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在他的住处以口述录音的方式留下了他的记忆。录音很快被转成文字递送出境，录音带也在后来运出，整个过程秘密进行。这些材料被迅速翻译成英文出版。回忆中有相当一部分谈到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其中对毛泽东的描述和看法，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毛留下几笔生动的剪影。
身为苏共顶级官僚，赫鲁晓夫的陈述固然不可全部当真，但至少可以对照其它史料印证当时讨论了什么，以及在他的印象中双方如何应对。至于他对毛的评价，尽可看成众说纷纭中的一个特殊评判者的声音。说他特殊，不仅因为他跟毛多次直接交往，而且因为毛对赫氏格外警觉和憎恨，以致把他晚年心目中的党内主要政治对手称为 “中国赫鲁晓夫”。这对赫氏可谓独一无二的殊荣。
赫鲁晓夫的录音材料在 20 年间分批跨境传递。后续部分在首卷出版后才抵达，是前期传出材料的删除、缺失部分的补遗，以致最后形成的三卷本是互补的，避免重复。值得一提的是，首二卷 (回忆录的主体) 的英语翻译塔尔博特 (Strobe Talbott) 是美国外交界的俄国事务专家。他在编译过程中留下的简介和脚注为英译本增色不少；那时他还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与后来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同窗。后来他在1994 – 2001 年出任美国副国务卿, 2002 – 2017 年任布鲁金斯研究所总裁。
斯大林不待见毛泽东
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始终对毛持相当的批评态度。他曾经说过，毛泽东是一个人造奶油版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纯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他给毛的的这个标签恰如其分。” “斯大林批评毛偏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考虑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依赖农民的力量。他取得的胜利可算是奇迹，但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其成功没有工人阶级的参与。充其量，毛泽东属于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来说是个异己力量。”
斯大林的这些评语，用今天的话语，可以翻译成毛是山寨版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毛泽东大可为 “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 感到自豪。其实，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不是关键，因为人们同样可以问：斯大林是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怎样界定谁是马克思主义者？谁可以界定? …… 等等，然后引入无休止的争论。这里的关键是我们看到斯大林对毛极不信任，骨子里不把毛看成自己人。赫鲁晓夫亲耳听到过斯大林问他圈子内的同僚：“这个毛泽东是个什么人？我一点都不了解。他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丝毫不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者他根本不想懂。” 对此赫氏有同感，他说，“斯大林通常对毛泽东感到困惑，我也觉得毛的逻辑很难弄清。”
毛泽东背负的这条“人造奶油” 标签流传很广。他显然知道斯大林的说法，而斯大林也知道这话会传到毛那里，没准就是有意说给毛听的。以毛的细致和敏感，不难意识到斯大林本是有意言之。这种 “你知我知” 可以循环下去，从他们的互动中能看出端倪。赫鲁晓夫举了一个例子: “毛请斯大林推荐一位熟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帮助编辑他战争年代的讲话和文章。毛当时正在出版自己的文选，希望有人把关，筛查其中的理论错误。不用说，斯大林很乐意，认为这表明毛无意在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标新立异，而愿意用斯大林的眼光看世界。当然，毛正是希望斯大林这样认为。” 赫氏看出了毛的意图，斯大林当然也会看出；毛泽东同样不会忽略对方能看穿。
尽管赫鲁晓夫认同斯大林给毛贴的标签，却不完全赞同斯大林对毛和中共的做法。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在这方面显示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倾向。赫说自己当政时尽力防止高人一等的姿态，以维护两党两国的关系。当然，我们不会忽略赫鲁晓夫如是说的背景，即他是斯大林的强烈批评者，并断言斯大林种下了苏中破裂种子，努力洗脱当局有关赫氏断送了苏中关系的指责。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鄙夷和反感
