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打AB团”真正的源头，是当时的上海“中央”在1929年11月13日根据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清党”、“肃反”的指示，发出了《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要求江西省委“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并在指示信中严厉批评江西省委对“AB团”“没有引起严重的注意”，“说明工作落后”，必须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地扩大反AB团、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江西省委迫于中央的压力，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党”、“肃反”运动。
AB是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AB团是在大革命时期江西省国民党党部中的一些极端反共分子搞的一些秘密组织，1927年4月2日，江西省区委领导的省工会、农会、学联，在朱德驻南昌军官教导团的协助下，一举捣毁了AB团组织。
2、赣西南苏区肃AB团起始于1930年5月。1930年7月22日，中央特派员刘作抚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吉安西区AB团有二千余人，自首的有七八百人。”1930年8月，李文林担任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并按照上海中央的要求，党团组织合并为行动委员会，指定李文林为书记，掌控地方肃AB团大权。
受命于临时中央的李文林积极推进“打AB团”，其目的就是肃清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打击异己者，贯彻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让红军去打大城市。为此李文林在“打AB团”过程中，大搞逼供信，大量使用“肉刑”。而毛主席在古田会议就力主废除“肉刑”，但李文林使用“肉刑”的做法却得到了当时的中央的支持，李文林所依据的正是中央8月份做出的《肃反工作决议》。
1930年9月，赣西南特委在中央1929年11月13日指示信和省委的压力下，宣布破获一起AB团大案。从此，AB团问题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警觉。而这起大案实际上是中央特派员刘作抚对赣西南反富农不力不满，亲自到各路行委推动反富农的过程中，偶然破获了AB团，真正破获AB团的准确讲不是赣西南特委，而是受到刘作抚批评后的西路行委。“打AB团”实际上在一开始成了上海中央推行左倾机会主义的一个抓手。
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立三路线受到批判，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依然在党内继续。第一次“反围剿”关头，李文林等却坚持打大城市，又不赞成以东固、富田作为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的预设战场，煽动根据地的干部群众破坏“反围剿”，批判总前委为富农路线。
3、1930年11月底的“罗坊会议”，红一方面军为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军事部署等，根据临时中央“打AB团”的指示和军内一些将领的要求，总前委会议决定“快速整军”，与之相伴随的的就是一方面军肃反“打AB团”。在李文林、彭德怀等的推动下，由“政治整军”变为“肃反整军”的。会议上，毛主席反而再次强调了废除肉刑。罗坊会议后，毛主席基本不在一方面军，多数时间在地方调研和纠正土地分配、经济政策，更没有发布过打AB团的指示。
一方面军打AB团，是1930年11月底到12月初，是由彭德怀的三军团开始的。彭德怀鉴于三军团开小差的情况严重，认定三军团内混进了AB团，致函李文林群体，要求他们把开小差的干部战士当AB团打，而且邀请李文林群体派干部来三军团成立专门的办公室。李文林就是因为三军团的这个公函，才带人到总前委督促打AB团的。红军打AB团，是由彭德怀的三军团开始的。彭德怀鉴于三军团开小差的情况严重，认定三军团内混进了AB团，致函李文林群体，要求他们把开小差的干部战士当AB团打，而且邀请李文林群体派干部来三军团成立专门的办公室。
4、朱德在攻打吉安后，收缴了李文林与“AB团”有关连的信件。打AB团的积极分子李文林及西路行委书记龙超清等人反而又被以“AB团”的罪名而关押，经刑审后，供出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秘书长李白芳、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为“AB团”首要分子。
12月7日，总政治部派李韶九带领红12军一个警卫连来到富田，先后将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和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8位主要负责人抓了起来。最终导致了“富田事变”的发生。
5、高华以及“自述”里的何笃才，仅仅因为李文林反对过毛主席，就将李韶九说成是“顺从毛泽东的人”，这是极其荒谬的。李韶九的资历与级别实际上与李文林是相当的，都是受临时中央极为重视的干部，后来，也是临时中央撤了李韶九的职。反而是在“富田事变”之后，是毛主席为李文林平了反，直到“三人团”到达苏区后，才对参与“富田事件”的红二十军的干部给予了严厉的制裁，下令枪毙了李文林。
1931年4月，“三人团”到达苏区以后，变本加厉地推行第二轮的“打AB团”，这时毛主席被排挤得更厉害了，被毛主席写进苏区政策文件的“坚决废除肉刑”也被“三人团”废止了，而李文林、何笃才都是死于这一时期，跟毛主席有“半毛钱”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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