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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抗战的声音不断高涨，此时的周佛海，却和汪精卫一伙唱反调，暗中和日本侵略者勾结，已是罪不可赦。
最终，他也落得个应得的下场，美貌娇妻活下来后，也经历了一段较为坎坷的人生。
周佛海的风流
杨淑慧认识周佛海的时候，仅仅只有19岁。
那会，她还觉得周佛海颇有温文尔雅的气息，长相十分清秀白净，于是，两人就渐渐熟络了起来，要么去歌舞厅跳舞，要么就去公园散步，很快就走在了一起。
可在不久之后，关于周佛海的故事就被《时事新报》给披露了出来：周佛海家中有发妻，又欺骗女学生杨某，行为极其不检点。
这件事也迅速成为了上海市街头巷尾议论的内容。
杨家听闻了周佛海的过往，坚决不再同意这门婚事，甚至将杨淑慧直接关进闺房当中。
可坠入爱河的杨淑慧哪能听进去劝告，她甚至不顾形象，即使披头散发也要外出去找周佛海，为了他，杨淑慧竟然还当着父亲的面剪掉了头发，意思是父女关系“一刀两断”。
随后，两人就共同奔赴了日本，开始了私奔生活。
1920年10月，杨淑慧为周佛海生下了一个男孩，生产的时候，周佛海连带妻子去医院的钱都没有，还好当地一位接生婆及时赶到，这才化解了一场危机。
1923年，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戴季陶飞书东京，让周佛海回去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
周佛海十分激动，欣然受命，连文凭都没有拿到手上就赶了回去，每月的薪水是200大洋。
随着经济地位逐渐提高，周佛海也丢掉了最初的信仰，一头栽入了蒋介石的怀抱当中，他凭借着迎合主子的本领，外加上杨淑慧“上下打点”，很快就在蒋介石这里积累起了名声。
1939年，周佛海背叛了重庆，公开投日，成为了可耻的汉奸，并成为了汪伪政权的实力派人物之一。
上海有一家名为“真素心”的红楼，周佛海经常和其他汉奸一起在此处行乐，那些失足妇女们纷纷希望周佛海能够写些对联来提高身价。
在他和戏子纠缠的时候，也担心军统暗杀和老婆上门，于是经常将幽会的地点选在法租界当中。
事情还是败露，杨淑慧甚至当众骂道：“他周佛海是个什么东西，我跟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穷学生，二十几年尝遍了酸甜苦辣才有几天，我要打死奸夫淫妇，和她们同归于尽。”
在杨淑慧提出离婚的时候，还有人不断周旋，劝她看在多年感情的份上，就不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了。
就这样，杨淑慧也实在没有下去那个狠心，在被周佛海玩弄的同时，还得向着周佛海。
整个抗战期间，周佛海其实就做了两件事：一是玩乐，二是叛国。
由于他会说日语，便和日本方面策划汪伪政权的要人关系密切，很多谈判，都是通过周佛海之手进行的，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重要策划者，就是周佛海。
不过，他没有“将鸡蛋装在一个篮子”，在汪伪政权体系中，他也是最会见风使舵的那一个。
国共合作顶住了日军的进攻，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也在不断扩大，在那种形势下，周佛海也敏锐意识到，到后面日本战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他还曾在私下对人说过有两个“没有预料”，其一是没料到日本占领武汉后会停下脚步，其二是没料到日本会向英美开战。
在周佛海意识到又一个重大选择摆在面前时，他决定向重庆方面靠拢。
他给戴笠偷偷写了信，表示要“将功赎罪”，为军统卖命。
紧接着，他还秘密派人来到了重庆去找蒋介石，希望能获得“自首”的机会，并且表示当初逃离经常会感觉到不安，请蒋介石能够宽宏大量。
考虑到接受周佛海的“自首”能省去很多麻烦事，蒋介石就接受了，让他好好表现。
日本投降后，周佛海很快开始负责起国民党对上海的接收，蒋介石也命令他“维持治安”，阻止新四军收复失地。
这下，周佛海似乎洗白了，他从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接收大员。
可抗战结束后，整个国内的主要话题，就是如何去惩治卖国贼，周佛海榜上有名，不能忽略。
蒋介石想要保住他，若那样就站在了舆论的对立面，周佛海迟迟没有被处死，广大民众对于蒋介石包庇汉奸的行为表示抗议，呼声越来越大，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上书蒋介石，要求他尽快处置周佛海。
蒋介石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就干脆将周佛海关到重庆软禁起来。
可周佛海不死，声浪就不会停下，一时间，谴责蒋介石的声音越来越大。
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让军统将周佛海送到南京高等法院去审理。
结果，这个周佛海压根不是个省油的灯，他在法庭上拿出了戴笠给他写的亲笔信，表明他自己是在为重庆方面做事。
蒋介石本身最忌讳的就是有人指责他和汉奸暗中往来，周佛海的所作所为，也让蒋介石极为愤怒。
结果，周佛海还是被判处了死刑。
那种无助感瞬间包围了周佛海，他已经无可奈何，若想要活命，只能等着蒋介石的特赦令。