赫氏在国际政坛出了名地口无遮拦，言词粗率，这在他的回忆录中活灵活现。尽管他对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乏赞誉，却毫不掩饰对毛的厌恶，其间用语竟不避种族歧视之嫌。看看这一段: “政治是一场博弈，而毛泽东玩起政治来带有一种亚洲式的狡黠，参杂他特有的巧言令色，背信弃义，野蛮报复， 和欺诈。他欺骗我们多年，直到我们看穿他的伎俩。塔列朗 (法国外交家) 曾说过：‘外交家长了一张嘴来掩饰自己的想法。’ 政治家同样如此，而毛深谙此道。记得苏共二十大后，毛说，‘赫鲁晓夫同志擦亮了我们眼睛。他总是向我们传播真理。我们会进行改革。’ 但我始终有所警觉。我知道他什么时候糊弄我们。”
赫鲁晓夫早在 1954 年第一次访华后就断定，“我们跟中国的冲突将无法避免。” 他说，“我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据是访华期间毛的各种言论。在北京访问期间，气氛是典型东方式的。人人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客气和谄媚，但我看透了他们的伪善。我到达时，毛和我热烈拥抱，亲吻双颊。我们躺在游泳池边像老朋友那样聊天。但这都透出一种恶心的甜腻，令人作呕。毛说的话使人警觉。我一直弄不明白他的真正意思是什么。有时我觉得这是因为某种中国特色和中国思维。在我看来，他的言谈有时显得太简单，有时太复杂。”
赫氏没有进一步说明毛当时的什么言论使他预感到后来的冲突。他的回忆谈到两人后来讨论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和毛的 “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的观点。赫鲁晓夫对两者都表示不同意。百花齐放是中国内政，“纸老虎” 论则牵涉国际安全战略，偏偏毛泽东对后者颇有发挥。
1957 年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毛发表了后来广为人知的战争论述：“我们不应该惧怕战争。无论发生什么战争，传统战争也好，原子战争也好，我们终将获胜。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战争，中国大不了失去三亿人。那又怎么样？战争就是战争。随着时间过去，我们会生出更多娃娃。” 赫鲁晓夫回忆说：“我当时坐在孙夫人 (宋庆龄) 旁边。毛绘声绘色的描述引得她笑出声来，毛也笑了，我们跟着附和笑了起来。…… 其他听众却是死一般的沉寂。谁都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一番言论。…… 休会时，波兰工人党负责人哥穆尔卡对这言论表示愤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诺沃提尼说: ‘毛泽东说他准备牺牲六亿中国人的三亿。那我们呢？捷克斯洛伐只有一千二百万人。我们会片甲不留。’ 除了毛以外，所有人都在思考避免战争。那时的主要口号是 ‘争取和平，和平共处’。突然来了这么个毛泽东，扬言不怕战争。”
会议期间，毛泽东还举苏联卫国战争苏军后退到斯大林格勒才反功为例，建议将来苏联遭入侵时应该东撤到数千里以外的乌拉尔，坚守两三年，然后以中国为战略后方反击。赫氏好歹担任过当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政委。面对这貌似宏大的叙述，他看着毛的眼睛，摸不准对方是不是开玩笑，回应说: “我们那时撤退不是出于战术或战略考虑，而是在敌人的攻势前迫不得已。毛泽东同志，你好像相信斯大林在希特勒攻势面前诱敌深入，或者库图佐夫在拿破仑攻势面前有意诱敌深入。两者都不是。我们那时准备不足，几乎亡国。下一场战争不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演。当年是空战和坦克战，而将来的战争会以导弹核攻击开始，不会有战略撤退和三年防守。” 毛表示他不同意。赫氏私下认为毛的宏论如同儿戏。谁也说服不了谁。
经济合作的纷争
赫鲁晓夫回忆中关于两国经济合作的部分，有不少中方得寸进尺、出尔反尔的故事，跟几代国人听到的苏联援华的斑斑劣迹形成对照，诸如背信弃义、单方面终止合同、突然撤走专家等等。这里举一个毛泽东亲自经手的项目为例。
赫鲁晓夫首次访华时，看到中国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而苏联西伯利亚却劳工奇缺。他向毛建议引进一百万或更多的中国工人开发西伯利亚林业，认为这对双方都有利。毛泽东的回应却令人意外。他注视赫鲁晓夫良久，然后收回目光，平静地说：“赫鲁晓夫同志，您知道，长期以来中国被看成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因为失业严重而成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但您要知道，这种看法对我们中国人构成伤害。这个建议竟出自您，这令人很为难。如果我们接受您的建议，会引起外界对中苏关系的误解，认为苏联跟西方资本主义一样看待中国。” 赫鲁晓夫觉得毛是刻意居高临下，但一个直接的建议竟会被拿来跟资本家相比，局面着实难堪。他随后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实在无意制造困难。如果这会伤害中国的民族自尊心，我们收回这个建议。”
