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风了，只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几天来，我的脑子里老是没来由地闪出瓦雷里《海滨墓园》里的这诗句。此刻我在大理凤凰吧楼上的一间小屋里，床边一扇朝南的窗子，冬天的阳光先照亮对面的雪山，又照亮眼前的屋顶，然后照在我的床上。天空一片碧蓝，只在雪峰上有一团云慢慢飘动，仿佛要飘进我的窗里。窗帘是红色的，被阳光照得热情迷离，我有点超现实的感觉，开始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
初入江湖
八十年代急风骤雨，今天想到的却是云淡天高，那种暴雨涤荡过后的清新、透澈和青春盛筵。马松在《灿烂》一诗中写道：“我与花平分秋色/一灿一烂”，这就是我的八十年代。那是我生命中最明亮、个性最舒展、心灵最纯净的一段，此刻往事浮现，心中还涌起秘密的骄傲和悲悯。
1982年3月，我们叙永一中的三个同学在川大（四川大学）扔进一颗石子，搅动了一池春水。先是许廷杨路过成都，住在我的宿舍里，早我一年入学的浦宁成了化学系的学生干部，并已在写诗。我们三人青春热血，把我们的诗抄在浦宁从化学系弄来的一块黑板上，再把这块黑板竖在学校主要的教学楼文科楼的入口处。我为我们这诗歌板报取名“白色花”，来源于七月派诗人阿陇的诗句：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们要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这刊名充满青春期的悲壮、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是那个时代大学生的主旋律。
黑板报刊出两天后，胡冬敲响了我的宿舍门，我第一次超越同学这个范畴，有了同志和战友。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细节，我从此步入了诗歌江湖。一个月后，我过了十八岁生日。
胡冬是历史系80级的，早在写诗，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因他的掌舵，我们立即以“白色花诗社”知名，有三十多成员。学校当局明显不喜我们的行为，却只是以一些温和的手段干扰我们，到五月份，终于来了一次高潮。
五月的一个周末，诗社郊游回到学校后，看到文科楼外面的墙上有一篇好几页的大字报，署名“战海”，非常严厉地批判我们的诗歌晦涩、灰暗、低沉、不健康等等。随后几周，几十篇大字报贴出来了，除了几篇貌似公允，一边各打五十大板外，其余全是支持我们、为我们辩护。
这局面使我们可以一直置身事外，每天像观众一样看热闹，心里暖洋洋的。我至今也不知道那个“战海”是谁，是某人的自发行为，还是学校当局的授意。我们自己则肯定没有写过或组织别人写过一篇反击文章。这次事件像一阵好风，把我们吹向美妙的云端，我们收获了最初的自信、虚名和成就感。
第三代宣言
1982年放完暑假回到学校，胡冬非常欣喜地告诉我，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暑假期间，他和他的高中校友万夏、廖希聚会时，彼此成了同道。万夏在南充师范学院、廖希在西南师范学院都组织了诗社，并都在各自的学校有着相当的影响和号召力。他们当即决定三个学校要联合起来，第一次聚会定在西师，时间是本年的国庆节。
当时川大还有一个以唐亚平、文雪为首的女子诗社，和我们有着美好深厚的友谊。几周后，胡冬、陈梁、唐亚平和我登上了开往重庆的火车。陈梁是中文系新闻专业的，胡冬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后来成了中国电视界的栋梁人物（现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裁助理，编辑注）。
