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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等着哪个傻 提熊向辉这什么后三杰的事。所谓周在到延安后领导情报工作的神话就是熊向辉这傻 吹的，什么前三杰后三杰，都是吹牛 。

我说了，周到延安后对情报工作的介入是以中央局领导的身份干活，比如长江局和南方局。招募熊向辉是长江局期间的工作。而且熊向辉后来自吹自擂如何如何才高八斗。真正他打入胡宗南圈子不是什么能力或者周完人指导的原因。而是胡宗南看上他姐了，两人谈恋爱，谈了五六年，一度要谈婚论嫁。最后胡宗南退缩了。熊向辉她姐就嫁给申健了。这点尼玛，熊向辉从来不吹牛，天天就知道抱着周恩来大腿夸领导有方。其实应该抱他姐。

好吧，现在看这个所谓后三杰在我党情报系统里的地位。这三位，属于王石坚系统，归王石坚领导。王石坚一直在北方工作，北方局所属，和周公不相关。他是41年被康生派到西安负责胡宗南部的情报工作，并领导所谓三杰。李克农是41年回到延安，42年担任中央情报部副部长，开始参与领导秘密情报组织的建设工作，康生是中央情报部部长。周当副部长时王石坚已经开展工作了。

重要的是王石坚负责不只所谓三杰，这三杰是王石坚系统下的一个情报小组而已，熊向辉小组。王石坚在胡宗南这里不止这一个情报组。比如现在吹嘘的所谓熊向辉传递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情报等，当时王顺口问熊向辉能不能拿到胡宗南具体的部署命令，熊直说拿不到。王说那就算了。然后王石坚从自己另一个情报组那里拿到了胡总的电报。

谁呐，胡宗南的机要室副主任，电讯科科长戴中溶。戴是交大34级电机系毕业生，加一秒的学长。他到胡宗南那里帮胡宗南建立了胡宗南部队的电报网。他怎么上船的呐？他有一个妹妹叫黄葳，清华毕业生，参加过129。那时候算是老将吧，没有丝毫爱党（国
民党）等于爱国的觉悟。她去延安后，登记社会关系，写了戴中溶。然后西北局社会部把她找到西北局社会部担任了资料科科长、友区研究室经济组组长。同时发展了戴中溶。经手人是罗青长，罗是红4的红小鬼，起家不认识周圣人，是康生主办并亲自授课的
情报训练班第二期毕业，被康生派往西安。

另外什么叫李克农主外，康生主内，这根本就是一体的。康生搞整风，李克农负责抓人。不过现在为尊者讳，李克农抓人拷人的事，大家不提罢了。李克农传记里提了，顺便说了句什么李克农更早醒悟，保护同志之类的场面话。

其实瞎掰，大名鼎鼎的王实味就是李克农抓的，负责做的甄别，最后杀也是李克农亲自批示杀的，当时康生在搞土改。李克农后来做了检查：“我应付主要责任。当时我距中央仅一河之隔，且有电台与中央联系，这样杀人大事，尤以负保卫工作主要责任者，事先即未请示，事后也未报告，只借口军事紧急情况及强调王实味由延安撤退到兴县时的反动言行，不顾党的政策，擅自批准晋绥公安局的请求，将王秘密处死，这充分表现我无组织无纪律，图省事，怕麻烦，自以为是，表现自己的错误.”

说这些就是说，1，内保其实是发展情报网的第一步，具体后面细说。2，李克农不但“主外”也主内啊，抓人杀人一把抓。他可以主内为啥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长康生同志不能主外。

接着回来讲王石坚，王石坚手下不仅仅有熊向辉和戴中溶两个情报组。47年他被捕时，王石坚一案抓了一百多情报人员，包括陈布雷女儿女婿，这是我党承认在册的。王石坚情报系统遍布整个北方，北平的包括余心清（国民党保定绥署政治设计委员会中将副主任）、谢士炎（国民党保定绥署作战处少将处长）、丁行（国民党保定绥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石淳（国民党保定绥署二处少校情报参谋）、朱建国（国民党保定绥署参谋处作战科少校科长）、赵良璋（国民党北平空军司令部上尉情报参谋）等人。沈阳的包括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政治部少将处长李年、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王书鼐、辽北省长岭县县长邢国彦，以及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少将督察葛佩奇。这些都你麻痹的周圣人布线？

所以王石坚不是专门针对胡宗南的，所谓三杰不过是王石坚下面一个小组而已，还不是最有效率的小组。戴中溶比他们哥三强多了，人家自己就负责胡宗南的电讯，整个胡宗南部已经国军密码都是了如指掌。胡宗南部整个电讯系统就是他建的，为啥不算三杰呐，很简单，因为周完人就知道这哥三，其实就是熊向辉和他有几次见面，陈申都和周没啥交集。熊小组后期也没啥能力了，因为胡宗南决定甩了熊向辉他姐，交给申健接盘，46年底47年初就把几个人送到美国去了。胡没那么爱才，是要结婚，得把前任安排妥当。

