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紧跟洪流到斯文扫地

来源: 加州花坊于 2022-09-17 05:46:40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32019 bytes)

汉嘉女1 2022-09-16 05:27 发表于四川

季羡林

一

一直到文革爆发，季羡林都是比较顺利的。他虽然也留过洋，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因政治上一腔忠诚，跟得很紧，业务也好，大抵属于被器重的高级知识分子，曾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也做过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总之，那个时候的季羡林有些红，自然也比较“左”。比如，1964年的北大社教运动，季羡林也听信上头的革命旨意，同一部分教职员工和学生一道，大反北大校长陆平，认定他有严重问题，执行了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于是群起揭发，一时间闹得满园风雨，乌烟瘴气。

可是，文革来了，一切都天翻地覆。1965年秋，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时，季羡林正在京郊某村搞社教运动，还担任这个村社教队的副队长。他从文章中一点也没有体会出阶级斗争的味道，一点也没有感觉出大风暴将要来临。他还对姚文大发议论，无所顾忌。当然，这些议论都被人暗中记了下来，到时候将成为打倒季羡林的“罪证”。

彼时，北京城里早是一派风雷激荡的革命景象。而大革命风暴的中心在燕园，到了1966年5月25日，日后被呼作“老佛爷”的聂元梓，纠集了哲学系的几个人，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刊发了大字报，还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此时，北京大中学校开始大乱起来，北大更是首当其冲。

6月4日，季羡林及其社教队伍奉命返校参加革命。面对燕园的革命景象，季羡林很是自信，他认为自己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也没有加入任何反动组织，“反革命”这一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是扣不到头上来的。但是，有人给他贴了大字报，内容是批判他的那篇《春满燕园》。“小将”们说，春天就象征资本主义；歌颂春天，就是歌颂资本主义。

到了6月18日，燕园里高筑“斗鬼台”，一个又一个的“鬼”被押上高台，随之口号震天，然后一脚把“鬼”踹下台去。邪火尚未烧上季羡林，他还不是“鬼”，却也不敢前往“参观”。他夹紧了尾巴，坐在家中，密切注意外面的动静。当然，他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后的这一天，他也终于成了“鬼”，被大斗而特斗，被斗得死去活来。

二

最开初，没有人来触动他，更不用说动手打他。他这个系主任还没有明令免职，只不过印把子却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从他手中滑掉了。也有几次小小的突然袭击，让他紧张一阵子。比如，有一天他到外文楼去，看到布告栏里贴着一张告示：“勒令季羡林交出人民币三千元！”还好，姓名前面没有任何字眼，既无“走资派”，也没有“反动学术权威”。季羡林不敢不诚惶诚恐地加以执行，立即取了钱，送到学生宿舍指定的房间。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小将们拒绝接受，让他拿回去，仿佛只是逗他玩儿。再有，就是“破四旧”。有一天，他正在家里看书，忽然随着激烈的敲门声，闯进来了几个青年学生，声称是来“破四旧”的。家里摆着或挂着许多小摆设，就成了他们“破四旧”的主要对象。

那段时间，他惊惧交集。到了1967年的夏秋之交，派系斗争愈演愈烈，季羡林卷进了派系，一下子跌进了万丈深渊，而且还是主动的。

在派系纷争之前的一个短时期之内，北大曾有过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此时群众革命组织只有一个，这就是新北大公社。公社的头头就是聂元梓“老佛爷”。

季羡林这样描述此人：

据说是“三八式”，也算是一个老干部了，老革命了。但是，调到北大来以后，却表现得并不怎么样。已经是一个老太婆了，却打扮得妖里妖气。她先在经济系担任副系主任。后来又调到哲学系，担任总支书记。她夤缘时会，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签了一个名，得到了中央某一些人的大力支持，兼之又通风报信，这一个女人就飞黄腾达起来，一时成为全国的中心人物，炙手可热。但是，我同这个人有过来往，深知她是一点水平都没有的，蠢而诈，冥顽而又自大。每次讲话，多少总会出点漏子，闹点笑话。在每次开会前，她的忠实信徒都为她捏一把汗。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时竟成了燕园的霸主，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为所欲为，骄横恣纵。

