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樊畿先生与丁石孙先生在圣塔芭芭拉加州大学
2010 年春，樊畿先生逝世，丁石孙先生建议我，写一篇追思樊先生的文章。我于是写了这篇“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刊登在那年9月7号的《文汇报》上。该报当日发了一个特刊，隆重纪念这位举世闻名的华裔大数学家樊畿先生。樊、丁二位先生都是我的业师，曾经与我过从多年。2019年，丁师也不幸逝世。2020年10月12日是他的周年祭，我又写了这篇文章，记述我与丁师逾40年、樊师30年间交往之点滴，以缅怀二位先师。
前辈数学家们，尤其是我的师长们日渐凋零。一想起他们，每每怅然若失，孤寂悲凉之感油然而生。曾经交往二、三十年的师生，如今天人永隔。环顾左右，竟再也看不到先师们身上的那种风骨与气度；那种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诚挚坦率与古道热肠。先师们讲话，未必句句正确，但字字诚实、发乎内心；行事未必件件明智，但处处中规中矩、恪守孔孟之道。先师们既有上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范，又各具独立人格。樊、丁二位先生之间有长达30年的交往，其中有我亲历、参与。
丁师是我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启蒙老师之一，他教“高等代数”这门基础课。先生讲课之精彩是全校有名的。虽然他带着讲义来到课堂，但只是把它放在讲桌上，讲课时从来不看一眼，即使是在讲解那些很长的定理证明时。先生绝非简单的背讲义，而是边想边讲，为的是引导学生跟着他思考。丁师跟我说过，他宁可冒着“挂黑板”（意思是说：一时讲不下去了）的“危险”，也要把完整的思维过程展现给学生。上过丁先生的课，我受益终生。丁师后来出任北京大学的校长，有口皆碑，公认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北大最好的校长。后来丁师从政，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就离开了北大。但他和北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心从来没有离开北大。
丁师与我交往40多年，直到他病重入院，不能再打搅。他与我共同参加过很多次专业会议与社交活动，有时在国内，有时在美国。为了向众人介绍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有句经典“台词”，“袁传宽是我的学生，我儿子是袁传宽的学生”。丁先生的大儿子在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读书时，学“实变函数、泛函分析”，我是那门课的老师。丁师这句话近似于“绕口令”，每次都引发听众的笑声，其平易近人和幽默风趣，可见一斑。他喜欢把欢乐和轻松带给他人。
当年北京大学的小学生
樊先生拍摄的丁师与我
樊畿先生则是我在圣塔芭芭拉加州大学（USCSB）读博时的老师。从做他的学生与助教开始，直到指导我选题、写博士论文，发表我的数学文章，樊师在我身上花费了巨大心血。我当年曾孤身一人赴美留学，多少个年节假日都是在他家过的。经常都是老师母，亲自下厨招待我。可以说，我踏破了他府上的门槛。
丁先生拍摄的樊先生，樊师母与我
1996年，樊师夫妇北上，特意到我家看我们。茶余饭后，樊师开始跟我谈数学。说着说着，他从面前的茶几上随手抽出一张餐巾纸，写下他最近刚刚证明的一条定理，全然是正规的叙述，条件和结论陈列得一丝不苟，清清楚楚。那年恩师82岁！他没有停止工作，数学与他相伴终生，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樊先生，师母来我家
2010年，在樊师逝世后几天里，母校USCSB数学系，连续发来有关樊畿教授缅怀活动的通讯，其中包括学校决定在当年4月份、举办大规模追悼会的通告。斯涛坡（Jeffery Stopple）教授，时任数学系的系主任，约我参加追悼会并告知：校长杨祖佑教授和他本人都将发表追思感言，希望我代表樊先生的学生们致辞。樊师终生从事数学研究，直到90岁还有文章发表。他执教逾40年，教过的本科生不计其数，带过博士生22名，指导各国访问学者89人，真是桃李满天下！追悼会理应有学生代表缅怀恩师教诲，我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斯涛坡。