熊向辉后来还回忆周圣人分析为什么胡宗南不能抓他们，纯属扯蛋。要末是周糊涂，要末是熊胡说八道。原因很简单，熊向辉他姐当了胡宗南那么久的情人，如果情人弟弟和情人接盘侠都是共产党，胡宗南怎么混。特别是胡宗南还刚刚结婚，这是家国都没法要了。

问题来了，如果周完人分析这事是真的，那么他是不知道这层关系呐，还是不知道这层关系呐。如果不知道，意味啥？要末是能力低下，要末这根本不归他管。

接着说王石坚，王石坚在胡宗南那里有两个情报组，戴中溶更牛逼一些。但这不仅仅是中共在西安的情报源。中共在西安有九个情报组，归属于不同的情报系统。我们说了王石坚的，中共情报机构另外还有西安情报处系统（王超北负责，属中央情报部），西安通讯工作组（王敦英负责，受中央情报部和陕西省委双重领导），西安交通站（吴柏畅负责）多个系统在做工作，比王石坚情报系统并不差。王石坚系统47年被破获，一点没影响老毛后来在陕北遛弯。

所以中共可以多情报源互相验证彼此真伪。所谓后三杰，不过是西安九大情报小组里的一个，还是依赖女人关系的，47年之后失效的情报线，周叫他是后三杰，无非一是认识熊向辉，二是，他也不了解其他系统的工作。

当时中共的情报系统比较有名的是华东潘汉年情报系统，上海，南京的的刘少文情报系统，上海吴克坚情报系统。中共情报机构都是多个情报源，彼此交叉验证。所以什么骂刘斐，郭汝魁的，都是瞎闹。中共情报源头多了去了。潘汉年，刘少文系统都强于王石坚，两人凭借情报能力都做了社会部副部长，小潘是博古的小兄弟，和完人不是一路的。刘少文是红二出身，到延安后保护毛泽民秘密到上海去接受海外敌对势力的捐款，然后被毛任用。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沈安娜就是吴克坚情报系统的成员。

所以国民党和中国足球一样，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是系统问题。不是说没了熊向辉就能抓住老毛了，熊向辉这所谓三杰，42年开车掉河里死掉了，一点不影响我党对胡宗南的掌控。我党各地情报源就没有单打一的情况，都是多源比照。比如傅作义，同时作傅的工作的，有王玉-阎又文一条，有上海吴克坚情报系统的傅的多位高参的关系，有香港
潘汉年情报系统的冀朝鼎等等。还有傅冬菊提供的傅的思想变化。即使对傅的工作不成功，他下面的军师长身边也是多条线工作，傅不起义，北平出个刘化文，李化文也是必然的。其实中共做吴化文的工作也起码两条线。

中共众多情报系统里的一个情报系统里的一个不是最好得情报组得三名成员，居然叫情报工作后三杰。要末这哥三吹牛，要末是叫的人搞不清状况。这哥三运气好，47年去美国，远离国内。49年回来后正值社会部刚进城缺人，其他的情报系统还在运作，他们可以到社会部机关工作，然后抗美援朝，需要英语人才。运气好上去了，然后借着中国解密慢，大吹大擂。

ok，那么中共怎么这么厉害，要都是周圣人部署，那得累死他，王石坚下边被抓的就
100多。周圣人那部署的过来。周完人的那套情报办法是在苏联特务培训时学的。根本
不是中共情报机构当时的路数，用老毛的话说就是不会搜集战略情报。上海特科就是为了自保。

41年老毛整顿情报部门时做了关于调查研究的报告，目前还没解密，有的几段内容如下：

“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的存在着。抗战以来，我党在了解日本、了解国民党、了解社会情况诸方面是大进一步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也减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属粗枝大叶的，漫画式的，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作风并未彻底消灭。对于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到延安来报告工作的同志，其中的多数，对于他们自己从事工作区域的内外环境，不论在社会阶级关系方面，在敌伪方面，在友党友军方面，在自已工作方面，均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

“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的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

上面其实就是骂的周。

老毛具体指导了怎么做调查研究工作：
“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举例如下：
第一，收集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
第二，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
第三，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
第四，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
第五，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农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
第六，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均属之。
第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具体措施就是：
“（一）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

所以从41年后，康生主导下，中共开始建立一套全新的情报体系。首先是中共各级都搞情报，这就完全不是周的那种克格勃方法。一般方法是这样，中共各级党委按照上面方法五做列传，然后找到国民党高管显贵，名门望族里不得志的年轻人，接近后用各种办法忽悠并送到延安。

到延安后，这些所谓进步学生，接受洗脑教育，整风，然后选择里面家世显赫，有社会关系的，吸收进社会部系统，进行特工培训。然后在派回去。

所以这就是从内到外的一套，比如哪位高官小妾的子女或者亲戚，被忽悠到延安后，被审查洗脑教育培训后，再送回高官身边，人海战术，送回去十个，总有两三个能成功。这些流程，特别是到延安后的流程，全部为康生主导。这期间，周正在为自己党票而奋斗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