许多造反者不能忍受“老佛爷”。于是在新北大公社之外，风起云涌的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革命组织。后几经分合，终于汇成了两大流派：一个是“新北大公社”，正宗，老牌，掌实权；一个是“井冈山”，汇集众流，致力于反抗新北大公社，反抗“老佛爷”。可以说是一个在朝，一个在野。“老佛爷”经常打出江青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藉以吓唬别人。对立面井冈山也不示弱，他们照样也能打出江青的招牌。斗争的焦点只是争夺领导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这是两派共同的信条。为了争权，为了独霸天下，就必须搞垮对方。两派都努力拉拢教员和干部，特别是那一些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教员和干部，以壮大自己的声势。这时两派都各自占领了一些地盘。当权派的新北大公社占有整个北大，“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井冈山只在学生宿舍区占领了几座楼。每一座楼房都逐渐成为一个堡垒，守卫森严。两派逐渐自己制造一些土武器。掌权的新北大公社财大气粗，把昂贵钢管锯断，把一头磨尖，变成长矛。这种原始的武器虽“土”，但对付手无寸铁的井冈山，还是绰有余裕。井冈山当然不肯示弱，也拼凑了一些武器。据说两边都有研究炸药的人。在这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两派交过几次手，械斗过几次。

大革命越闹越激进，季羡林的革命热情也愈益高涨，他参加了到印尼驻华使馆游行示威的革命壮举，也加入了批斗人的革命队伍，有一次，差点就到了一位将军的家中“闹革命”。

北大两派为了拉拢干部，壮大声势，都组织了干部学习班。季羡林也是被争取的对象之一，井冈山的人来动员，新北大公社的人也来动员。考虑到到井冈山学习班去“亮相”的危险性，又考虑到新北大公社炙手可热，季羡林最终选择了参加新北大公社的学习班。对此，季羡林日后反省说：“新北大公社毕竟是大权在握，人多势众，兵强马壮，而且又有那样一个心胸狭隘，派性十足的领袖。我得罪了他们，后患不堪设想。迟疑了很久，为了个人的安全，我还是参加了新北大公社的学习班。”

季羡林就这样卷入了派系。但真正的派系斗争还在后头。两派的信徒，特别是学生，采用了车轮战术来拉他。新北大公社的学生找到他，明白无误地告诉他说：“你不能参加井冈山！”这还是比较客气的。不客气的就直接了当地对他提出警告：“当心你的脑袋！”季羡林大约是天生的有些牛脾气，你越来逼，我就越不买账。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决心干脆下海，他要参加井冈山，旗帜鲜明地反对新北大公社，反对“老佛爷”聂元梓。其中的危险性，他自然也是知道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反公社派的学生高兴了，立即选季羡林为井冈山九纵（东语系）的勤务员。这在当时还是非常少见的。选择了上山（井冈山），再也用不着躲躲闪闪了。他开始和同派的青年学生一道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攻击新北大公社。季羡林多少有些侥幸心理，自恃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其他反动组织，历史是清白的，他有时就觉得新北大公社不一定敢“揪”他。但更多的时候，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走钢丝，弄不好会粉身碎骨。

三

1967年的夏天和秋天，他就是在这种惴惴不安中度过的。随着天气的转凉，风声越来越紧，“老佛爷”终于要对季羡林下狠手了。

1967年11月30日深夜，他服了安眠药正在沉睡，忽然听到门外有汽车声，接着是一阵异常激烈的打门声。他连忙披衣起来，门开处闯进来大汉六七条，都是东语系的学生，都是女头领的铁杆信徒，人人手持大木棒，威风凛凛，面如寒霜。季羡林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早有思想准备，因此并不吃惊。他没有来得及穿衣服，就被赶到厨房里去。他那年近古稀的婶母，还有他的老伴，也被赶到那里，一家三人作了楚囚。此时正是深夜风寒，厨房里吹着刺骨的过堂风，人人浑身打战。他们被禁止说话，大棒的影子就在他们眼前晃。