追悼会不在大学校内，而在圣塔芭芭拉市中心举行，因为众多的来宾不仅仅是学校的，还有市府政要以及樊师生前的各界友人。在校长和系主任致辞后，我追忆了樊先生讲课的特色以及趣闻等等，特别谈到：他82岁那年到我家做客时，用餐巾纸写出他最近证明的一条定理。我复述了那定理，因为在座的数学家很多。非数学专业的来宾当然不知我所云，好在我有话在先“暂请各位忍耐一分钟”！我的致辞当然是用英文，但最后的一段话，我是对着棺木里樊畿先生说的，因此就特别用母语中文。樊师生前和我，除了谈数学，一般都是讲中文的。我那天必须向先生致歉，因为没能实现他的一个愿望。他原希望我，把他的“拓扑群”讲义整理出来，而且一定要用中文写出。我要告诉先生，中文版的“拓扑群”讲义，我已经写好了初稿，原本希望能在课堂上讲个两三遍，再做加工后定稿。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机会用中文讲这门课，致使计划半途而废。会后，UCSB数学系戈斯滕（Larry Gerstein）教授的夫人对我说：你讲最后那段话的时候，我哭了！她不懂中文，是语言传递的感情超越了语种界限。追思会肃穆庄严、隆重感人，为这位举世闻名的大数学家精彩美丽的一生，落下帷幕。
此外，美国数学会在其会刊上，专门发出讣告和纪念专文；UCSB为樊畿先生的去世，降半旗致哀；世界各国的数学家们，以各种方式怀念他，有的出版“纪念专刊”，有的举办专门的学术研讨会，有的发表文章。樊畿先生的逝世震惊了全球的数学家！
中国是樊畿先生的祖国，杭州是他的出生地，北京大学是他的母校。中国数学会，联合北京大学数学院，成立了樊畿先生纪念筹备委员会。丁石孙先生挂帅，当筹委会主任；北大的张恭庆院士为副主任。筹委会决定在八月的北京，召开一整天的纪念会，上午大会主题发言；下午座谈，与会代表纷纷缅怀追思。毫无疑问，这个纪念会是当年中国数学界的一件大事。在京数学界院士们，北大、清华、北师大以及全国诸多高校的数学家们、学子们以及樊先生亲属等300人参加纪念大会。
筹委会指定我作大会专题报告，全面介绍樊畿先生的学术与教学成就。这任务曾令我寝食难安。纪念大会上介绍他的成就当然是必要的环节。问题在于，这位大数学家终生从事数学研究，罕见的渊博，涉猎的领域太宽了。粗糙地算算，现代数学大约有40来个分支。按樊先生自己的话说：除了“微分几何”和“统计”，其它分支他都“碰过”！而据我所知，凡是樊师“碰过”的领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以“KY FAN” 冠名的引理、定理、等式、不等式等等，随处可见。我才疏学浅，仅仅熟悉先师中年以后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拓扑群”与“非线性分析”这两大分支。完成筹委会的任务，我力不从心！这个题目的报告人，该是一位更为熟悉樊畿先生的数学家才好！我跟张恭庆先生说了我的难处，请求容我另找人来做这个报告。我先后试着约请美国和日本的两位知名数学家，他们从年轻时就追随樊先生，在各自的领域里辛勤耕耘几十年，成就斐然。不料，他们知难而退，坦率和礼貌地拒绝了我。何以找不到一位合适的数学家担当此任？道理其实简单，就因为樊先生长寿，活了近96岁。而他同时代的数学家们，尤其是曾经合作过的，都已作古。樊先生曾跟我说过，有一次陈省身先生（另一位很长寿的、著名华裔大数学家）跟樊师聊天时发感慨：“现在咱们认识的人，大都是死人啦！”
张恭庆先生打来电话：“传宽，丁先生和我商量过了，就是你了。不要再推了！”语气是命令式，传达的信息再清楚不过：没商量！丁、张两位都是我的师长，我实在无路可退，唯有知难而上！几乎一个月，我足不出户，努力做准备，一门心思报答樊师栽培之恩，为纪念会之成功全力以赴。斯涛坡教授慨然相助，对樊畿先生的部分学术成就，字斟句酌写下精炼的评价；UCSB数学系办公室的秘书们帮我核对重要的数据；我的同门师兄们告诉我、他们记忆中恩师的有趣故事；樊师的亲属们为我提供了先生宝贵的早年照片。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演讲难免挂一漏万，也很难做到准确无误，遑论“雅俗共赏，扣人心弦”（我为自己预设的目标）。在一个小时内，我从三个视角，尽量准确地向大会描绘先师的生平与成就：一位天才勤奋、渊博高产的大数学家；一位受学生爱戴、尊敬的导师；一位传统纯粹的知识分子！
