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女儿钱瑗是主角。钱杨夫妇每每探讨女儿的个性，钱锺书钱大师总说：“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
钱瑗与王德一，同是北师大校友，两人同时留校，并于1967年12月31日，注册结婚。
留在北京的钱瑗，偶曾帮助过一位当时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并帮她解决了一些困难。没想到，这位老太太就是杨伟成的母亲，后来成了她的婆婆。
这位老太太，大名唐雲，受过高等教育，精明能干。通过与钱瑗的几次接触，她一下就相中这位大家闺秀，认为她文静、知书达理，很适合儿子杨伟成，可谓儿媳妇的最佳人选。
1972年3月，钱杨夫妻从干校归来，唐雲就上门拜访，说明来意。交谈之下，钱家与杨家都是从上海来京的高知家庭，自然有很多共同语言。
但钱瑗却对杨绛说：“妈妈，我不结婚了，我陪着爸爸妈妈。”钱杨夫妇自然不愿意勉强女儿，但杨绛只说：“将来我们都是要走的，撇下你一个人，我们放得下心吗？”
那边杨伟成也有顾虑，老爸在文革期间的历史问题悬而未决，而且自己膝下还有一双青春期儿女，对继母与子女的关系、新的婆媳关系自然想法多多。
但唐雲是个为了儿女的幸福不肯轻易“善罢甘休”的主儿，她太看好钱瑗了。唐雲还让钱杨夫妇先见见她的儿子杨伟成，老两口都认为钱瑗与杨伟成可以先交往一下。
全家1947年在上海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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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杨伟成与钱瑗首次见面后，每周五下班后，他就会约对方轧轧马路、聊聊天。一年多的交往，两人有着许多共同语言。
杨伟成与钱瑗，处世哲学极为相似，都主张为人低调谦和不张扬；两人都爱看书，做学问，听西方古典音乐。于是，两人在1974年5月结婚。钱杨夫妇知道女儿有了一个美好的家，心上也很安适。
杨伟成坦言，能娶到钱瑗这样的妻子，是他毕生的福分，也深深感谢岳父、岳母大人对他的垂青与器重。
钱瑗进入西石槽杨家，那时杨伟成的儿子胖胖18岁。在他看来，反正爸爸应该再婚，而随和的钱瑗阿姨，起码是个不坏的选择，从未有过不安。
钱瑗选择与胖胖、小敏（杨伟成女儿，大名杨敏）以“大朋友”的方式交往，从未让他们有过“继母”的感觉。
钱瑗从英国学习回来后，就从杨伟成手中接过给胖胖上英文课的差事。初始阶段，胖胖有些怕上钱瑗的课，认为她职业性的诲人不倦，实在让人受不了。比如问她一个小问题，她会引经据典把那事的祖宗八代查出来讲给他听。从书房追到厨房，不听都不行。
当钱瑗病逝后，有人问胖胖有关英文的问题，他答不上来，总会遗憾地说：要是我妈在就好了，她会让你听不了兜着走！喊钱瑗“妈妈”，听着好温馨。
女儿小敏，1976年曾在北甸劳动，遇到感情问题。当时无助的她，最先想到的就是钱瑗，而不是爸爸、哥哥以及奶奶。可见，小敏是多么信任钱瑗。
小敏在信中，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钱瑗。很快，钱瑗回了长长的信，教她处理的方法。小敏也是个听话的孩子，按照钱瑗所说，事情得到了妥善解决。
1979年，小敏成功考入北师大。毕业后，感情、身体又出现问题，让钱瑗大为操心，经常担心得睡不着觉。直到看到小敏有了好的归宿，钱瑗才松了一口气，亲妈也不过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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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瑗曾对朋友提及，丈夫杨伟成是造房子的，但他们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因为西石槽交通很方便，对婆婆而言是个理想的地方。如果搬到北师大，对钱瑗很方便，但对其他人而言，都不方便了。而钱瑗，永远都是把别人放在前面的那个人。
钱杨夫妇岁数大了，体弱多病，作为独女的钱瑗，开始多住在三里河娘家，以便照应。
每到周六，就是钱瑗回西石槽的日子，胖胖与小敏都会很盼望着她，因为她总会带回一些好吃的东西。
夏天，是新街口一大饭盒的四川冷面；秋冬天，是平安里清真肉店的上好牛肉。有时，钱瑗还会到王府井东来顺买大块肉的羊肉串，或是牛肉馅饼。崇文门春明的西式点心，也是一项选择。
为了买东西，钱瑗要换几次公交车，经常到家很晚。尤其是冬天，天黑得早。
一家人早就准备好了晚餐，等着钱瑗。
门开了，钱瑗走得脸红红的，一边从包里掏东西，一边嘴里忙不迭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
钱瑗一边吃饭，还一边讲述她听到的、看到的新闻，家人吃得津津有味，也听得津津有味。家人都习惯了钱瑗这样出现，也很喜欢这样的周六夜晚。
周日下午，就是钱瑗与小敏的时间，她们一同买书、买衣料、买吃的，用钱瑗的话就是“贼不空手”。在小敏看来，钱瑗永远像个圣诞老人，买了东西分给大家，吃的穿的用的，人人有份。
1995年春，钱瑗被诊断出肺癌。1997年3月，钱瑗病逝，牛年是她的本历年，而她本人还不到60岁。
如今，家人再提及钱瑗，浮现在眼前的依然是她满脸通红，急匆匆迈进家门的那一刻，一个充满活力的钱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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