他还能听到外面的情况。外面的情况并不美妙，一大一小两间屋子里乒乓作响，声震屋瓦。“小将们”正在挪动床桌，翻箱倒柜，愿意砸烂什么，就砸烂什么，愿意踢碎什么，就踢碎什么。遇到锁着的东西，他们把开启的手段一律简化，不用钥匙，而用斧凿。多年来省吃俭用，积累了一些小古董，小摆设，都灌注着他的心血；来之不易，又多有纪念意义。但在那些人眼中，却视若草芥；手下无情，顷刻被毁。

楼上横扫完毕，一位学泰语的学生找他来要楼下的钥匙。原来他到季家来过，知道书都藏在楼下。车库里书籍，这一夜惨遭洗劫。他们还逼他交出记载着朋友们地址的小本本，以便进行“瓜蔓抄”。

这一夜是季羡林毕生最难忘的一夜。天一明，他就骑上了自行车到井冈山总部去，他的盘算很美好，要从“自己的组织”这里来捞一根稻草。走在路上，北大所有的高音喇叭都放开了，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季羡林！”并且历数他的“罪行”。到了井冈山总部，说明了情况。他们表示，早已知道了。一方面派摄影师到他家进行现场拍摄；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决定调查季羡林的历史，必要时把他抛出来，甩掉这个包袱，免得受到连累，以致不利于同新北大公社的斗争。这些是后来才知道的，他被抛弃了。

没有任何手续，公社一声“打倒！”季羡林就被打倒了。东语系的公社命令他：必须呆在家里！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要随时听候传讯！十年浩劫过了以后，有人告诉季羡林：当时公社视他如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但是，他们也感到，“罪证”尚嫌不足。于是便采用了先打倒，后取证的战略，希望从抄家抄出的材料中取得“可靠的”证据，证明打倒是正确的。结果他们“胜利”了。他们用诬陷罗织的手段，深文周纳，移花接木，加深了他的罪名。到了抄家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两个臂缠红袖章的公社红卫兵，雄赳赳，气昂昂，闯进季家，把他押解到外文楼去受审。

第一次审讯，还让他坐下。但是他憋了一肚子气，又自恃没有辫子和尾巴，同审讯者硬顶起来。结果审讯不出什么。如是一次，两次，三次，他们的态度变得强硬了，原来，由于他们掌握的材料越来越多起来，心中也就越来越有“底”了。第一个底是一只竹篮子，里面装着烧掉一半的一些信件。他们说这是想焚信灭迹的铁证。第二个“罪证”是一把菜刀，是抄家时从住在另一间小房间里老婶母枕头下搜出来的。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兴起以后，社会治安极坏，传说坏人闯入人家抢劫，进门先奔厨房搜寻菜刀，威胁主人。婶母年老胆小，每夜都把菜刀藏在自己枕下，以免被坏人搜到。现在审讯者却说是在季羡林的枕头下搜出来的，是准备杀红卫兵的。第三个“罪证”是一张石印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这是季羡林在德国哥廷根时一位姓张的留学生送给他的。季羡林有一个习惯，别人给他的信件，甚至片纸只字，他都保留起来。现在这张要命的照片，真是难以说清。

更可悲可叹的是，他被公社“打倒”了，井冈山的人也争先恐后，落井下石。他们也派自己的红卫兵到季家来，押解他到属于井冈山的什么地方去审讯。他们是一丘之貉，难兄难弟。两个弟子也背叛了他。到了此时，季羡林才恍如大梦初觉，彻底悟透了人生。然而晚矣。

接下来是无数次的批斗、审讯、劳动改造，最激烈的时候，他承受不住，想到过死。地点选在圆明园，吃了安眠药，长眠在芦苇深处。但最终没有死成，自己给自己打气，挺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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