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保罗·约翰逊的《摩登时代》（1)
保罗·约翰逊的《摩登时代》（Modern Times: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是20世纪的叙事史。20世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冷战、共产主义的兴起和灭亡、多个帝国的崩塌。许多历史事件我们曾经亲身经历,对今天仍有影响。对20世纪的解读必然深深影响我们对今天世界的展望。本书史料详实，文笔生动，洞见深邃，很少读到这样精彩的历史巨著。阅毕非常喜欢。
关于弗洛伊德：他不是个科学家，而是个伟大的艺术家。经过80年的实践检验，总的来说，他的治疗方法被证明是代价高昂的失败，只适合哄哄那些闷闷不乐的家伙。精神分析的核心观念在生理学上毫无根据。事实上，那时人们还没有发现孟德尔定律和染色体遗传理论，还没有认识到先天性代谢缺陷，也不存在激素和神经刺激机制，这些东西联合起来证明他的治疗方法是无效的。正如彼得·梅达沃爵士所指出的那样，精神分析有点类似于催眠术和颅相学：它包含彼此孤立的真理碎片，但整个理论是错的。此外，正如卡尔·波普尔当时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弗洛伊德对待科学验证的态度完全不同于爱因斯坦，而更像马克思。他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时，不是使用经得起实验检验和反驳的具体内容，而是使之包罗万象，很难检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了现代政府能够快速地扩张自己，并以贪得无厌的胃口发展自身，既是为了消灭敌人，也是为了对自己的公民行使专制权力。威尔逊政府热心地把美国带入了大政府。有一个燃料管理局，推行“无煤气星期日”活动；有战时劳工政策委员会，插手劳资纠纷；有赫伯特·胡佛领导的食品管理局，给商品定价；还有一个船运委员会。核心机构是战时工业委员会，它的第一个功劳便是废除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这是社团主义的一个确凿无疑的标志，启发了“新边疆”和“大社会”的观念。1917年的战时社团主义开始了美国现代史上最大的连续性思潮，起起伏伏，林登·约翰逊在1960年代晚期开创的庞大福利国家使之达到了高潮。约翰·杜威指出，战争削弱了迄今为止不可抗拒的私有财产权。与此同时，限制性的新法律，比如《反间谍法》（1917）和《反煽动法》（1918），常常被野蛮地推行：社会主义者尤金·德布斯因为一场反战演说而获刑10年，一个阻挠征兵的人得到了40年刑期的判决。1917年这个危机之年都证明了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生死与共，休戚相关。
关于苏联：驱使列宁的动力是一种炙热的人道主义情怀，类似于圣徒对上帝的爱。但他的人道主义是一种非常抽象的激情。它包含一般意义上的人，但他对具体的人没多少爱，甚至也不感兴趣。他没有把那些跟他打交道的人（他的同志）看作鲜活的个体，而把他们看作接受其观念的容器。
俄国人总体上崇尚暴力，以及对生命的缺乏敬畏（再次被乌克兰战争验证）。相比末代沙皇平均每年因各种罪行处决17人，在1918～1919年，契卡仅因为政治罪就平均每个月处死1000人。 一位格别乌人员对《曼彻斯特卫报》驻莫斯科记者承认，无辜的人遭到逮捕，这是很自然的事——否则就没有人害怕了。他说，如果人们仅仅因为具体的不法行为而遭到逮捕，那么其他所有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安全的，因此随时可能背叛。
苏联政权在二战期间和之后侵占了5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全都在欧洲；它是仅有的扩张主义强国。40多年来，苏联违反或废除了它签署的58份条约中的45份。
在1970年代，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苏联实力的上升，国际恐怖主义事件（爆炸、轰炸、暗杀、扣留人质、绑架等等）稳步增长，从1971年的279件增长到1980年的1709件。暗杀始终是克格勃的专长，从1971年的17件增长到了1980年的1169件。在极权主义社会，全权的秘密警察本身就被允许未经审判随意逮捕、监禁、酷刑、实施司法谋杀和暗杀，这样的社会对恐怖主义几乎没什么顾忌。而自由民主社会则有很多顾忌。1970年代的教训是，恐怖主义积极地、系统地、必然地帮助了极权国家的蔓延；在法治国家与极权主义国家之间，它明显有利于后者；它利用了自由社会的自由机构并因此危及后者；它削弱了文明社会捍卫自己的意志。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了社会工程的时代。一些专家希望更进一步，让工程师当国王。托斯丹·凡勃伦是20世纪前四分之一的时间里美国最有影响的进步主义作家，他提出，工程师应当取代商人，消除有闲阶级的价值观和盈利动机，为了消费者的利益管理经济。苏联比其他任何社会都更加广泛地并在更长的时期内信奉社会工程，在那里，此事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工程师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部分（尽管至今尚未给消费者带来多少好处）。