一到西师，我们立即感受到了有如水浒梁山般的兄弟情谊。万夏带着两个同学也从南师过来了。一大帮子人每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廖希和他的朋友们为了这次聚会，卖掉了手表、衣服以及别的一些值钱的东西。我不知我是怎样融入这种热烈的江湖氛围的，因为那时我滴酒不沾，性情也不豪放。
这场精神狂欢的高峰是在一个黄昏，大家在嘉陵江边点燃篝火，热血沸腾，青春呼啸，真有风云际会的感觉。此前我们已一致决定要成立一个联合的诗社，要办一份刊物，要形成一个新的流派，以区别于当时对我们有着绝对影响的朦胧诗，也提出了很多新的主张。那晚聚会的主旨是命名，一次革命的命名，一代人的命名。我们都自觉是开路先锋，在淘汰了一批各色各样奇奇怪怪的名字后，“第三代人”这个注定要进入历史的名词，得到了与会所有人的首肯。我们的分代简单却格局宏大，1949年前的不算，1949年到文革前是第一代，北岛们的朦胧诗是第二代，而我们是第三代。
地下到地上
八十年代的成都风调雨顺，温和宜人，人民安居乐业，享受着闲散、率性和颓废的生活。诗人在这儿如鱼得水，蔑视金钱和物质，放纵个性和情欲。万夏因此写道：仅我腐朽的一面/就够你享用一生。
朦胧诗以后，成都为中国养育了半数以上的优秀诗人。川大经济系78级的游小苏在一个更成熟的圈子里，有着极高的声誉。他身边的朋友有欧阳江河，我认为他是中国最有才智的诗人；钟鸣，他后来以独特的文体和博学的随笔知名；翟永明，中国最好的女诗人，也是一个谁都喜欢的魅力非凡的女人；学生活动家章署祥，他一直忠于自己的电影理想，最终用章家瑞这个名字拍出了《诺玛的十七岁》和《芳香之旅》。进校不久许晓鸣就介绍我认识了游小苏，我非常喜欢他那些美妙的抒情诗，很快也结识了他身边那些杰出的朋友。此时我也知道在成都附近的沐川，一个青衣江边山水极佳的县城里，天才的两兄弟宋渠、宋炜在写着洋洋洒洒、大气磅礴的诗歌。
在北望的圈子里有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邓翔，他的诗语言质朴，意象清新，完全摆脱了青春的感伤，却又温情脉脉。他的诗行里有河流的流淌、风的拂动和树叶的沙沙声。在我们都还写着“习作”时，邓翔已写出了成熟的诗歌。邓翔是一个完全被忽略的诗人，现成了一个经济学教授，此刻在剑桥做访问学者。我知道他的内心还充满着诗，纯粹的、与声名和虚荣无关的诗。
1984年春天的某天，胡冬找到我，说他和万夏还有李亚伟一拨，开始在写“莽汉”诗歌。不久，胡冬就写出了《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他最终是乘着飞机去了伦敦，一去就是二十年，很决绝地和国内的朋友和诗歌再无联系。
胡冬毕业后分配到天津，万夏却回来了。初回成都的万夏浑身充满创造力和才气，写诗、画画、拍照片、搞音乐，到哪儿都像一阵风一样。我的诗歌江湖也渐渐从各大学扩展到社会上，和周伦佑、廖亦武、杨黎、蓝马、石光华、杨远宏等人有了交往。那时，成都的诗歌领袖是以现实题材诗《不满》出名、后又和朦胧诗混在一起的骆耕野。
在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群人的写作都处于一种地下或民间状态，我们习惯称呼体制内的诗人为“官方诗人”，体制内的诗歌为“官方诗歌”，并对他们有着诚实的不屑和蔑视。我们可能没有发表一首诗，但内心却很骄傲和强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大师，或在向大师看齐，正在写着能进入历史的诗歌。“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的成立，表示我们开始要从地下合法地浮出来。
江湖争斗
