进。曾钟正在客厅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显然没有思想准备，还没回过神来，已被支富德放倒，张宝贤、孙慎言等侦查员扑上去按住，上了手铐。
出于安全考虑，没把曾钟押解到特案组驻地，而是在市局提审。郝真儒说这是江湖人物，该由跟他们打惯了交道的老焦同志出面主持讯问。焦允俊也不客气，说老郝同志慧眼识才，那俺老焦就当仁不让了。随即带着张宝贤、谭弦一起提审曾钟。
由于在曾宅没有搜查到什么涉案证据，焦允俊已经预感到讯问不会那么顺利。他跟张宝贤、谭弦商量，先别跟对方谈什么神偷阿七，等苗老板和叶守库辨认过了再说。于是就跟曾钟东一句西一句闲扯。曾钟呢，这时已镇定下来，也不问为什么抓他，随着侦查员的话题开聊。正聊着，按照事先的安排，支富德把苗老板带到讯问室门口停下来，苗老板跟曾钟打了个招呼，还特意问最近怎么没去“妙味斋”喝酒，最近螃蟹上市，专门给他留着呢。
曾钟似乎并不觉得吃惊，也向苗老板问好，说他最近去了趟外埠，才回来，等有时间一定光顾。然后，戴着手铐的叶守库出现了，直截了当唤曾钟“七爷”，点明了其神偷阿七的身份。
叶守库被押走后，焦允俊问曾钟有什么要说的，没想到这家伙竟然哈哈大笑。焦允俊被他笑得莫名其妙，正要喝问，曾钟开腔了：“原来你们把我当神偷阿七给抓了，呵呵，这个玩笑开大了。我不是什么神偷阿七，我连怎么偷东西都不会，怎么做得了神偷阿七呢？”
这话一出口，侦查员脸色就变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浪费了将近三天时间。这个案子这么重要，别说浪费数日了，就是耽误半天，只怕也会造成严重后果啊！
当下，张宝贤、谭弦两个都把目光投向焦允俊。焦允俊寻思，先审完了这家伙再说吧，是真阿七还是假阿七，并不是他自己说了算的，要凭证据说话。于是，就命曾钟把假冒神偷阿七的情况从实招来——
其实，派出所对曾钟其人的了解是有欠缺的，他无业不假，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大笔遗产也是真的，却不知道他向有赌博恶习，而且喜欢玩大赌注。曾钟从二十四岁赌到三十六岁，整整赌了十二年，与世上所有赌棍一样赢少输多。到1940年时，他继承的遗产早已输得差不多了，想想实在懊恼，于是下决心戒赌。戒就戒呗，他竟然别出心裁，还要搞个类似黑道中人金盆洗手的仪式，想把一些朋友请来作个见证，又准备了一把斧头，磨得飞快，打算当场自断一指，以示戒赌决心。
曾钟三教九流的朋友颇多，其中不乏心腹之交，就跟一个名叫蒋松林的地痞说了此事，请蒋届时到场，不光是捧场，还要派他用场。断指肯定血流如注，必须立刻止血，蒋松林出身走江湖卖药之家，家有止血良药，有时参加帮派殴斗受伤流血，拿出来敷之即止。所以，曾钟就想请蒋松林届时携药到场，为他止血。蒋松林表示帮其止血没有问题，不过，对曾钟这个戒赌的法子却觉得欠妥。于是劝说道：“七哥的戒赌之举，兄弟举双手赞同，百分之百支持，但搞得这么复杂，而且代价这么大，有必要吗？”
曾钟行事倒有丈夫气，说只要戒掉，怎么干我都认为有必要啊！蒋松林说，凡事都须考虑投入和产出，赌博如此，做生意如此，就是你我这些江湖朋友之间的交往也是如此，你敬我一寸，我敬你一尺。兄弟我打架的名气，在杭州是列入前十名的，道上朋友送我一个绰号叫“拼命六郎”，对不对？我肯為朋友玩命打架，多年来弄得浑身上下伤痕累累，外人都认为是我讲义气。当然，我的确讲义气。但是你也要明白，讲义气不过是一种外在形式，骨子里还是一种交易。我这种带血胆的义气一讲，回报还不是源源而来？杭州黑道三十六路，我起码喊得动十八路，这就是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如今，七哥你要断指戒赌，戒赌是为自己，否则你日后必定败尽家产，全家去做叫花子，这是应该做的。这五六年里，我至少劝过七哥三四次，要你戒赌是不是？有一次咱俩吃老酒，我流着眼泪劝你，差一点儿跪在你跟前磕头了，说明我是绝对支持你戒赌的。但是，断指我就想不通了，这也是一种投入，你这种投入图的是什么呢？戒赌靠的是持久的决心，这种决心必须影响每天的行为。否则，一时心血来潮，斩掉一根手指头，日后决心变成了肥皂泡泡，还会继续赌。这种情形我见得多了。涌金门李家渔行的小开，小名叫家官的那个，已经斩掉三个指头了，现在还不是天天泡在赌场里，已经输得三顿变成了两顿，三个月尝不到荤腥，瘦得三根筋挑一颗头。而且，江湖上的规矩七哥你也知道，赌出名的人断了一根手指头在外面晃荡，给朋友们看到了，会以为你是欠了赌债不肯还或者还不出，让债主斩掉了手指头，那你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再说到回报，你又能得到什么呢？
