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林徽因怒斥吴晗，必将身败名裂——40年代末期，因为亲苏，吴被戏称为吴晗诺夫

来源: 公鲨于 2022-07-07 03:50:43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25417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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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则文苑掌故说，1990年代，学术圈大佬们开会，有人说起吴晗全家的惨状，一向不问世事的钱钟书，忽然对着邻座的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1957年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无情得很吗？”

49以后，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为了仕途坦荡，他整过很多人。

1957年整风反右时，吴晗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右英雄。

他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声色俱厉地讨伐章罗联盟。吴晗把1948年秋秘藏下来的，罗隆基让他转交在港民盟领导人的密信交给了党领导。信中，罗隆基要求香港民盟坚持民盟自主，不接受中共的领导。这一揭发给罗以最沉重的打击，并最终导致罗隆基划为右派，淡出政坛，历尽磨难。

同时，吴晗还揭发章伯钧：“1951年五一节，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我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作为民盟中央领导的章伯钧，对作为民盟北京市领导的吴晗说这话，应该是指民盟中央与民盟北京市委的关系问题。当时两者的关系有龃龉，章伯钧的话含有和解之意，与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并没有联系。吴晗却污蔑构陷，落井下石，给予前好友以最沉重的打击。最终，罗隆基死于1965年，章伯钧死于1969年。

老友沈从文落难，在博物馆扫地，见到吴晗，想与其握手，吴视而不见，直接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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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以后从这个地方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基于这样的建设思路，彭真提出，“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上面发了话，下面当然要抓紧实施，将领袖设想的蓝图变为现实。1952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倍感兴奋，积极推进，导致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整个城市蔓延。

8月20日，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文物建筑保护的问题。

郑振铎说：“如有要拆除牌楼，最好事先和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联系，由中央决定，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但吴晗绵里藏针地回复说：“全国性的问题请示中央决定。”

言下之意，只要不是“全国性的问题”，就不需要“请示中央”。

但林徽因态度很鲜明，坚决反对拆除文物，她说“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

梁思成说：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的独特景观，这类似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吴晗拍案而起，怒斥梁、林观点：“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据理力辩，吴晗便说：“你想把新中国的首都变成封建主义的纪念馆！”

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回忆，在会上，梁思成被数次气哭。最后，毛泽东的一句话给争论定了性：“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拆与不拆，已不是单纯的建筑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这场博弈中，梁思成林徽因注定只能是失败者。

后来，在文化部举办的欧美同学会上，林徽因和梁思成再次和吴晗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林徽因大声谴责，说他“必将身败名裂”。当时她肺病已重，声音沙哑低沉，但神情与胆魄都让吴晗无以应对。在权力面前，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妇不能力挽狂澜，但在精神道德层面，却使吴晗的猥琐龌龊彰显无遗。

1954年1月起，北京开始大规模拆除牌楼。内城原有的9座城门，只余正阳门城楼、箭楼、德胜门箭楼，外城原有的7座城门，无一遗存。1969年，内城城墙也被尽数拆除。

战乱没有毁灭的京城古建筑，却在吴晗的运作下灰飞烟灭。

病重中的林徽因绝望地追问：“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玻璃橱里精心保存几块残砖碎瓦，同时却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在抑郁的情绪中，林徽因开始拒绝吃药。1955年4月，她因肺病去世，年仅5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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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毁牌楼三年后，吴晗又盯上了明皇陵。

1955年10月4日，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办公桌上，平放着一份刚送来的报告：《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提议者是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

习仲勋看罢报告，觉得事关重大，立即批转主管文化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总理阅示。

消息传开，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非常震惊。急忙前来劝阻，希望吴晗等人收回报告。

一场纷争由此开启。

吴晗认为：“出土器物是最可靠的历史资料，发掘长陵后，可利用明成祖的随葬器物，进一步开展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史实的研究工作。同时将出土文物整理后，就地成立博物馆，对首都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增加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内容。”

郑振铎站起来，急不可待地反驳说：“我国目前考古技术水平有限，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的陵墓发掘，在古物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如此规模庞大的陵墓发掘和出土文物的保存，技术先进的国家也会感到头痛。”

吴晗不为所动，意志坚定地说：“全国已经解放五、六年了，无论人力物力都有条件胜任这项巨大的工程。”

夏鼐作为考古专家，最清楚贸然发掘意味着无可挽救的破坏，他从条件层面说理，希望吴晗打消狂热的念头。他规劝说：“老吴，眼下全国都在大规模地搞基本建设，考古人员严重不足。即使考古研究所全员出动，配合基建还应付不了局面，又怎能主动发掘皇陵呢？你应该从全国考古工作的轻重缓急来考虑问题，不能以明史专家的身份来安排发掘工作。”

夏鼐这话也是说给郭沫若等人听的。因为近乎荒诞的是，所有提议者都不是考古学家！

整整一个下午，争论没有结果。但吴晗发掘明长陵的决心已下，外来力量就再难改变了。

郑振铎、夏鼐走后，吴晗怕日长生变，立即找到郭沫若、邓拓等人，通过不同方式在各方面加紧了对发掘长陵的宣传和鼓动。这边，郑振铎、夏鼐也向中央提出了反对发掘长陵的观点，争论双方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总理身上。五天之后，消息传来，周恩来已经在报告上签字同意发掘长陵。

1955年12月初，在吴晗的主持下，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但后来因为长陵面积实在太大，难以找到墓道，于是转而发掘规模较小的定陵。定陵是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及其两位皇后的合葬陵寝，对于躺在定陵中的三个人来说，真是祸从天降。　　

由于条件所限、经验匮乏、能力不足，封闭的皇陵空间突然打开，环境温度骤变，文物尤其是丝织品受到很大损伤，出现变硬、变黑、变脆。变质。

更大的伤害，是文革期间，以夏鼐为首的考古学家被迫离开了岗位。已经打开的皇陵就那样被搁置，大多数的珍贵布料和木料，被直接暴露于自然条件下，迅速干枯腐败。万历皇帝的金丝楠木棺材被扔到野外，让农民劈了当家具。万历和他两个皇后的尸骨，更是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6、

无法知道是不是因果报应，吴晗响应号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而创作的《海瑞罢官》，竟然演变出中国历史上最为骇人的十年浩劫。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尖锐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毛泽东更一针见血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966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态：“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不久，毛泽东又在上海说，吴晗发表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居然不管不问。

1968年3月，吴晗被公安部逮捕。1969年10月11日，受尽折磨的吴晗在关押中死亡。死前头发被拔光，死后骨灰下落不明。

妻子袁震，这个引领吴晗弃学从政的女人，文革中也被关进了劳改队，比吴晗早半年被迫害致死。袁震临终前，对看管人员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想喝碗粥，二是想看吴晗一眼，均不被理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