纪念会后，遵照北大数学院和张恭庆院士的建议，我又用中、英文写了两篇不同侧重的文章，缅怀这位天才大数学家的学术成就，颂扬他那勤奋忘我，一生埋头学术的纯粹知识分子的风骨。两篇文章在2011年分别刊登在北京大学主办的《数学进展》与Springer出版发行的《Frontiers of Mathematics in China》上。至此，丁石孙和张恭庆两位先生交付我的任务基本完成,我肩上的或者说心上的那副担子,终于可以放下了。登在《数学进展》的综述文章，题目是“樊畿—为数学而生，数学乃是他的生命”。文章里我再次引用了丁师的一段话，作为“引言”。这段话是他在2007年，为我的另一篇文章特意写的，容我稍后仔细交代。
发表的两篇综述文章之首页
樊畿先生纪念会的重头，是丁先生作开场主题报告。他坐在轮椅上，警卫员把他推上讲台。丁先生有条有理地追忆樊畿先生和他的交往，直至晚年。两位先生多年交往，不仅是公务与学术往来，私谊也很深厚。他们是惺惺相惜！丁先生在台上平静地叙述往事，有些是我亲眼所见，顷刻浮现脑海．．．．．．。
丁先生的主题报告
1983年，丁师完成了在哈佛大学一年的学术访问后，专程到加利福尼亚看望两位前辈数学家，陈省身先生和樊畿先生。丁先生要来圣塔芭芭拉了，樊师要我陪他去火车站迎接，我当司机，开的就是我在美国买的第一部“二手车”！那三天里，我还陪二位，参观UCSB和她的数学系。樊师是“导游”，我仍然是“司机”。他们随走随聊，我没能记录下他们的谈话内容。二位的话题一会儿一变，诸如大学的评价，美国乃至欧洲的各名校数学之所强，曾经独领风骚的欧洲数学被美国数学赶超，俄国数学至今不容小觑．．．．．．。
他们二位见面机会并不多，更难得如此轻松愉快地畅谈数学和教育。其实，他们互相倾慕，神交已久。樊先生抗战期间，从昆明的西南联大考取“庚款留学”计划，名列榜首，选择去法国追随大数学家弗雷歇（Maurice Fréchet），专攻“抽象分析”。二战后先生进入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继承并且突破了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等等大数学家们的工作，一跃而成为世界级的大数学家，他也是北京大学的骄傲。丁先生1950年从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后来转入北京大学，是当时的“数学才俊”，名声鹊起。在丁师的那个时代，他不可能一心钻研数学，人格正直和行事干练使他成为北大行政工作的翘楚。“文革”后他担任北大数学系系主任，拨乱反正，建树良多，好评如潮，是“北大最好的系主任”。此时推举他做“北大继任校长”的呼声在燕园渐起。1980年前后，樊畿先生接受北京大学邀请，计划回国访问讲学。丁先生作为系主任，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直到一切就绪，遗憾樊师突然染病，未能成行．．．．．．。
这次丁先生来访圣塔芭芭拉，樊先生坚决把他留住在家里，说：“为的是多聊聊”。樊师把自己的卧房让出来请丁师住，自己在书房搭个行军床。老师母下厨，一日三餐，顿顿中国风，说：“让丁先生感觉在家里一样”。樊师接待过来访的国内数学家很多位，丁师是唯一被他留在家里住宿的客人。丁师过得很放松，很愉快，私下跟我说：“樊先生出国半个多世纪了，想不到他家烧的饭，还是地道的中国味儿！”
我理解樊师对于母校特殊的感情，并且强烈共鸣。有一次他给我讲起北大数学系的掌故,谈到了第一任系主任冯祖荀先生与第二任系主任江泽涵先生时，不无深情地说：“冯先生、江先生为中国现代数学的启蒙与发展所作的贡献，是我们这代人中的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尽管我们这些人曾在数学上作过不错的工作，成了在国际上有些名气的数学家。”还说：“没有冯先生、江先生就没有我，也没有你，也没有这么好的北大数学系！”他这样说是因为樊师和我都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 我觉得“母校”这个概念，真是既抽象又具体，她是和沙滩红楼，未名湖，博雅塔，从京师大学堂到现代北京大学的筚路蓝缕，还有校园内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德高望重的学术引路人，等等融为一体的。樊师把丁师，既视为母校的象征，又是学术界敬重的同行，更是志趣相投的朋友！