此时，杨淑慧就着急了，她对周佛海依旧痴迷，想尽办法想要接近蒋介石。
最终，有一个人帮助她完成了目标，此人正是陈布雷。
陈布雷和周佛海是多年的老友，于是他便给杨淑慧出主意，让她写一封信，拿去向蒋介石求情。
很快，信就写好了，陈布雷利用见蒋介石的工夫，将这一封信拿了出来，交给了蒋介石，两人又开始密谋，如何才能使得周佛海被特赦出来。
杨淑慧每天都很焦急，见陈布雷没有结果，于是就又找到了陈布雷，说自己想要去见蒋介石。
陈布雷又跑去报告，蒋介石点头同意，至此，她终于得到了一次秘密会见蒋介石的机会，这件事是不能伸张的，周佛海是人人都想除掉的大汉奸，若是他妻子和蒋介石见面了，又要闹出舆论风波。
杨淑慧刚刚进门，见到蒋介石就直接跪在地上不愿起来，也一直在哭泣，什么话都没说。
她不需要说话，蒋介石都知道她在想什么，沉默了良久，他扶起了杨淑慧对她说：“放心吧，他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让他再回来。”
杨淑慧听到这句话，也算吃了一颗定心丸，泪流满面。
1947年2月，蒋介石果然致电司法部特赦了周佛海的死刑，改判无期徒刑，收押在老虎桥监狱。
结果，蒋介石给了周佛海活命的机会，周佛海却没有给自己留下。
由于身体本来就不好，周佛海胃病和心脏病再加上监狱的特殊环境时时刻刻都在折磨着他，他终日痛苦万分。
1948年，周佛海就连知觉都没有了，最终于正月初五死在了监狱里，时年52岁。
当年清明节，周佛海就被埋了，除了几个亲属和贴身副官外，没人在旁边。
孤独的杨淑慧
基于那么多年的感情，杨淑慧也始终没忘记当初的孤注一掷，也践行了承诺，可周佛海灯红酒绿，负了杨淑慧，杨淑慧也最终选择忍气吞声，还为他四处奔走。
此后，杨淑慧能拥有的只有孩子，她的亡夫是大汉奸，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出任了上海市军管会主任。
在上海市委讨论之后，决定在上海寻找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遗址，来迎接建党30周年纪念日。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直接负责相关的工作，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沈之瑜是个老上海，他研究了一大圈，只知道当时会议是在法租界内召开的，可法租界那么大，去哪里寻找成为了一个难题。
姚溱思来想去，想到了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因为当年周佛海曾参加了会议，他老婆应该知道，此外，他的儿子周幼海从1946年被释放后，成为了一名“特别党员”。
杨淑慧从监狱被放出来后，找到了沈之瑜，并自我介绍说：“我叫杨淑慧，是公安局的扬局长让我来找您的。”
在她的回忆中，当时《新青年》的编辑部是陈独秀家，得先找到那个地方，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
环龙路之后就是南昌路，第二天沈之瑜带着杨淑慧找到了南昌路，而此处因为保持了当年的模样，杨淑慧很快就找到了渔阳里二号的具体位置。
很快，他们就顺着查到了博文女校的线索。
博文女校旧址
那里是当时9名外地的“一大”代表在上海住宿的地方，当年，李达把那一项任务安排给了他的新婚妻子王会悟，王会悟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下了博文女校楼上的三间房。
此后，沈之瑜和杨淑慧在上海黄陂南路上一路寻走，寻找着路边的每一栋建筑物。
在黄陂南路和业兴路的交叉口，杨淑慧看到“恒昌福面坊”大字的招牌，觉得那似乎就是当年李汉俊的家，只是她那会有点不确定，印象中，李汉俊的房子是青砖中镶着红砖，可现在的白粉墙上写着一个四块床板大的“酱”字。
杨淑慧经过反复观察，觉得应该就是这里。
接下来，沈之瑜就立即进行了调查，他得知1920年夏天一位陈姓的老太太在这里建造了5所房子，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租下了其中的106和108号，为了方便，他将两幢房子的隔墙给打通了，亲戚在106先开了当铺，又开了“恒昌福面坊”。
1951年5月，杨重光带着这些照片去了北京。
董必武在看到了照片之后也证实：博文女校确实是召开“一大”期间外地代表所住宿的地方，开会的地点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家里。
随后，中央又派出了“一大”的代表李达前往上海进行实地证实。
李达在看到房子后也频频点头，并不停地说：“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因此，那一排石库门房子，被确定为“ 一大”会址。
1952年中共一大会址修缮前拍摄的外景
能顺利找到“一大”会址，杨淑慧确实有着极大的作用。
这件事，杨淑慧是有功的，不过在这之后，她又受到了些许波折，后来，她也不再是那个看起来性格火爆的“周夫人”了。
出狱后的杨淑慧一直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直到1962年冬季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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