随后苏联代表团离开北京到东北访问。返京后，中方有人重新提起这个项目。苏方提醒，毛泽东不赞同这个建议，对方却回应说毛现在愿意对苏联提供帮助，开启这个项目。苏方不免纳闷，说好了的维护民族自尊呢？作为起始建议者，苏方发觉自己处在一种不便拒绝的境地。他们勉为其难，达成协议引进二十万中国工人到西伯利亚。第一期合作完成后，尽管中方一再提出续约，苏方就此打住，推脱说苏联通过国内调节解决了西伯利亚劳工短缺的问题。
赫氏在他的回忆录透露，其实这时苏联有了另一层担心：如果中国劳工的输入成为常态，西伯利亚迟早会成为中国人的天下。看来出尔反尔不是单方面的。
赫鲁晓夫嘲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据赫鲁晓夫观察，中共建政初期一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似乎在提供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范例；但这时毛开始滥用他的权力，雄心勃勃，提出了五年超英赶美。“我们看到这口号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作为领导人，鼓励技术和经济进步固然无害，但在这么短时间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想法太荒谬。”
对中国的人民公社，赫鲁晓夫从马列主义理论原理出发予以批评：“列宁曾经说，农业集体化应该建立在机械化的基础上, …… 而中国不仅没有足够的拖拉机，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木犁。” “将生产资料集体化是一回事，而把个人物品充公则是另一回事，这必然带来难以预见的恶果。” 接踵而来的是中国农业凋零和大饥荒。
工业也搞砸了：“工业设备严重毁损，因为他们声称机械设备的产能设定是 ‘资产阶级观念’，宣扬他们可以获得远超苏制设备技术手册建议的产能，结果是设备寿命锐减。有技术专长的工程技术人员被指责崇洋媚外和搞破坏，被安排去打杂。经济陷入无政府状态。” 土法炼钢的小高炉像瘟疫一样遍布全国。“据说孙夫人家的院子里也有一台，不知道有没有生铁出炉，只听说她拿出一些向来访者炫耀。”
混乱高潮中周恩来向赫鲁晓夫提出：“我们需要有人指点哪里出错和我们该怎样做。” 赫鲁晓夫应请求派出副总理兼国家计委副主任扎夏德科赴华了解情况。他访华后返苏报告说：“只能怪他们自己。我看了一家工厂，平炉、高炉、轧机都一团糟。我召见厂长，来的是个退伍军人。我问周恩来, ‘留苏毕业的钢铁工程师哪里去了？’ 他说他们在农村 ‘重塑无产阶级意识’。看得出周觉得整个局面很愚蠢，但是他无能为力。大跃进不是他的主意。”
赫鲁晓夫这样评估毛泽东的动机：“大跃进是毛泽东的发明，与其他人无关。他想显示一个独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方式。他想向世界展示他的天才领导，尤其是向社会主义世界。”
赫鲁晓夫抨击文化大革命
赫氏严责文革期间对毛的个人崇拜，着墨甚浓。“显然，长期以来毛希望人民不仅把他看成领袖，而且把他当作神。…… 当然，这种现象在我们国家出现过。斯大林在世时，人们听到他的名字就从座位上蹦起来再坐下去，都成了我们的行为文化。…… 毛把他的语录刊印出来，要人人学习，记在心里。我在中国人自己制作的影片中看到，人们像白痴那样反复诵读毛的语录。人类尊严沦落到这种地步，我感到恶心。 ” 他说，“文化革命根本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是与中国党和中国人民直接作对的。”
赫鲁晓夫把毛的文革比作斯大林的大清洗：“这在中国叫做文化革命，而在我们国家，叫做 ‘反对人民敌人的斗争’，半斤对八两。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强化个人独裁；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个人专制，把个人凌驾于无产阶级、党、和自己的同僚之上。” 赫鲁晓夫不认同毛是疯子、已经失智的说法，认为毛精明过人且工于心计，不会在权力斗争中落败。他拿毛的整人方式与斯大林和沙皇作对比。相较之下，毛更接近沙皇的手段：斯大林抓人，沙皇和毛泽东则着重公开羞辱。他列举了他知道的中共高官，惋惜文革受害者，指责参与迫害的人。赫氏赞许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彭真、彭德怀。他对邓小平评论不多但无微词。在赫氏笔下，康生被比作毛泽东的贝利亚，是个屠夫、佞臣；林彪犹如斯大林肃反的另一个帮凶叶佐夫；江青则是打手，以文化的名义不遗余力地迫害文艺人士和知识分子。
不难看出，赫鲁晓夫对这些中国高干的褒贬、划线跟文革后中国官方的重新评价高度吻合。这么说来，当年把一大批 “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说成是 “大大小小的中国赫鲁晓夫”，并非全无道理。他作这些评论时文革尘埃尚未落定，时间上比中国官方早了十年。赫氏比折戟沉沙的林彪早两天去世：1971年9月11日卒，终年 7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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