樊师虽然去国多年，始终心系母校和惦念故旧、同事、朋友们。他的藏书丰富，UCSB校方对于这批弥足珍贵的文献不无期待，明说：任何时候需要找人帮忙清理图书，樊教授一句话！谁都知道这是有钱都买不到的无价之宝。这次在圣塔芭芭拉的会面，樊、丁二师共同做了一个大决定：樊畿先生将把自己50多年积累的全部书籍和期刊，悉数捐赠北京大学图书馆。那时，北大不仅图书资料缺乏，尤其是学术刊物断档多年。樊先生的捐赠，不啻雪中送炭！
1989年5月下旬，樊畿先生接受国内北大、清华、北师大和科学院的联合邀请，在去国五十年后重返古都北京。6月3号樊师访问北大，学校要举行“名誉教授授予仪式”，接着樊师以学术报告作答。然而那天，正值北京社会动荡高潮，人心惶惶。身为北大校长的丁师，要应对上下左右各个方面的督促甚至责难，各类棘手的问题摆在他面前，学生包围着要他“表态”．．．．．．。举办仪式的时间到了，丁师暂且放下那几乎令他身心俱疲的千头万绪，准时地来到会场，精神抖擞地为樊畿教授颁授证书，并一如既往发表感情充沛的演讲，直到听完樊师的精彩学术报告。丁师那时是什么心情？我猜，是焦虑与担忧交织。焦虑，因为面临的问题困难无解；担忧，因为爱护学生却无能为力。在会场上，在樊畿先生和会众面前，他不露声色，尽显困难局面下的沉着与大度。他作为一校之长，心里一定清楚极了，什么才是北大的根本？这也足见樊先生在他心上的分量：樊畿是北大的瑰宝！
在樊师生前，我就写过一篇回忆他的文章，因为当时国内的数学家对他知之不详，我想做一点介绍。丁先生很鼓励我，仔细读了我的初稿，提出修改意见，还言简意赅地写了一段话，作为我文章的“引言”。他是这样写的：
“樊畿先生是上个世纪早期北大数学系毕业生，现在已经很少人还知道他。他回国的机会比较少，他的很多情况更不为人所知。实际上，樊先生的数学成就是十分杰出的，他对祖国的感情也是深厚的。
袁传宽是樊先生晚年的学生，现在他把樊先生的一生作了简要的介绍，这对于让更多的人了解樊先生的为人和学术成就，学习他的治学和爱国精神，都是有好处的。”|
这篇散文发表后，我竟一发不可收拾，又接连地写了另外11位中外科学家的故事，都刊登在《人物》期刊上。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我的散文集，定名《走近大师，１２位科学家的美丽人生》。我请丁师为我的书作序。丁先生那时写字手开始发抖，他就在原先为我写的那段引言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段话，并签上他的名字。
樊师90岁后，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我几次到圣塔芭芭拉、先生府上探视。他的思维仍旧清晰，床头堆着数学书。那时，丁师自己也不良于行，需坐轮椅，还得要警卫员扶持。他依然惦念大洋彼岸的樊畿先生，每次我回美国，都命我代为问候，回来再给他报告近况。2007年，丁师的两册书《丁石孙自述年谱》与《丁石孙有话说》出版了，他尽量控制着发抖的手，慢慢地在扉页上签名，命我带到樊先生床前。二位恩师间的纯正而醇厚的友谊，是人间罕见的君子之交，十分感人！
内子郝凤琪是我同班同学，一起看望丁师
探视樊师，送达丁师著作
聆听着丁师的报告，往事一幕幕闪现。“樊畿先生是北京大学的骄傲，也是中国数学家的骄傲！”这是丁先生在纪念会作报告的结束语。11年前，丁先生在北京大学授予樊先生名誉教授的情景，突然闪现在我眼前。那时的丁师何等精神抖擞！如今他已然沉疴缠身，却硬撑着率领我们，仍然是在北大，在樊先生的母校，举办了这个追思纪念会。我的眼睛开始模糊了．．．．．．。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位数学家、教育家之间的深厚友谊，跨越大洋，超越时光。两位皆高才大度，他们间的深情厚谊，堪称“君子之交淡如水”，清澈、恬淡、美好、绵长，终生不渝！