听蒋松林如此这般一说，曾钟的戒赌决心依旧，断指的念头却没那么坚决了。这时，蒋松林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戒赌以后，七哥你怎么料理自己和全家人的生活？你可是一家子的顶梁柱，祖上留给你的财产怕是已经输去了九成，剩下的肯定难以维持今后的生活了。你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已经十七八岁了吧，也该成家了，讨娘子的铜钿你准备好了吗？不用说，别说准备了，只怕想都不敢想。
曾钟活到三十六岁，除了赌钱的时候六亲不认，平常还是个讲道理的人，并无处处固执己见的劣根性。蒋松林所言在理，他自然听得明白。当下想了想说，还有一些钱财，可以作为本钱做点儿生意，老弟你看如何？蒋松林冷笑，你做生意？倒不如去跟汪精卫商量叫他把汉奸主席的位置让给你坐。曾钟想想也是，他于经商一窍不通，即便真的做起来，怕是难免有一天也会破产。
曾钟便向蒋松林求教，那自己应该做什么呢？蒋松林不住摇头，说他也没什么好主意，否则的话，何至于年近三十了还过着冲冲杀杀刀头舔血的日子？不过，日子总要过下去啊，蒋松林答应相帮想想办法。
过了三天，蒋松林又来曾宅，说七哥的事情，兄弟整整想了三天，现在已有一个主意。曾钟连忙把蒋引入后院，在树荫下坐定，命妻子沏上龙井，两人品茗细聊。曾钟问蒋松林想出了什么主意，蒋说我根据七哥的诸般特点，加上少年时曾得江湖异人指点，学过类似奇门遁甲那样的本领——七哥先别摇手，我听你说过，这门本领你没学到手，而且还被逐出师门了，这没关系，只要有这段经历，那就是七哥的福分。我为七哥细细盘算下来，找到了一个好办法，不必出任何力气，也不用动什么心思，甚至不必装神弄鬼，只要保持以往待人接物的本色，就可以过上一份丰衣足食的日子，别说全家了，就是兄弟我也可以跟着借光，以后不用再过打打杀杀的日子了。
曾钟听着，几疑自己置身梦中。但想想眼前这个蒋松林，虽然是杭城一个有名的地痞，但平时说话向来不打诳语，惯于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应该不会想出点儿花头来耍弄自己，便请蒋松林详细讲讲，到底是什么主意。
蒋松林说：“我想请七哥在江湖上改个称谓——七哥改称七爷如何？”
曾钟苦笑：“再过一段日子，只怕连七哥都没人叫了，还敢改称七爷？”
“这倒不必你自己声明，自我叫开头后，肯定会有人跟着叫。光叫还不行，应该另有财物孝敬。”
曾钟真的怀疑自己是在做梦了，急煎煎让蒋松林说个明白。蒋松林先提了一个问题：“七哥听说过‘神偷阿七这个人吗？”
“神偷阿七？我当然知道，多年前在河坊街稍露锋芒，就吓退了舟山大盗‘百帆王，为杭州道上朋友解窘，事后销声匿迹，江湖上至今不知他的真名实姓，高风亮节，令人景仰，真正的江湖豪杰啊！”
“从现在起，你就是神偷阿七了，所以别人应该尊称你为‘七爷。”
“啊？！”曾钟自是大吃一惊。
接着，蒋松林说出了他的主意——神偷阿七应该确有其人，但江湖上只闻其名，谁也没见过此公；而且，这人作案数量极其有限，除了多年前在南京干过一票，然后到杭州出手为杭城朋友解除窘境之外，江湖上再也没听闻过他的音讯。由此可见，此公行事低调，是真正的江湖隐士。就杭州乃至浙东、苏南、上海地区来说，道上肯定颇有些朋友想结识神偷阿七，即使自忖身份太低，够不上档次，得缘见上一面也是好的。
曾钟不由得点头称是。确实，如果能跟神偷阿七见上一面，哪怕不说话，就远远地看一眼，他也会觉得不虚此生。
往下，蒋松林说出了他的主意。曾钟可以以一种隐蔽的低调方式，通过第三方悄然透露他是神偷阿七。这样，肯定会有人来要求见面，要跟他交朋友甚至结拜兄弟，自然还会奉上一份不菲的礼金或者礼物。之后，就可以利用其中的人脉关系做做生意的中间人或者矛盾的调解人，从中得益。这还是非固定的临时收入，另外，还会有一种固定收入，那就是道上所谓的“吃佛”——外来杭州作案的小偷会向神偷阿七（当然不会由曾钟亲自出面收受）进贡，以获得在杭州作案的许可。否则，以神偷阿七的手段，要他们干不成活儿甚至折进局子，那是分分钟的事儿。