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道德上讲，苏联政权与其说是一种合法的政府形态，不如说是一个自保江山永固的阴谋。
关于西方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崇拜：那些科学家（他们习惯于评估证据）和作家（他们的职责就是研究和批评社会）竟然如此轻信地对粗陋不堪的斯大林主义宣传照单全收。只能解释为他们需要相信，他们想被骗。因此，阿玛贝尔·威廉斯-埃利斯给一本介绍白海运河建造的书写了一篇导言说：“在原始森林中，一项很难对付的工程，由成千上万个国家的敌人，仅仅在37个格别乌军官的帮助下完成了，这个故事是曾经出现过的最激动人心的故事。”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谈到了同一工程：“想到这一点真令人开心：对格别乌的成功，我们要正式表达最热烈的欣赏，他们不仅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壮举，而且实现了人类改造的一次胜利。”哈罗德·拉斯基称赞苏联的监狱使囚犯能过上“充实而自尊的生活”；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记录道：“劳动营在整个苏联赢得了很高的声望，被誉为成千上万人改过自新的地方。”她又补充道：“苏联改造犯人的方法是如此众所周知而富有成效，以至于如今的罪犯常常主动申请去劳动营。”萧伯纳写道，在英国，一个人走进监狱时还是个人，出来时就成了罪犯，而在俄罗斯，他进去时“是个罪犯，而出来时就会成为一个平常人，不过，劝他出来得费很大的劲。据我所知，他们很愿意待在里面，多长时间都行”。
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同质性：墨索里尼通过支持雇工反对地主，从而把弗利省变成了一座社会主义孤岛。他坚持认为，社会主义者必须是彻头彻尾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妥协的国际主义者。列宁兴高采烈地写道：“意大利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和暴力革命的活动家，墨索里尼有六个显著的特征：完全反对资产阶级议会和任何类型的改良；政党作为达成社会主义目标的工具，高度集中，等级森严，严守纪律；一个由职业革命者组成的领导阶层；不相信无产阶级自我组织的能力；认为可以通过革命者——自封的精英——把革命意识从无到有带给民众；最后，在这场即将到来的阶级斗争中，组织化暴力将是最终的手段。
希特勒的政策是创立一个先锋精英党，这个政策是根据列宁的经验设计出来的。实际上，在一些重要方面，他到最后依然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尤其是就他的如下信念而言：一个高度守纪律的、集中化的党——在独裁的顶端达到极致——是唯一能够完成一次根本性革命的工具。一旦掌权，希特勒便推动这个党系统化地接管所有的社会机构，恰好像列宁所做的一样。起初，他计划以列宁在1917年所使用的同样的方式——即通过一场准军事暴动——来夺取权力。
希特勒把自己看作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社会主义本质是：国家每个个人或团体都应当毫不犹豫地为国家政策而工作。因此，谁实际上拥有工厂并不重要，只要那些管理工厂的人奉命行事就行。“我们的社会主义延伸得更深。它并不改变事情的外部秩序，它只是重整人和国家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要把银行和工厂社会主义化呢？我们要把人民社会主义化。”
希特勒和斯大林在本质方面是意识形态伙伴，他们都追求乌托邦，这样的乌托邦乃是建立在把人类划分为精英和奴隶的基础之上。他们只是偶然地成为对手，让他们的政权互相争斗。希特勒直到最后依然是个社会主义者，尽管是个稀奇古怪的社会主义者。
纳粹党魁当中，希特勒并不是唯一的“波希米亚人”。芬克创作音乐，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和汉斯·弗兰克写诗，戈培尔写长篇小说，罗森伯格是个建筑师，狄特里希·埃卡特是个画家。希特勒给德国人带来了公共生活统一的一面：壮观的场面、列队游行、演说和庆祝仪式。社会主义美学和法西斯美学本质是相同的。
希姆莱用自己的公务车送自己年迈的父母时，他总是记下成本，并让人从自己的薪水中扣除。
现代德国的悲剧是一个活生生的教材，说明了允许学院生活政治化，不管偏向左还是偏向右，结果同样都是灾难性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真理的源泉都被毒化了。大学尤其是教授都压倒性地站在文化一边。德国语言文学的权威和教师都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历史学家是最糟糕的。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曾写到德国的天命之约，警告犹太人不要挡这个“年轻国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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