“诗协”一开始应该是由周伦佑控制的，他推骆耕野做会长，欧阳江河和黎正光是副会长，周本人是秘书长，掌控实权。万夏、杨黎、我，以及另外几个人是副秘书长，还有好几十个理事和众多的会员。
没多久，万夏和杨黎到川大找我，要我和他们一起革命夺权。密谋的计划是趁周伦佑不在（周在“诗协”成立后就回西昌了），通过正常的选举程序，将欧阳江河，黎正光，特别是周伦佑拉下马，由杨黎和我任副会长，万夏做秘书长，并且立即出版我们的会刊。由于我掌控了半数以上的选票，我们很轻松就达到了目的，那一年，我们都刚刚二十岁出头，激情和阴谋仿佛都是与生俱来的。
周伦佑闻讯星夜赶回成都，他特别不能原谅杨黎和万夏对他的背叛，据传这二人对他表过忠心，他才放心离开成都并准备在西昌遥控。接下来的一切让我大开了眼界。骆耕野一开始是接受这个选举结果的，待周伦佑赶回成都，他才知道一切是出于我们的预谋。一次，骆耕野、江河、周伦佑，还有我们三个在万夏家里僵持了一个通宵，老骆紧紧抱住他那个装有诗协公章的公文包，每个人的脸都紧绷着，各怀心事，谁也不说话。我当时忽然有个荒谬的念头，觉得这就是政治吧。
整个事情像一幕闹剧，最后我们两败俱伤，不知是钟鸣还是石光华接任了诗协的秘书长。万夏用他短暂掌管过的公章为印刷厂开了证明，编辑并印发了《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据说这是中国第一本铅印的体制外诗人作品集，影响很大。而那个“诗协”一蹶不振，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在1984年至1985年，四川的诗人们纷纷有了集体的归属。江河、翟永明、钟鸣、柏桦和张枣，先是被称为“四川五君”，后来孙文波又把自己和廖希加上，自称“四川七君”；李亚伟、胡冬、万夏、马松等人的“莽汉派”已结成正果；宋渠、宋炜、石光华、刘太亨搞起了“整体主义”；周伦佑、杨黎、蓝马等搞起了“非非主义”，尚仲敏和王琪博也在重庆弄“大学生诗派”，并印了一张“大学生诗报”。而我自己却像是江湖里的孤魂野鬼，无门无派，无归无属。
成熟与迷茫
大学毕业，我开始进入社会了，却毫无准备，很快我感到了巨大的不适应，自由的天性囚禁在体制里，我从天空坠到地上，感觉到生命的渺小和无助。
1987年，我在一次体检中查出肝功能有问题，我顿觉危如朝露，痛感生命的无常和脆弱。我被隔绝在传染病院里，一个上午他们用一根又细又长的钢针，一下子穿刺到我的肝上，可能是要取一点东西下来化验。整个过程很快，不疼痛，却感觉异常恐怖。我外表平静冷漠，带着列维坦传记和蒙森的罗马史在里面阅读，内心却荒凉到极点。
我就这样经历了1987年惨痛的人生。现在看来都是些小事，但当时确实让我痛到了骨头，之前那些灿烂如花的岁月在那儿彻底结束了，我陷落在现实里，对生活和未来一片迷茫。
我想，我的青春热血在1987年已被耗尽。1988年初，我以“停职留薪”的名义，离开了我的单位，再也没回去过，从此开始游离在各种体制之外。
回到成都后，我即写出了《字的研究》，这是一首值得纪念的作品，然后就进入九十年代了。物质和财富成了新的主角，我重新开始学习生存，接受命运，习惯卑微。
当“一生的理想，在窗外/冻成了一颗霜粒”时，醇酒美人就成了我们无奈而美好的归宿。
再往后的事，离我太近，我还有点梳理不清楚。
这个世界以加速度变化着，好多东西都一去不复返了——童年时清澈的天空和河流，年轻时纯粹的友谊和情怀，也包括那些优雅理想和伟大志向。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疯狂和想象力，我应该谦卑地与生活达成和解。
我对汉语诗歌已没有那么大的抱负，但梦想还在。我会以一种完全自然的方式坚持一些东西，无所谓成败。面对人生的虚无，如普希金所说，我不再期望激情和幸福，但求享有平静和自由。
这已经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