曾钟听着，认为似乎可以一试，不过尚有几点疑惑：第一，一旦冒充神偷阿七成功，对方自然真把他作为神偷阿七来看，如果他们在江湖上遇到麻烦事，上门要求伸以援手，那該怎么办？第二，如果警察局知道他曾钟竟然就是黑道上有名的大盗神偷阿七，会不会来抓捕？第三，杭州黑道一直在查访神偷阿七以报答解窘之恩，如果知晓原来他就是神偷阿七，由此找上门来，那又该如何应对？第四，即便警察局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外埠小偷进贡之后，如若作案时失风被捕，供出已向神偷阿七进贡过钱财之事，警察局会不会来找麻烦？
曾钟也算是一个混江湖的角色，但他与蒋松林相比，不过是介于黑白两道之间的一个边缘人物。蒋松林则是地地道道的青帮人士，虽然在青帮中的辈分不高，连收徒弟的资格也尚未获得，但他是专业地痞，杭州城里小有名气的地头蛇。况且，其江湖经验是祖传的——他的老爸蒋硕实也是职业地痞，曾给沪上三大亨之一张啸林当跟班，其江湖经验之丰富自不待言。对于曾钟虑及的问题，他事先都想好了应对之法，当下逐个解答——
第一，各路朋友要见神偷阿七的面，必须得经蒋松林安排，蒋当然会把他们的来意摸清楚后再作决定，有难度的会找个借口回掉。第二，警察局不能随便抓人，得立案，而神偷阿七在杭州从未作过案子，他们就没有理由立案，自然也就不可能抓人。第三，本城道上诸路朋友，跟蒋松林都有交情，他们如果听说神偷阿七原来就蛰伏于杭州的传闻，那一定同时也会听说是蒋松林在负责神偷阿七的对外联络等一应事宜，所以，按照规矩，他们即使知道神偷阿七住在哪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蒋松林已经给曾钟另外找好了住处——也不会直接找上门来，而是会找蒋松林传话。届时，曾钟只要给他们写一封简札表示不愿意惊动朋友，他们就会知难而退。如果万一再出现类似“百帆王”出难题等需要神偷阿七出场解决的情况，蒋松林事先肯定知道，那就悄悄离开杭州外出“云游”就是了，等事情过去了再回来。至于第四点，外埠来杭作案的小偷失风落网那是经常有的，但一般情况下，他们即使进了警察局，也会遵守江湖规矩，不可能供出向神偷阿七进贡之事，否则他们以后就失去了在江湖上行走的资格。这种人没有其他生存技能，不能行走江湖，那就等于死路一条，所以，他们绝对不会把跟自己的案子没有直接关系的神偷阿七供出来。
如此这般，蒋松林滔滔不绝，终于说服了曾钟，答应由蒋出面实施此事，但必须奉行“低调再低调”的原则，所谓的回报也适可而止，利益均分。反正他今后真的坚决戒赌了，也花不了多少钱钞。而蒋松林也确实践守诺言，做到适可而止，而且不再去干那些打打杀杀、敲诈勒索的地痞勾当，平时的穿着也换成了西装、中山装，甚至长衫马褂，一副斯文相，完全符合神偷阿七“跟班”的身份。
诚如事先的估料，打出神偷阿七的旗号后，果然有了稳定的进项，足够曾、蒋两家的日常开支，他们确实做到了不惊动官府，当地帮会头目得到神偷阿七谢绝登门拜访的亲笔回函，也没来纠缠。本城藏匿着神偷阿七这样一个角色，对于帮会来说算不上一桩了不得的大事儿，再说帮会头目都是精谙进退之术的枭雄，也不会向外透露这种信息，因此，解放前夕杭州中共地下党组织收集社情时，并没有获得有关神偷阿七的详细情况。
曾钟的这番供述，大大出乎焦允俊等侦查员的意料，第一个反应自然是“不信”，第二个反应是立刻查证。当下，郝真儒率领三名侦查员，在杭州市局的配合下，抓捕了蒋松林以及蒋手下的三个马仔。讯问下来，证实曾钟所言属实。
至此，追查神偷阿七的行动失利已成定局，特案组只好开会重新分析案情，研究下一步的走向。有侦查员提出，福州“金仁泰百货行”账房先生丁行海提供的那起由“镇海魔”制造的绑票案，是否可以作为突破口呢？众人交换了意见，认为目前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于是决定从此案的受害人孙少爷的家属那里着手调查神偷阿七其人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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